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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我当时会做那样的梦，跟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一九九七年十月打来的一通电话有关。哈罗德打电话来，明里是要恭喜我《达西的求爱者》即将出版；这本小说不只是好看得要命，还包含了不少发人深省的东西。但我私下猜想，他要讲的至少还有一样别的——哈罗德这个人一向如此——而我猜得没错。他前天和德布拉·温斯托克吃过饭，就是负责我作品的那位编辑。两人谈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出书计划。
“看起来有一点挤，”他说，这“挤”指的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季书单，尤其是“小说类”。“多出来几本意外的产品。迪安·昆兹——”
“我还以为他都在一月出书。”我说。
“是这样没错。但德布拉听说他这一本可能要延迟，他要多加一点东西进去。还有哈罗德·罗宾斯，他的《掠食者》——”
“大事哟。”
“罗宾斯的书迷都还在啊，迈克，都还在。你自己不也说过不止一次，小说家的创作曲线是很长的。”
“嗯哼。”我把话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坐在椅子里面再往后靠一点。这时，我就一眼瞥见了书桌上的“莎拉笑”照片。那一晚，我会再到“莎拉笑”一趟，在梦里去，而且还会待得更久、更靠近一点。讲电话时我自己并不知道。那时我知道的只是：我满心巴望这狗屁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别啰嗦了快讲重点。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耐烦，迈克老弟，”哈罗德说，“我是在你正忙的时候打来的吗？你正在写稿子吗？”
“今天的份才刚写完，”我说，“只是在想午餐。”
“那我速战速决，”他跟我保证，“你就忍着我一点吧，这很重要。明年秋天会多出五个我们想都没想到的作家也要出书：肯·福莱特，据说他那一本会是他继《针眼》后最好的一本……贝尔瓦·普莱恩……约翰·杰克斯……”
“这几个没一个是和我在同一块场子里打球的嘛。”我说，但我知道这不是哈罗德要讲的重点。哈罗德要讲的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只有十五个席位。
“那琼·奥埃尔呢？她终于要出她穴居豪放女史诗的下一本了。”
我坐直了身子：“琼·奥埃尔？真的？”
“唔……还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很可能。最后还有这一位，你绝对不能小看，玛丽·希金斯·克拉克也有新书要出。我知道她在哪一块场子里打球，你也知道。”
若是早个六七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气得七窍生烟，觉得自己有不少东西要赶快保住。玛丽·希金斯·克拉克是真的和我在同一块场子里打球，抢的是同一批观众。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个排出版时间表，一直会注意刻意错开，免得相撞……这对我的好处绝对比她大，我跟你说。放我们两个单挑的话，准是她给我好看。已死的吉姆·克罗斯就很聪明，知道别去拉超人的披风，别去迎着风吐口水，别去扯独行侠的面罩，别去招惹玛丽·希金斯·克拉克。反正只要是迈克·努南，就千万别干蠢事儿。
“怎么会这样？”我问。
我不觉得那时我反问的口气特别让人感觉大事不妙，但哈罗德回答的口气却很紧张，结结巴巴的，活像给人送噩耗的信差生怕被炒鱿鱼或拉出去砍头。
“我不知道。可能是今年刚好多生了一个点子吧，我猜。这也不是没有的事，我听说过。”
既然我自己就会生“双胞胎”，也就知道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只好问哈罗德他打算怎么办。要他快快放下话筒，好像就这一招最快，最简单。他的回答也没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他和德布拉两人都希望——遑论普特南其他的人——他们在一九九八年夏末的时候，能出版一本我的书，这样就会领先克拉克女士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一两个月。届时，普特南的业务代表就可以在十一月圣诞节前好好再推我这本小说一把。
“他们一贯这么说啊。”我回他一句。我跟大部分的小说家一样，从不相信出版社的承诺（而且，这在已经出头的作家和出不了头的作家没什么两样；可见这想法，以及业界司空见惯的“自由浮动型偏执狂”，不是没有道理）。
“我想这件事你该相信他们，迈克。《达西的求爱者》是你旧合约里的最后一本，别忘了。”哈罗德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很想要和普特南的德布拉·温斯托克、菲莉丝·格兰两人谈判新约。“重要的是，他们对你还是很满意的。如果他们能在感恩节之前，看到印了你大名的新书，我想他们准会更满意。”
“他们要我在十一月就交出下一本书的稿子来？就是下个月？”我尽量装出质疑的口气，我自以为可信的质疑口气，装作我没有一本叫《海伦的承诺》的稿子在我租的保险箱里躺了近十一年。这是我收藏的第一颗果子，在那时候也已经是仅剩的一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