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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说，“好，信息收悉。”
“你真的没事？”
“我那本书读起来像有问题吗，哈罗德？”
“啊呀，没有，那个故事棒极了。你最好的一本，我跟你说啊，真是好看，绝对很有他妈的文学价值。索尔·贝娄如果也写浪漫悬疑小说，文笔也大概就是这样。只是……你接下来的一本不会有问题吧？我知道你一直很想乔。唉，我们谁不——”
“没问题，”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接下来又是好长一阵子没声音，我硬憋着不先说话。最后，哈罗德开了口：“格里沙姆可以封笔一年，克兰西可以封笔一年，托马斯·哈里森呢，封笔好一阵子正是他神秘的所在。只是你目前的地位，绝对没有顶尖的那一批人好，迈克。在下面的作家每一个都要和五个人竞争。你也知道他们是谁——唉，他们一年里有三个月都在当你的邻居啊。有人往上走，像帕特里夏·康韦尔的前两本书就在往上爬；有的人则是往下掉；有的人持平，像你。若汤姆·克兰西要封笔五年，之后再让杰克·莱恩重出江湖，绝对还是声势不减，没人会有异议。但若换你封笔五年，可能就根本没办法东山再起了。所以，我建议——”
“有花堪折直须折。”
“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就互道再见。我坐在书桌前的座椅上朝后再多靠一点——差一点就要朝后翻过去——看着我们在缅因州西部的度假别墅。“莎拉笑”，听起像白发苍苍的“霍尔奥兹”唱的老民歌。说真的，我没乔那么喜欢那地方，但差距也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为什么要躲着不去呢？比尔·迪安会替我们照顾那地方。每年春天都替我们把防风板拿下来，到了秋天再放回去；每年秋天都替我们把水管排干，到了春天再检查看是不是还可以用。他帮我们检查发电机，注意维修的签条是不是到期了；一过阵亡将士纪念日，就去帮我们把浮台拉到我们那一块小海滩外五十码的地方固定好。
一九九六年初夏，比尔帮我们清过烟囱，虽然木屋的壁炉有两年没升过火。我按季付钱给他，那边替人看房子习惯这样收钱。比尔·迪安是世居新英格兰不知多少代的人，只把我给的支票兑现入账，从不过问我为什么再也不到那木屋去。乔死后，我只去过那里两三次，从不过夜。幸好比尔这人不会多问，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甚至不太想得起“莎拉笑”那地方，直到和哈罗德聊过这一次。
想到哈罗德，我把视线从照片移开，回到电话上去。想想看，若我跟他说，是啊，就算我走下坡那又怎样？世界末日吗？拜托，我又没老婆孩子要养——我老婆死在药店的停车场；你若想知道的话（搞不好你还不想知道），我们两个想得要命也等了那么多年的孩子，跟着她一起走了。我这人又不渴望出名——要是只上得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下半截的作家也算有名的话——晚上睡觉也不会做把书卖进读书俱乐部的春秋大梦。所以，干吗呢？我干吗烦这些事？
但这最后一句话，我倒是有答案。因为，跟他讲这样的话，感觉像是弃械投降。已经没了妻子，又没有工作，我就成了废物一个，独居在一栋已经付清钱的大房子里，成天啥也不做，只在午饭时玩一玩报纸上的填字游戏。
于是我硬着头皮继续过我滥竽充数的作家生涯。我把“莎拉笑”丢到脑后（或者说，我脑子里不想去那里的一部分硬把那地方给深埋了起来），在德里又过了一个汗流浃背、凄凄惶惶的夏季。我在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上面装了字谜程序，开始搞我自己的字谜版本。我加入我们那边的“基督教青年会”任临时董事。替沃特维尔的夏季艺术节大赛当评审。替地方的游民收容所拍一系列的公益电视广告；这一处收容所摇摇欲坠，快要倒闭了。甚至还在收容所的理事会打过工（有一次在收容所理事会的公开会议上，一个女人说我是堕落者的益友。我回答她，“谢啦，正中下怀。”引来一阵如雷掌声，可惜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懂那掌声所为何来）。我试过几次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五次过后就放弃了，因为那位咨询师自己的问题似乎比我还严重。我赞助了一个亚洲小女孩，还加入社团玩保龄球。
有时，我还是会写写看，但每次一试，我的身体就会马上锁死。有一次，我想挤出一两句来（管它怎样的句子都好，只要是我大脑刚出炉的新鲜句子就行），却落得捧着字纸篓大吐特吐，吐到整个人像要没命一样……到最后只能从书桌和电脑旁边逃开，四肢着地，拖着身体在厚厚的地毯上爬，等爬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才觉得好过一点。我扭头还看得到电脑屏幕，但就是没办法朝它靠过去。后来我是闭着眼睛摸到电脑前面去关机的。
那年夏末的那一阵子，我想起丹尼森·卡维尔的次数愈来愈多。他就是居中帮我和哈罗德牵线的那位教过我创意写作的老师，给《二即是双》的评语明褒实贬。卡维尔说过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这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兼诗人托马斯·哈代说的。或许哈代的确说过，但我从没找到过出处。《巴氏常见引用语辞典》里面没有，哈代的传记里面也没有——我在出《从巅峰直坠而下》和《威胁之举》的空当，读过哈代的传记。我觉得这可能是卡维尔自己编出来的，伪托在哈代名下，以提高分量。但这一招，老实说我自己也常用，不好意思。
不管怎样，在我的生理出现惊慌反应，大脑冻结成冰，也就是在我和可怕的锁死感觉奋斗的时候，我想起那句话的次数愈来愈多。那句话似乎说中了我心底的绝望，道破了我愈来愈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提笔写作的彷徨（真惨，“带把的安德鲁斯”竟然被写作障碍打败）。而且，那句话也像在跟我说：不管我下怎样的功夫去改善我的状况，就算有效，也属徒劳。
依悲观的老丹尼森·卡维尔的说法，怀抱创作理想的小说家一定要从一开始就看清楚这件事：小说创作的目标，永远非他所能企及；小说创作这件事，纯属徒劳无功。“在大地上真正行走过、投下过身影的人，就算再愚笨不过，”据称哈代说过，“小说里刻画得精彩绝伦的角色一经比对，也不过像是一袋白骨。”这句话我懂。因为，在那一阵无止无休、支离破碎的日子里，我的感觉就像：一袋白骨。
昨晚我又梦回曼德雷。
我从没读过还有哪一本英语小说开场的第一句话，比这一句还要更凄美，更荡气回肠。而一九九七年秋到一九九八年冬这期间，我会不时回想起这句话，不是没有理由。我梦到的当然不是曼德雷，而是“莎拉笑”。乔有时叫那座木屋“迷藏屋”。这样子叫它我觉得还不错，因为那地方深居缅因州西部的树林里，连小镇也不算，不过是一块还没划归行政区的小地方，在缅因州的地图上只标作TR-90。
我做的那一连串梦的最后一场，是噩梦。但直到那一天，那些梦都还有超现实的简洁感。每一次做梦时，我就会醒来想要打开卧室的灯。我首先要确定，现实里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才敢再次入睡。各位也知道风雨将来之前的感觉：万物屏息不动，颜色变得特别鲜明，像发高烧时看东西的感觉一样。我冬天梦到的“莎拉笑”就是这样，而且每一次都留下并非不适的感觉。昨晚我又梦回曼德雷，有时我心里会这样想；有时我会躺在床上，开着灯，听着屋外的风声，眼睛在卧室幽暗的角落里逡巡，心想那吕蓓卡·德温特并不是淹死在海湾，而是淹死在旧怨湖里。她沉入湖里，嘴里不住咕嘟冒泡，身躯逐渐瘫软，怪异的黑色眼眸涨满了水，湖面的潜鸟在日暮的幽光中幽幽长鸣，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有时，我会从床上起来，喝一杯水。有时，我在确定自己的确实所在之后，就关掉灯，翻个身再回去睡。
白天我倒是绝少想起“莎拉笑”。要过相当久的一段时间，我才会想到这还真的要有事情很不对劲，才会让一个人在醒着跟睡着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