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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电显示是941区号。杜马岛所在区域。我查过了。”
“现代科技啊，我跟不上趟儿啰。孩子，你好吗？”
“好。这问题该问你，你好吗？”
“我挺好的。实际上，比挺好还要好。”
“你雇的那家伙——”
“他都搞定啦。床铺好了，冰箱里满当当的。我到了这儿，一口气睡了五个小时的午觉。”
这时有了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听来却比先前更担心了。“你没有多吃那些止痛药吧，有没有？因为复方羟氢可待因理论上就像特洛伊木马。倒不是我跟你啰唆，我知道你都了解。”
“没有多吃，我严格遵照医嘱，服用应有的剂量。事实上——”我打住了。
“什么，爸爸？什么？”现在，她听来差一点就要抢辆出租车再劫架飞机过来。
“我刚反应过来，五点钟该吃维柯丁……”我看了看表，“而且，八点该吃复方羟氢可待因。我惨了。”
“痛到什么程度？”
“吃几片泰诺就行，不怎么疼。至少到午夜没问题。”
“可能是气候转变的作用，”她说，“还有午觉。”
我不怀疑这两点有抑制疼痛的功效，但我觉得不止是因为这些。或许很疯狂，但我想到，画画也有用。事实上，我基本能确定。
我们聊了一会儿，觉察到她语音中的担忧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快乐。我猜得到，她一直在接受一个事实：父母双亲真的要分道扬镳了，这事儿不是说说而已，睡一觉醒来也不会烟消云散。但她答应帮我给帕姆打电话，还要给梅琳达发电邮，让她们知道我仍好端端地活在世上。
“你那儿没法发电邮吗，爸爸？”
“可以，但今晚你就是我的电邮，小可爱。”
她大笑起来，吸一下鼻子，又接着笑。我想问她是不是哭了，但转而一想，大概还是不问为好。
“伊瑟？你该去忙你的事了，甜心。我洗个澡就去睡了。”
“好的，不过……”停顿，然后一吐为快，“我讨厌想你的时候要一路想到佛罗里达而且你还独自一人！你洗澡时说不定会跌倒！这样做不对！”
“甜心，我很好。真的。那个小伙子——他叫……”飓风，我想，天气报道，“他叫吉米·坎托里。”还不对，进对了教堂坐错了位。“杰克。我是说，杰克。”
“不是一码事，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想让我过去吗？”
“除非你想让你妈把咱俩都剥了皮痛打一顿，”我说，“我只想让你待在现在待的地方TCB，亲爱的。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好吧，但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不许做傻事。”
“不做傻事。命令收到，休斯敦。”
“啊？”
“没事儿。”
“我还是想听你保证，爸爸。”
我仿佛突然看到了十一岁的伊瑟，真是可怕而无比怪诞的一瞬间，我看到伊瑟穿着女童子军制服，用莫妮卡·格尔斯坦惊骇的双眼看着我。还来不及闭上嘴，我就一口气说出来了：“我保证，对天发誓，以妈妈的名字。”
她咯咯笑起来，“从没听你这么说过。”
“关于我，你还有很多事儿不知道呢。我城府深着呢。”
“你说了算，”停顿，然后：“爱你。”
“我也爱你。”
我把电话轻轻放回机座，盯着它看了许久。
7
我没有去洗澡，反而走下沙滩，来到海边。当即发现拐杖在沙地里一无用处，事实上，反而是累赘，但我走到房屋拐角时，发现海水仅在十来步之遥。如果我慢慢走就会没事。海浪温和拍来，迎头浪花只有几英寸高。真是很难想象，这样的海水会掀起惊涛骇浪，乃至颇具破坏力的狂暴飓风。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想到。日后，怀尔曼会告诉我，上帝总会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惩罚我们。
那是他的金玉良言中较有深意的一句。
我掉头回屋，走了几步却停下来。月光不亮，却足以看清一层厚厚的贝壳——漂流的贝壳——就在外突的佛罗里达屋下面。我明白了，涨潮时，我的新居几乎就像一艘船的前甲板。我记起杰克说过，如果墨西哥湾决定吞下这地方，我会先获得很多预警信号，我会听到它呻吟。他可能说对了……但回到工地，当巨大的机械倒车时，我也理应获得足够的预警啊。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倚在外墙的拐杖那儿，然后在厚木地板上走了一小段路，回到门前。我本想淋浴，结果泡了一个澡，按照卡迪·格林教我的鞍马姿小心翼翼地爬进浴缸，再爬出来，在上一辈子里，我俩曾双双穿着浴袍，我拖着一条仿佛没被屠夫斩好的破肉腿。如今，屠场已成过去，我的身体正在奇迹般运作。伤疤会留存一生，但即便疤痕也已渐渐消退。已经消退了。
擦干身体，刷完牙，我拄着拐杖走到主卧室，把大床里里外外拍打了一通，现在，可以抛弃装饰靠枕了。“休斯敦，”我说，“我们有床啦。”
“收到，弗里曼特，”我答，“你就快上床吧。”
当然，干吗不呀？睡了那样一场结实的午觉，我大概再也睡不着了，但躺一会儿也好。虽然历经了下水远征，我的腿依然感觉良好，但后背下方和脖颈各有一处郁结。我躺下来。没戏了，睡着是不可能了，但我还是关掉了台灯，只为了让眼睛休息。我要躺到后背和脖颈都舒服点，然后从箱子底挖出一本平装本小说来读。
就躺一会儿，然后……
我只想到这里，就又沉沉睡去。没有梦。
8
午夜时分，我似乎又恢复了意识，右臂很痒，右手刺痛，不知身在何处，只知在我的下方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磨啊磨啊磨。一开始，我以为是机器，但那声音时高时低、时快时慢，不像是机器发出的。不知怎的，那感觉是活物发出的声音。接着，我想到了牙齿，但没什么东西有如此巨大的牙齿。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
呼吸，我想到了，似乎是，但什么样的动物吸气时会发出如此巨大的碾磨声？还有，痒得快把我逼疯啦，上帝啊，从上臂到肘窝一直在痒。我去抓，伸出左手越过前胸，当然，没有肘窝，没有前臂，我什么也没抓到，只在挠床单。
想到这里，我彻底醒了，一下子坐起来。尽管屋里还很黑，却有充沛的星光从西向玻璃窗照进来，足以让我看到床脚，一只行李箱搁在长椅上。那让我幡然醒悟。我在杜马岛，佛罗里达西海岸——新婚人和将亡人的家。我所在的房子是我已认定的浓粉屋，而那碾磨的声音——
“是贝壳，”我喃喃自语，再次躺倒，“房子下面的贝壳。涨潮了。”
我打一开始就爱听那声音，当我醒来，在深黑夜色里听，当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谁或哪些肢体还健在时也在听。那是我的。
第一声Hello，我就是它的了。
三 画作新源泉
1
随后而来的便是一段康复和适应，从前世转换到杜马岛上的生活。卡曼医生兴许会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剧变都在身体深处进行：国内局部战乱，反抗，革命，最后变成大规模屠杀，上一轮统治者的脑袋落入断头台下的篮筐。我肯定大块头早已见识过这类起义的胜利，也看过失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举迈入新生活，你懂的。而那些胜利者也不见得都能发现金灿灿的天堂彼岸。
我的新癖好对这种转换颇有功绩，而且，伊瑟也帮了大忙。我一直为此心存感激。但在她睡觉时去翻她的钱包，我是很羞愧的。我只能说，彼时彼刻，我似乎别无选择。
2
抵达杜马岛的次日清晨，醒来的感觉比车祸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棒——但还没棒到让我不吃清晨份的止痛鸡尾酒。就着橙汁吞下药片后，我走出门去。那是早上七点。若是在圣保罗，冻人的空气足以啃掉我的鼻尖，但在杜马，迎面而来的晨风就像一个吻。
我把拐杖靠在昨晚靠过的墙边，再下行走向温驯的微波水浪。在我的右手边，吊桥和凯西岛完全被我的住屋挡住了，不见一丝踪影。左手边——
海滩似乎会永远如此延伸，在蓝灰色海湾和海滨燕麦草之间隔出一长条炫目的白带。远远的，我能看到一个斑点，也或许是一对儿。不然，这片令人叹为观止、可以直接搬上明信片的海滩就是彻底的渺无人烟了。当我面朝南时，看不到别家房舍靠近海滩，唯有一面屋顶，仿佛将一英亩的橘色瓷砖掩埋在棕榈叶间。那便是我之前就注意到的大庄园。我只需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们遮起来，自觉很像《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鲁滨逊·克鲁索。
我顺着这边走，一来因为我是左撇子，左转已成了我整个生命里最自然的事。二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边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但我没走远，那天还不能进行“漫长的沙滩之旅”，我得确认自己能走回放拐杖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都是首要问题。我记得自己掉头往回走时，看到沙滩上自己的足印时大为吃惊。晨光中，每一个左脚印都像盖邮戳般坚定而果断，而大部分右脚印都含糊不清，因为我已习惯拖着那条腿走路，但走着走着，就连右脚印也清晰了。我数着回来的步子，总共是三十八步。那时，我的屁股又火烧火燎地悸动起来，巴不得立刻进屋，从冰箱里抓出一杯酸奶，再看看有线电视能否如杰克·坎托里声称的那样正常播放。
确实能。
3
于是，这就成了我每天早上的惯例：喝橙汁，散步，喝酸奶，看时事新闻。我和罗宾·米德混了个脸熟，每天早上六点到十点她都主播头条新闻。日程很无聊，对吧？但专制统治下的国内劳工的表现也会显得无聊——专制喜欢无聊，独裁者最爱无聊——哪怕无聊的表皮下暗涌着巨变。
伤痕累累的肉体和灵魂不只是像专政的独裁者：它们就是独裁者。没有比痛苦更无情的暴君，没有比混乱更残酷的恶霸。只有当我孤身独处、其余所有声响都飘逝无踪时，我才渐渐领悟到一点：我精神上的损伤并不亚于身躯的残破。我试图扼死二十五年发妻，只因她在我让她离开房间后想擦去我前额的汗珠，这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桩事实依据。自车祸发生到分居离异的几个月里，我们没有做过一次爱，连试也没试过，尽管我相信这足以揭示更严重的问题，但这也不是关键所在。甚至连恼人的突发性暴怒也不是问题的核心。
核心在于，某种形式的脱身而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我的妻子好像变成了……别人。我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感觉像是别人，而令人更消沉的是，我并不太在乎。一开始，我试图告诉自己，我成了一个经常想不起名字的人，甚至连关闭裤门的东西也想不起来该怎么说——链子？链条？拉绳？所以，想起妻子和生活本身时会有异感或许是挺自然的。我对自己说，会过去的，可当这个坎儿过不去，而帕姆亲口说她想和我离婚时，紧随暴怒而来的却是如释重负。因为，别人的异感现在可以成立了，至少对她可以了。现在，她真的是别人了。她褪下了弗里曼特制服，退出了弗里曼特团队。
在我到达杜马岛的第一周里，异感允许我更轻松流利地支吾搪塞。汤姆·赖利、卡迪·格林和威廉·博兹曼三世——不朽的博兹曼——都给我发电邮，我都用超短句予以回复（我很好，天气很好，骨头在愈合），几乎和我真正的日常生活没有相关。他们的联络信函先是放慢频率，再渐次终止，我也不觉得有何遗憾。
只有伊瑟似乎一如既往地在我的队伍里。只有伊瑟拒绝换制服。我从没感觉她变成了别人。伊瑟仍然在我的玻璃窗外，总想探进来。如果我没有每天给她发电邮，她就打我的电话。如果我没有每隔三天给她电话，她就给我打。对她，我也没有撒谎说自己要去海湾钓鱼，或去看看湿地风光。对伊瑟，我说的都是实话，而且是听上去不会觉得我是疯子的那部分。
比方说，我把清早的沙滩散步告诉了她，每天都比前几天多走几步，但没提数步子的数字游戏，因为听上去太傻了……或者说强迫症，用这个术语或许才能表达我的意思。
第一天早上，我从浓粉屋走出了三十八步。第二天，我灌下一大杯橙汁后又走上沙滩，向南跋涉。这次走了四十五步，整个康复期里，我很难得不用拐杖而走这么远。我说服自己相信，其实只走了九步。这种脑筋急转弯就基于数字游戏。你走了一步，然后两步，三步，然后四步，再把你脑袋里的里程表扭回零点，如此反复九次。等你把数字叠加再乘以九，就得到了四十五的总数。要是你觉得这纯属莫名其妙的瞎搞，我也不会和你争。
第三天早上，我哄着自己不用拐杖走出浓粉屋十步，实际上走了五十五，或说大约九十码，来回一趟。一星期后，数字上升到了十七……如果你把那些数字累加起来，就会得到一百五十三的总数。我会在单程的尽头回望我的小屋，看起来好远啊，真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也想到不得不徒步走那么远才能回屋，又难免心头发颤。
你办得到，我对自己说，容易得很。不过十七步嘛，没啥大不了。
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但没对伊瑟说过。
每天都多走几步，在身后留下盖戳般的脚印。杰克·坎托里有时带我到贝纳瓦街商厦购物，当圣诞节的装饰出现时，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喜的细节：南行的沙滩足印都很清晰。右脚的跑步鞋底不再含糊，或许回程的最后几步才会被拖得模糊。
锻炼能让人上瘾，风雨无阻。浓粉屋的第二层楼是一整间大屋子。地板上铺着一条玫瑰红色的机织地毯，面朝墨西哥湾的玻璃窗宽阔得惊人。除此之外，别无一物。杰克建议我把需要的家具列成清单，他可以到家具租赁店帮我搬回来，楼下的东西就是在那家店里搞到的……如果我认为楼下的货色还不赖的话。我跟他说，那样办很好，但我不想在二楼摆放什么家具。我喜欢那屋子的空旷。很容易唤起我的想象力。我说，我只要三样东西：普通的靠背椅一把，画架一个，还有一辆赛贝斯克健身自行车。杰克能帮我搞到这些东西吗？他当然能，而且三天之内就置备齐了。从那时起，每当我想画素描、着色，便去二楼，每当天气不适宜外出时，我也会上二楼去做运动。那把靠背椅是我住在浓粉屋时唯一和我休戚相关的家具。
这儿的雨天无论如何也不算多——要不然佛罗里达也不会有“阳光州”的美誉。随着我南行的漫步逐渐拉长阵线，第一天清晨看到的黑色斑点最终扩大成了两个人影——至少，大多数日子里是两个人。其中之一坐在轮椅上，戴着一顶帽子，我认为是顶草帽。另一个便推着轮椅走，然后坐在她身边。他们的身影一般在清晨七点左右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候，推轮椅的人会留下另一位坐在轮椅里，独自走开，回到轮椅边时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朝阳下晶晶闪烁。我猜想是个咖啡壶或早餐托盘，也可能用托盘盛着咖啡器皿。他们很可能就住在有橘色屋瓦的大庄园里，八九不离十。那是我在杜马岛上能见到的最后一栋屋舍，在主路的尽头，再过去，路就会消失在旺盛繁密、几乎覆盖大半个岛屿的野生丛林中。
4
我不能完全适应这里的空旷。“理论上，那里会非常安静，”珊迪·史密斯曾对我讲过，但我的头脑里仍是一幅沙滩正午的臆想美景：躺在毯子上晒太阳的恋人们互相涂抹厚厚的日光浴油，学生仔戴着iPod耳机玩沙滩排球，小孩子穿着松松的游泳服在岸边戏水玩沙，还有水上摩托在离岸四十英尺的海面上嗡嗡嗡地滑来滑去。
杰克安慰我说，这才十二月呢。“佛罗里达的旅游旺季，”他说，“感恩节和圣诞节当中的十一月，这个城市就死气沉沉，活像太平间。没八月份那么糟，但还是闷得要死。另外……”他抬手指了一下。当时我们正站在写有大红色13的信箱旁，我拄着拐杖，杰克一身牛仔毛边短装，印有摇滚乐队名字——“坦帕湾魔鬼鱼”的时髦衬衫，看起来活力四射。“这儿其实算不上是游览胜地。没看到人工训练的海豚吧？你在这儿只能看到七栋房子，数到那边最大的那栋屋为止……然后就只有丛林。顺便插一句，丛林里还有一栋屋，已经倒了，这是我在凯西岛听到的传闻之一。”
“杜马是怎么回事儿，杰克？距离佛罗里达闹市区不过九公里，沙滩这么美，却从没被开发？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一耸肩，“大概是土地产权争议之类的马拉松问题吧，我只能想到这点。需要我帮你去打探一下吗？”
我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你不介意吗？”杰克一脸真诚的好奇，“如此万籁俱寂？因为，老实说吧，这儿的安静会让我有点神经紧张。”
“不，”我说，“一点儿不介意。”这是事实。疗伤就是某种形式的反抗，恰如我以前想过的那样，所有一举成功的起义都始于秘密活动。
“你每天干点什么呢？如果你不介意我问问的话。”
“早上用来锻炼、看书。下午用来睡觉。我还画画。以后，我说不定会试着正经画一些，但眼下还没准备好。”
“要说是业余爱好者，你那些画实在不错呢。”
“谢谢，杰克，过奖了。”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过奖”，还是从他的立场讲了实话。或许无关紧要。当你谈论画作时，总是个人主观印象，不是吗？我只知道自己被一股力推动着。深藏我心的一股力。有时候会令我有点惊慌失措，但绝大多数时候，那让我感觉太他妈的棒了。
我基本上只在楼上作画，我开始用“小粉红”的昵称称呼那间大屋。从那儿只能看到海湾和延伸的海平线。但我有台数码相机，也经常拍点别的景物，打印出来，夹在画架上（杰克会帮我把画架掉转方向，以便下午的强烈日光能照透画纸），然后勾描照片上的影像。那些快照既无韵味，也无拍摄的理由，但当我在电邮中向卡曼汇报时，他回信说，不受干扰的潜意识会自己写诗。
大概是吧，也大概不是。
我画我家的信箱。我画生长在浓粉屋周围的植物，还让杰克给我买来一本书，《佛罗里达海岸常见植物》，以便我画完时能给它们命名。命名似乎很有帮助——不知怎的，感觉会给画增添力量。那时我已经开启第二盒彩色铅笔……第三盒也整装待发呢。这儿有芦荟，盛放黄色小花朵的匙叶草（每一朵里都有微小的深紫色花蕊），叶子长阔如铲的冬青树；我最爱的则是槐米，《佛罗里达海岸常见植物》中也称其为“项链树”，因为树枝上长着豆荚式的小花，恰如一串串小项链。
我也画贝壳。那是当然了。这儿到处是贝壳，仅在我有限的步行范围内就有多到无限的贝壳。杜马岛简直是用贝壳做的，没多久我就捡回来数十枚。
差不多每天日落时，我都会画夕阳。我知道这听来有点老套，没新鲜感，但恰是因为这样我才画。似乎对我而言，如果能冲破藩篱跳出窠臼，哪怕一次，或许就能抵达一个新的层面。于是，我一张接一张地画，虽能堆成一沓却没有两张雷同。我尝试在维纳斯橙色上覆盖维纳斯黄，但效果很不理想。沉郁如炉火的光芒总是画不出来。每张夕阳画都是涂满色彩的垃圾，颜色仿佛兀自呐喊：地平线着火啦！我使足劲要喊给你听呢。毫无疑问，你在每周六的萨拉索塔人行道画展、凡尼斯海滩边随随便便就能找出四十幅比我画得强的。所以我攒了一些夕阳画，但大多数都看不入眼，嫌恶地扔了。
如此一败涂地地画了一夜又一夜，有一天，我再次举目遥望太阳消失时的天穹，只能任凭鬼节的颜色白白铺洒，渐渐消逝，这时我想道：是那艘船，它让我的第一幅画拥有了一丝魔力的闪耀，让夕阳仿佛穿透其间。大概是吧，但现在的海平面上一艘船也没有；那只是一条长长的直线，最深邃的蓝色沉在下面，明亮的橙黄飞扬其上，并退隐成微妙的绿影，我只能用眼去观赏，却无法用笔复制，再用上百支彩色铅笔也无济于事。
约有二三十张快照散乱摊在画架脚下。视线碰巧落在一张微距拍摄的槐米项链上。凝视中，我幻觉中的右臂开始痒。我把黄色铅笔咬在齿间，弯下腰，捡起槐米的相片，仔细探究起来。日光正黯淡下来，但无妨观看——我称为“小粉红”的楼上大房间能留住最长时间的光线，甚至足以欣赏细节：我的数码相机拥有完美的微距功能。
想都没想，我把相片卡在画架边缘，将槐米项链加进夕阳里。画笔飞动，先是素描勾勒——不过是几组弧线条，也就是槐米——接着就上色：棕色覆盖黑色，再添一抹亮黄，最后将花朵的余下部分上完色。我记得自己如何聚精会神，恰如我初入建筑行业面对每幢楼宇（说真的，连每一次投标都是）的建设或停工时那般投入。我也记得画到一半时，又用牙齿钳住铅笔，腾出手去抓挠那条不存在的右臂；我总是忘记自己已经失去那部分肢体了。每当心不在焉地用左手抱着什么东西时，我经常会伸出右臂去开门。截肢后的健忘症，就是这么回事儿。意识遗忘了，但疗伤渐进中，身体却允许截去的肢体继续存在。
关于那天晚上，我的记忆大都是美妙的，能在短暂的三四分钟里体会到真正的灵光一现是至高快乐。房间里黯淡下来，暗影似乎浮在玫瑰色地毯之上，朝着光芒渐褪的矩形落地观景窗漫游而去。最后一抹余晖掠过画架，我却还来不及好好看一眼自己刚收笔的画。我站起身，一瘸一拐地绕过健身自行车，摸到门边的电灯开关，灯光便从头顶洒下来。再走回椅子，把画架转向自己，然后，屏气凝神。
槐米项链仿佛悬在海平面后方，酷似一种庞大得足以吞噬超大油轮的海洋生物的生猛触角。每一朵黄色小花都像异种生物的一只眼。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夕阳似乎因此而还原，回到某种日复一日我都如此的凡俗真相。
那幅画被我放到了一边。接着我走下楼，用微波炉热了一顿“饿汉烤鸡”速食餐，一口气吃了个一干二净。
5
那天夜里，我在夕阳的底边添上一束束毛线稷，亮橙色的光芒照透绿色，令海平面变为燃烧的森林。之后的一夜，我试着添上棕榈树，但效果不佳，那又是一个难逃的窠臼，我简直能看到摇着呼啦圈的女孩、听到尤克里里四弦琴的乐声，显然是落入了俗套。再其后的一夜，我在海平线上画了一只巨大的海螺贝，落日余晖围绕在旁，令那贝壳恍如皇冠。其结果——至少对我而言——几乎是让人难以容忍的毛骨悚然。我总把那幅画面墙而放，心想，等我次日再看它，恐怕就魔力尽失了吧，然而没有。对我，魔法从未消失。
我用数码相机拍了一张画的快照，附在电邮里，并引发了以下的信件往来，我把它们打印出来，收在一个文件夹里：
EFree19致 Kamen Doc
12月9日 10：14am
卡曼：我跟你说过我又重握画笔了。
这是你的错，所以你起码要看一眼附件里的画，再告诉我你的看法。这是从我的住所看到的风景。
直言无妨，别怕让我难堪。
埃德加
Kamen Doc致 EFree19
12月9日 12：09pm
埃德加：我认为你好多了。非常显著。
卡曼
又及：实不相瞒，这画惊人的好，像是出自未被发现的达利之手。
显然，你已有所斩获。宝藏有多大？
EFree19致 Kamen Doc
12月9日 1：13pm
不知道。很大，大概吧。
EF
Kamen Doc致 EFree19
12月9日 1：22pm
那就挖到底！
卡曼
两天后，杰克过来问我有没有差事要跑，我说我想去书店买一本萨尔曼·达利的画册。
杰克笑了。“我想你说的是萨尔瓦多·达利吧，”他说，“除非你想要的是那个家伙，写了本书就让自己落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撒旦诗篇》。”我立刻接口说道。脑子工作起来真像滑稽的猴子，可不是吗？
即便有巴恩斯图书连锁店打折卡——那是我离婚时留给自己的几百万美元之外的好东西，画册还是贵得很，花了我整整一百一十九美元。等我买完画册回来，电话答录机上的“未接电话留言”显示键闪个不停。是伊瑟，一听那口气就知道是偷偷打来的。
“妈妈要给你电话，”她说，“爸，我把好话都说尽了——把她欠我的都算上，再加上我有生以来最甜的甜言蜜语，差点儿就要去求琳了，所以你要答应，好吗？你要答应，为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