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四）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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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兴趣在斯高图办个画展吗？”怀尔曼问我。

我口干舌燥，舌头都润不湿双唇。于是，我啜了一口水再说：“那不是颠三倒四了嘛。”我顿住了，给自己几秒钟缓一下，又喝了一口水。“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本末倒置了。我来这里是想听取您的意见，南努兹阁下。您是专家。”

他的双手握在胸前，现在则伸向我。他的座椅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在小房间里听来十分嘈杂。但他微笑着，笑得那么温暖人心。笑意也点亮了他的双眸，令眼神越发令人信服。我看得出来，在卖画方面他是把好手，但我不认为此刻他是在推销。他探身越过书桌，握住我的手——用来画画的那只手，我仅剩的那只左手。

“弗里曼特先生，您太抬举我了，但在我们家，只有父亲才被称为奥古斯丁阁下大人。我更喜欢您称我先生。至于您的画，是的，它们很棒。鉴于您入行的时间，实际上，这些画算得上非常出色。甚至比出色还要好。”

“好在哪里呢？”我问，“如果它们算是好画，究竟好在哪里呢？”

“真实，”他说，“闪现在笔触所及的每一处。”

“但绝大部分画的只是夕阳啊！我加进去的那些……”我抬起手，又垂下来，“只是些小花招罢了。”

南努兹爽朗大笑，“你已经学到这种损人术语啦！打哪儿学来的？读了《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版？听了比尔·奥瑞利的脱口秀？还是两者兼有？”他指了指天花板，“电灯泡？就是小花招！”又指了指他的胸口，“心脏起搏器？也是小花招！”双手往半空一挥。走运的魔鬼都有双臂可以挥舞。“抛掉那些阴险的词汇吧，弗里曼特先生。艺术该是希望之地，而非怀疑。你对自己的怀疑来自经验不足，这并非什么可耻的事。听我说。你愿意听吗？”

“当然，”我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听取意见。”

“当我说到真实，我真正所指便是美。”

“约翰·济慈。”怀尔曼说，“《希腊古瓮颂》。众所周知，别无他求。老派头，却仍是金玉良言。”

但南努兹没搭他的话。他倾身向前，正视着我，“对我来说，弗里曼特先生——”

“埃德加。”

“对我来说，埃德加，真相等同于一切艺术的终极意义，也是唯一可堪评定的标准。”

他微笑了——略有自卫意识的一抹微笑，我觉得是。

“我不想就艺术思考过多，你看得出来。我不想妄加批判。我不想去参加研讨会，听人念讲稿，或在鸡尾酒会上讨论讲稿——尽管，在我的工作日程中经常被迫去完成这些事。我想做的无非是在目睹艺术的瞬间揪心跪拜。”

怀尔曼放声大笑，把双手伸到头顶，“是的，上帝！我不知道外面那家伙是不是揪着心臣服艺术，但他显然时刻揪住支票簿不放！”

南努兹说：“在他心里，我相信他也有所臣服。我认为他们都有。”

“事实上，我也有。”怀尔曼说，此时，他不再笑了。

南努兹继续把视线聚在我脸上，“别提花招什么的了。在这些画中，你所追求的意境已得到率真而完美的呈现：你在寻求一种途径，对最司空见惯、最陈腐无趣的佛罗里达主题进行再创造，尤其是那热带风情的夕照。你一直在为自己另辟蹊径，以免落入窠臼。”

“是的，大致如此。所以我模仿了达利——”

南努兹挥挥手，“外面的那些画根本不像达利的。埃德加，我也不想和你探讨艺术学派的问题，也不想言必称什么主义。你不属于任何一种艺术派别，因为你对那些一无所知。”

“我只懂建筑。”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画建筑呢？”

我摇摇头。我本可以跟他讲，我从未有过画建筑的念头，但那可能会涉及真相，亦即我失去的右臂从未有过画建筑的冲动。

“玛莉说得对。你就是美国初民。这么说没什么不好。梅西奶奶曾是美国初民。杰克逊·波洛克也是。关键是，埃德加，你有天赋。”

我张开嘴。闭上。只是想不出该说什么。怀尔曼又帮了我。

“谢谢他，埃德加。”他说。

“谢谢您。”我说。

“别客气。如果你真的决定办画展，埃德加，请优先考虑斯高图画廊。在棕榈大道所有画廊中，我会给你最高价。这是我的承诺。”

“你开玩笑吧？当然，我是先来这里的。”

“当然，我也会给合同把关的。”怀尔曼露出唱诗班男童的微笑。

南努兹也以笑容回应他，“你应该这么做，我也欢迎你的指正。你会发现，要把关的内容挺多呢：斯高图画廊为首席艺术家预备的标准合同有一页半。”

“南努兹先生，”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你已经谢过啦。”他说，“我扪心自问——剩下的那半拉心脏——已臣服于你的艺术。你们走之前，我还有件事要交代。”他从书桌上找出一摞便条纸，写了点什么，撕下来交给我，酷似医生给病人开处方。倾斜的手写体也活脱脱像是处方上才能看到的字眼：力克媒介剂。

“媒介剂是什么东西？”我问。

“一种防腐剂。我建议你先学着用纸巾浸好，再铺到完成好的画作上去。只需薄薄一层就行。干燥二十四小时后，再铺上第二层。那样，你的夕阳会在几个世纪里保持明亮新鲜。”他庄重地看着我，令我只觉心要跳到嗓子眼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保持那么久，但说不定有效。谁知道？大概会吧。”

8

我们在佐利亚吃了晚餐，正是玛莉·爱尔提到的那家餐厅。我让怀尔曼给我要了瓶波旁酒，在餐前上。这是我车祸后第一次正经喝酒，酒劲上来倒是很滑稽。世界万物好像都变得更亮、更锐利，最后好像全然浸在日光和色彩之中。门、窗，乃至穿行的侍应生的肘尖……一切物件的边边角角都变得犀利无比，足以把空气割出口子，任凭某种更黑更厚的气氛像黏稠的糖浆那样从伤口涌出。我点的旗鱼美味极了，绿豆嵌在牙缝里，香醇的脆皮布丁有厚厚的奶油，简直吃不完（不吃完又太可惜）。席间，我们三人聊得兴高采烈，笑声此起彼伏。纵是如此，我还是希望晚餐能尽快结束。我的头仍在痛，跳动的感觉已滑到了后脑勺（活像在酒吧间玩的保龄球，一球击出），但主街上水泄不通的交通堵塞已有所缓解，堵在车流中的人摁响车喇叭，气势汹汹的，每一声听来都没好气。我想回杜马。我想看到海湾黑沉沉的远流，聆听海贝在我身下低语，而我能躺在床上，让瑞芭靠在另一只枕头上。

等侍应生过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咖啡时，杰克差不多在唱独角戏了。酒劲上头的我清醒而亢奋，一望便知，我不是这张桌上唯一想换地方的人。餐馆幽暗的灯光照在怀尔曼晒成红褐色的皮肤上，很难分辨出他失了多少血色，但我认为，失色不少。而且，他的左眼又开始流水了。

“直接买单吧。”怀尔曼说着，勉强地笑了笑，“抱歉，我打断了庆祝餐会，但我想回去，看看女主人情况如何。如果你们没意见的话。”

“我没问题。”杰克说，“吃完免费晚餐，然后及时赶回家看《体育中心》直播，再美妙不过。”

杰克去取租车时，我和怀尔曼在停车库门口等候。这儿的光线亮堂多了，但照亮的情形却让我不得不担心这位新朋友：车库灯光下，他的面色几乎都发黄了。我问他是不是还好。

“怀尔曼好得跟画儿一样，”他说，“但是，伊斯特雷克小姐这几晚闹腾得不得了。要她的姐姐们陪她玩，要她的爹地抱抱她，要这要那没完没了。据说那是满月时犯的病。毫无逻辑可言，但确实如此。月神黛安娜放射出特定波长，只有饱受折磨的脑瓜才能调准频道。既然已是下弦月了，她马上就能消停地睡几夜。那意味着我也能睡安稳觉了。但愿如此。”

“那就好。”

“如果我是你，埃德加，我会好好考虑画廊这事，多想几天更好。也得继续画。你一直是勤劳的小蜜蜂，但我怀疑你有没有足够的画要——”

他的身后有一堵瓷砖墙。他摇摇晃晃地往后倒。要不是有那堵墙，我敢说他一定会跌倒在地。波旁酒的后劲消退了一点，但我依然高度兴奋，看得到当他失去平衡时双眼的动静。右眼朝下看，好像要检阅鞋子，而充满血丝、水汪汪的左眼却翻上去，只见眼白，不见瞳孔。我没时间去想所见是否可能发生——双眼不可能同时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转动。或许对健康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怀尔曼似乎要滑倒了。

我抓牢他，“怀尔曼？怀尔曼！”

他甩了一下头，又看看我。两眼都直勾勾看着我。只不过，左眼盈盈闪泪，布满血丝。他掏出手帕，抹了把脸，然后大笑起来，“我以前听说过瞎说几句就把别人催眠了的事，可是把自己说晕呢？这可是头一回，真好笑。”

“你不是在打盹。你……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别傻了，小鬼头。”怀尔曼说。

“我没胡扯，你的眼睛刚刚很滑稽。”

“那就是俗称：要睡着了的时候，朋友。”他又回到了惯常的模样，露出怀尔曼专利所有的嘲笑：头一扬，眉毛一挑，嘴角漾出圈圈笑纹。但我认为，他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得去看医生，做个检查。”我说，“MRI什么的。我对卡曼保证过的。要不要一起去？买一送一。”

怀尔曼还靠在瓷砖柱上，这时却直起身来。“嘿，杰克的车来了。好快啊。埃德加，快快快——去杜马岛的最后一班公车发车啦。”

9

归程中又有一次，也更严重，但杰克没看到——他忙着在凯西岛路上开车呢，我甚至也能百分百肯定，连怀尔曼自己也没发觉。我问过杰克，能不能不走塔米亚米观光道——那是佛罗里达西海岸最闻名、也最俗气的一条主街，换一条更窄的近道，穿街走巷就更好。我说，我想看看海面上的月亮。

“开始有艺术家的怪癖了，朋友。”怀尔曼在后座上说，他把腿在座椅上伸直平放。看来，他不是那种在安全带问题上较真儿的人。“我猜，下一步你就该戴贝雷帽啦。”他故意夸张地发音，听来就像芭蕾猫。

“操你妈，怀尔曼。”我说。

“我东操操西操操，”怀尔曼用伤感回忆的语调说，“要说操得好，还是你妈最棒。”说完，他便陷入了沉默。

我望着月亮的倒影在右边的黑水面里逡游荡漾。那真是一种催眠。我暗忖，可能画下这景致吗，坐在货车里望出去，月亮在动，像颗银子弹浮在水面上。

就在我留意月影在海面上如幽冥飘动、兀自胡思乱想（说不定马上就要瞌睡了）时，怀尔曼的反应却让我一惊。刹那间，一个疯狂的念头闪现在我脑海里，我认为他在后座打手枪，因为他的大腿显然一开一合，臀部上下起落。我偷偷瞥一眼杰克，凯西岛路左一个大弯、右一个急转，他正全神贯注地开车呢。何况，怀尔曼坐在杰克的正后方，即便在后视镜里也看不到。

我扭过头去看。怀尔曼不是在手淫。怀尔曼不是在睡觉，也没有在梦中生龙活虎。怀尔曼在发癫痫。无声无息的，或许不是什么大病，但那就是癫痫无疑；弗里曼特建筑公司的头十年里，我雇用过一个癫痫症患者当绘图员，见过这种病症，也能一眼认出来。怀尔曼的躯体上下颠动约有五英寸，臀部一会儿绷紧一会儿松弛。双手搁在腹部战栗不停。就连双唇也在上下拍打，仿佛在咂吧什么绝世好味。双眼的动静就跟刚才在车库外时一个样。在时隐时现的星光下，一只眼翻上、一只眼下垂的诡异姿态是我根本不能用语言描绘的。唾沫顺着左侧的嘴角流溅出来；左眼也像泉眼一般泪流不止，全都流进他那纷乱的鬓角里。

癫痫大约持续了二十秒，然后就消失了。他眨眨眼，眼珠子回到各自的正常位置。如此，他安静地待了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然后，他看到我在看他，说：“真想再干掉一杯酒，或来个花生蛋糕，不过我猜再喝一杯应该是不可能的了吧，嗯？”

“如果你保证自己半夜能听到她的铃声，我想是这样。”我说，同时希望自己的语气没有异样。

“前头就是去杜马岛的桥啦，”杰克对我们说，“就快到家啦，伙计们。”

怀尔曼坐起身，伸展了一下，“这天够累也够值，睡前没遗憾啊，孩子们。我大概是老了，嗯？”

10

腿虽然僵直难忍，我还是爬下了货车，站在他身边，看着他打开大门旁的小铁盒，露出里面颇具艺术性的安全密码键。

“谢谢你和我一起去，怀尔曼。”

“别见外，”他说，“你要再谢我，朋友，我就要对准你的大牙来一拳。抱歉，只有这招儿了。”

“很高兴听到预警。”我说，“谢谢你实话实说。”

他笑着拍拍我的肩头，“我喜欢你，埃德加。你有型有款，还喜欢讨好我。”

“多感人啊。我都快哭了。听着，怀尔曼……”

我本该告诉他，刚才他出了什么状况。话到嘴边，结果，还是决定缄口不言。我不知道那个决定是对还是错，但我确实知道，他可能还有漫漫长夜要熬，要陪伊斯特雷克小姐折腾。而且，我后脑勺的头痛也丝毫未减。我决定改变策略，再次让他考虑就诊之事，反正我已经答应医生了，一人去和两人去都一样。

“我会考虑的。”他说，“想好了就跟你说。”

“好，但别让我等太久，因为——”

他扬起一只手，让我打住，此刻已没了笑容。“够了，埃德加。今晚就说到这儿，好吗？”

“好。”说着，我看着他走进去，再回到货车上。

杰克开了广播，播放的是背教徒乐队的歌。他把音量扭小，我便说：“不用，没事儿的，大声放吧。”

“真的？”他又把音量调大，调头上路，“了不起的乐队啊。你以前听过？”

“杰克，”我说，“这是六十年代的乐队啊。丹尼斯·德扬？汤米·肖恩？你这辈子在哪儿过的？山洞里吗？”

杰克心虚地一笑，“我喜欢乡村乐，甚至更老的品种。跟你说实话吧，我是鼠帮那派的。”

杰克·坎托里和迪恩、弗兰克混在一起，联想到的这画面让我困惑——这一天里，已经困惑太多回了——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也在想，我怎么会记得丹尼斯·德扬和汤米·肖恩是六十年代的歌手呢？何况肖恩写的歌正在货车的喇叭里大声播放。要知道，我连前妻的名字都常常想不起来。

11

起居室电话答录机上的两盏小红灯都在闪：一个说明我有留言，另一个说明录音磁带已满。但“新留言”窗口显示只有一条。我觉得那似乎是个预兆，与此同时，头痛的位置朝前额滚动了一点。会给我打电话、并喋喋不休用光磁带的人无外乎两个，我能想到的只有帕姆和伊瑟，不管是谁，只要我摁下播放键就不太会有好消息传来。要说“我一切都好，有空时给我打个电话”用不了五分钟。

明天再说吧，我想，一个潜藏在我的精神机制里（或许是新生的）、我从不认识的懦弱的声音还想要进一步逃避，撺掇我把留言一删为快，听也别听。

“说得对极了，”我说，“不管是谁，下次再打来时，我可以跟她说，啊，是我的狗吞了答录机。”

我摁下播放键。每当我们明知会发生什么时，往往会抽到一张意想不到的百搭牌，此时我也一样。来电者既不是帕姆也不是伊瑟。答录机里传来颤颤巍巍、喘声如雷的嗓音，显然是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

“你好，埃德加，”她说，“我希望你今日下午大有收获，又和怀尔曼度过愉快的晚上，就像我和……唉，我忘了她的名字了，但她很讨人喜欢……我们今晚也过得很愉快。我也希望你注意到了，我还记得你的名字哦。我很钟爱自己清醒的那部分记忆。我把它们当宝贝般爱护，但那也令我很悲伤。就像身在滑翔机上，随风而起，飞上天空，俯瞰大地的迷雾。有那么一会儿，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与此同时，你也知道风会止，滑翔机又会沉到迷雾里去。你明白吗？”

我明白，很好。现在，我的情况已有好转，因为我已认清了自己身处的新世界：无意间会犯荒唐的口误，记忆会四散破败，如同暴风过后花园里东倒西歪的家具。在这个世界里，我曾用拳打他人来企图沟通，我真正拥有的两种情感似乎就是恐惧和暴怒。这种障碍可以短暂逾越（恰如伊丽莎白所言），但之后，你很难再巩固信念，因为现实薄如蝉翼，虚无缥缈。世界的蛛网背后？只是混沌、疯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真相，真正的真相是红色的。

“说我说得够多啦，埃德加。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个问题。你是为了挣钱而创造艺术的人吗？换言之，你信仰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吗？我确信上次见面时我问过你一次——差不多能肯定——但我不记得你的回答了。我相信，一定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要不然杜马也不会召唤你的。但如果你在这儿久留……”

明显的焦虑潜入她的话音。

“埃德加，我肯定你会是个非常好的邻居，这我不怀疑，但你必须有所预警。我想，你有个女儿吧，我相信她来拜访过你。来过吧？我好像记得她朝我招过手。是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吧？我可能把她和我姐姐汉娜搞混了——我会的，我知道——但就这件事而言，我相信我没记错。如果你要待下去，埃德加，你绝对不能再邀请你女儿上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对女儿们来说，杜马岛不是安全之地。”

我站在那儿，低头盯着答录机看。不安全。上一次，她说的是不幸运，至少我记得是。两种说法一样吗？不一样？

“还有你的艺术创作。要谈谈你的画。”她听来有点歉意，还有点喘不上气来。“我一般不喜欢跟艺术家说该做什么；真的，谁也不能够对艺术家指手画脚，不过……亲爱的……”她突然咳嗽起来，老烟枪慢条斯理却咯咯不断的咳法，“我不喜欢直说这些事……甚至也不知道该如何直言不讳……但或许，我可以对你提个建议，埃德加？作为一介只赞赏艺术创造者的老妇？可以允许我说吗？”

我等着。答录机里静悄悄的。我以为磁带到头了。海贝在我脚下喃喃轻语，仿佛在分享各自的秘密。枪，水果。水果，枪。接着，她继续说。

“如果斯高图或阿凡尼达的经营者有意展出你的画，我要建议、强烈建议你答应下来。这样，别人也能欣赏到，当然，最主要的是，让它们离开杜马，尽你所能，越快越好。”她深吸一口气，我能听得一清二楚，听来就像妇人准备一鼓作气干完累人的家务活。而且，她听来也似乎彻头彻尾地失去了理智，迷失在彼时彼刻。“别让画积攒下来。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纯属好意，绝无任何……任何私人目的？没错，这就是我要说的。让艺术作品在这里积压，就好像放任电力积蓄在电池里。如果你那么做，电池就会爆炸。”

我不知道那是真还是假，但我听懂了她的意思。

“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会那样，但事实就是如此，”她继续说……而我突然产生一番直觉，觉得她在扯谎。“当然，如果你相信艺术只是为了艺术本身的利益，画画就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吗？”现在，她的声音近乎哄骗。“就算你不需要卖画维生，那就当是分享……把它们奉献给世界……艺术家理应关心这类事情，是不是？奉献？”

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对艺术家才最重要？我今天才刚知道：画完画要刷一层什么保护物质。我只是……南努兹和玛莉·爱尔怎么叫我来着？美国初民。

电话里又停歇了一会儿，接着：“我想我该打住了。我已经把我那份儿说完了。如果你还要待下去，埃德加，还望你三思吾言而后行。我也期盼你能来为我念诗。很多很多诗，我盼着呢。那是我的精神盛宴哪。好了，该说再见了。谢谢你听我这个老太婆叨唠。”停了一拍，她说，“桌子在渗水。一定是。我很抱歉。”

我等了二十秒，然后三十秒。我刚要断定她忘了挂好电话而预备摁停止键时，她又说起话来。这次只说了七个字，和桌子漏水之说一样毫无缘由，却也一样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脖颈毛发倒竖。

“我父亲是潜游人。”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说道。每个字都说得无比清晰。然后，电话清脆地咔嗒一声挂断了。

“没有新留言，”电话里的机器声开始说话，“录音磁带已满。”

我低头盯着答录机，想要擦去这段录音，又改了主意，决定保存下来，以后放给怀尔曼听。我脱了衣服，刷了牙，上了床。然后躺在黑暗里，感受脑袋里悸动的疼痛，此刻，在我身下的海贝们将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悄悄重述，一遍又一遍：我父亲是潜游人。

八 全家照

1

生活的调子慢了下来。这种事时常发生。水要开了，可就在沸腾前的瞬间，上帝之手——或是命运之手，或仅仅是巧合——调低了温度。我和怀尔曼提过一次，他说周五那样的日子好比在生活里上演一出肥皂剧，给足你一切即将到达高潮的幻觉，可到了周一，老一套又会周而复始。

我以为他会跟我去就诊，看看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以为他会告诉我为何要举枪自尽，而一个人又如何能从那种事件中走出来。答案似乎是：“读小字很困难，还会诱发癫痫”。或许他还会跟我解释，他雇主的脑瓜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老是强调让伊瑟远离本岛？而我的终极任务是要探究埃德加·弗里曼特的人生下半场会有什么亮点，我可是伟大的美国初民啊。

其实，满心所想无一实现，至少就眼下而言。生活变化多端，有时会以爆炸收场，但在肥皂剧和真实生活之间，大爆炸总会需要一根长长的导火线。

怀尔曼确实答应跟我去看医生，“把脑瓜检查一下”，但要等到三月份。二月份太忙了，他说。下周末之前，冬季租客都会陆续搬入伊斯特雷克小姐的房产，他称之为“月事”，好像那些人不是租客，而是月经。第一批候鸟客是怀尔曼最不喜欢的人。从罗德岛来的戈弗雷一家，怀尔曼（我也有样学样）称呼他们为“恶犬家的乔和丽塔”。每年冬天他们都来住十周，住在距伊斯特雷克庄园最近的那栋楼。警告外人留意园内的斯塔福德郡猎犬的牌子就在大门外挂着，伊瑟和我都见过。怀尔曼说恶犬乔以前是戴贝雷帽的特种兵，听他的口气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德瑞斯可先生都不敢下车送邮包。”怀尔曼提到的是那位胖乎乎、喜洋洋的邮递员，联邦邮政系统在凯西岛南部和整个杜马岛的代理人。此刻，我们正坐在恶犬家宅门前的锯木架上，再过一两天，戈弗雷一家就要到了。碎贝铺的车道闪着潮湿的淡粉色。怀尔曼刚刚打开了喷水器。“不管是包裹还是信件，他只是往邮箱脚下一扔，鬼喊一声，然后头也不回地直奔杀手宫。我怪过他吗？不，不，怨不得他。”

“怀尔曼，关于就诊——”

“三月，朋友，而且在上半月。我保证。”

“你只是在拖延。”我说。

“我没在拖延。一年里我只有一季忙碌，就是现在。去年我还不知深浅，但今年我会做好充分准备。今年可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因为今年的伊斯特雷克小姐没法管事儿。至少，恶犬一家是回头客，包伽廷一家也是，好歹算是知根知底。我喜欢包伽廷一家子，有两个小孩。”

“没有女儿？”我问，想到伊丽莎白在女孩和杜马岛的问题上所持的偏见。

“没，两个都是男孩，都该在额头上敲个章，上面写：<b>生米煮成熟饭，请勿重女轻男</b>。另外四栋租屋的客人都是头一回来。我只希望别有谁夜夜摇滚、日日派对，可万一真这样，我有什么法子？”

“是不太妙，可你起码得指望：他们没把活结的CD带来。”

“谁是活结？活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