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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到太阳下山，画到月亮在海面上投下白亮亮的光膜，画到连月光都流逝了。
画到第二夜。
画到第三夜。
画到第四夜。
《女孩和船No.8》。
你想玩，就该付出代价。
就我如决堤之口。
11
达里奥一身笔挺西服，茂密的头发从前额朝后归顺地梳得光溜溜的，这情景比格尔巴特视听礼堂里交头接耳的满座宾客更让我恐慌，那儿的灯光调得半明半暗……只有中央舞台上的演讲台被聚光灯照得光辉耀目。事实上，达里奥自己也非常紧张，上台时差点儿把发言用的卡片掉在地上，这更是把我吓得不轻。
“晚上好，我是达里奥·南努兹，”他说，“本次活动的策展人之一，也是棕榈大道斯高图画廊的经纪人主管。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年来，我始终是萨拉索塔艺术社区的一员，当我谈及美国缺乏纯艺术社团时，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巴比特派的市侩俗见，还望诸位海涵。”
这段开场白立刻引来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怀尔曼后来说，那些座上宾或许知道莫奈和马奈的区别，但显然丝毫不知乔治·巴比特和约翰·包比特之间还有悬殊。可站在后台入口的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些，我在忍受着只有主讲人才会经受的炼狱般的煎熬，等着介绍人缓缓念完循序渐进的开场白。
达里奥把第一张卡片插到最后，又差一点儿把整一摞卡片抖到地上，拢好纸，定定心，他再望向观众席。“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好在我只需抛砖引玉，实在让我如释重负，因为真正的天才在任何地方都会像金子一样闪光，无需他人多言。”
那就是说，他打算用接下去的十分钟来引荐我，而我则站在后台，唯一的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演讲稿。好多响当当的名字如游行中的彩旗一一掠过。有几个是我知道的，譬如爱德华·霍珀，萨尔瓦多·达利。其他的人我就闻所未闻了，像是伊夫斯·坦圭，凯·塞齐。陌生的名字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我很害怕，而且不再停留在心理上，甚至也延伸到下腹肠胃，仿佛被钳住般绞痛起来。我觉得自己需要吸氧，但似乎更该担心屁滚尿流。这还不是最糟的呢。先前预备好的每个字眼都从脑海中飞走了，只记得第一句话，那倒是十万分的合时宜：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站在了这里。我原以为这句话会逗得满堂人咯咯笑。但现在我明白了，不会有人发笑的，但那至少是句大实话。
达里奥唠唠叨叨高谈阔论，胡安·米罗怎么怎么，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怎么怎么……与此同时，昔日的建筑承包商吓得战战兢兢，直冒冷汗的手心里攥着他那张可怜巴巴的演讲稿。我的舌头好像铁块般僵死了，似乎只能哇哇喊，却无法柔软伶俐地吐出能让人听懂的语词，更何况要对着这两百位艺术专家——其中不乏资深的学者，还有很多他妈的教授呢。最糟糕的还不是口舌，而是我的脑子。空空如也，只待无谓的、强烈的愤怒来填充：词句躲躲闪闪，愤怒却总是不请自来。
“好了！”达里奥愉快地表示介绍已近尾声，却在我狂跳不已的心中搅出新一轮恐慌，又即刻输送到可悲的下腹，纠结成剧烈的绞痛。这可倒好，上头是惊恐后的一片空白，下头是紧憋的屎尿，多可爱的组合啊。“十五年来，斯高图画廊第一次在春夏旺季主动吸纳新星艺术家，我们也从未在引入某位艺术家时抱以如此高昂的兴趣。我相信，您即将欣赏到的幻灯片、即将聆听的演讲都将成为最好的解答，让您领会我们为何如此激情高涨。”
此刻，他的停顿是为了夸大戏剧效果。我分明感到一滴毒汗迸出眼角眉梢，便伸手去抹。举起的那只手仿佛重达千斤。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埃德加·弗里曼特，他曾久居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现今暂居杜马岛。”
掌声响起，仿佛万炮齐鸣。我命令自己临阵脱逃，也命令自己当即昏倒。但什么都没发生。我像个梦中人——绝不是什么美梦——走上了讲台。世间万物突然变慢了。我看到座无虚席、却又无人在席，因为他们全都起立鼓掌了，那是在向我致以最高致敬。穹顶高高在上，飞翔半空的天使对下界俗事无动于衷，我多希望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啊。达里奥站在讲坛旁，伸手指向我的方向。他紧张地伸出了右手，伸错手了，我也只能在情急之下扭过左手，和他别扭地反握一下。讲稿被夹在我俩手掌之间，然后，呲啦一声被扯成两半。我心里嘀咕着，瞧你干了什么啊，浑蛋；那一瞬间，我真害怕心里话冲口而出，经由麦克风放大，让满屋子人都听见。达里奥把我孤零零留在讲坛后，我这才惊觉聚光灯是多么明亮。也方才看到麦克风插在不锈钢活动支杆上，顿觉那酷似一条眼镜蛇，从舞蛇人的竹篮里缓缓盘旋升出。我也看到了不锈钢表面、玻璃杯边缘以及摆放在旁的依云矿泉水瓶身上都有强烈的反射光斑。我注意到掌声渐渐稀疏下来；有些人已重新落座。他们在等我开始。只是，我无话可说。就连那句开场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会继续等，沉默也会继续延长。很快就会有人尴尬地干咳两声，再然后，窃窃私语就会嗡嗡而起。因为他们都是浑蛋。只是一群徒有其表的傀儡，伸着橡皮脖子。如果我真的能发出声音，也只能是一连串暴怒的污言秽语，像个罹患抽动障碍症的病人在发飙。
我可以招呼他们即刻播放第一张幻灯片。也许我可以这样迂回地遮掩一下，听任画面将我带入感觉。我只能希望有人来救场。我看向讲稿，发现那张皱巴巴的纸不仅被撕破了，还被掌心的汗洇得字迹模糊，简直都分辨不清涂鸦为何。这张破纸、连同精神压力，让视觉和脑体间的联络彻底短路了。那么，第一张幻灯片是什么来着？是信箱的速写？还是《槐米的夕阳》？我几乎都能肯定，想到的这两幅画都不是。
现在，所有人都坐下了。掌声的余音也消失了。该是美国初民开口号叫的时候了。倒数第三排，靠走廊的座位上坐着那个聒噪的婊子玛莉·爱尔，似乎翻下了扶手附带的桌板，摊在膝上。我用眼光搜寻怀尔曼。是他说服我非来不可的，但我实在不争气。我只能用眼神，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向他道歉。
我会坐在第一排，他说过的，正中央。
果然。杰克、我的家务总管胡安妮塔、杰米·吉田和爱丽丝·奥柯意都坐在怀尔曼的左手边。右边靠过道的是——
坐在过道旁的人只可能出自幻觉吧。我眨眨眼，但他仍在那儿。一张大脸盘，黑黑的，很冷静。那么大的身躯把视听礼堂的绒布座位撑得满满登登，似乎只能拜托牛仔帮忙才能把他拽出来。那个人，正是亚历山大·卡曼，斜睨的眼神透过巨大的玳瑁眼镜望着我，似乎比以前更像一尊微缩版的神。肚腩太肥大，以至于大腿都看不到了，但稳稳搁在硕大肚腹上的，是个扎着丝带的礼品盒，大约三英尺长。他看到了我惊讶的表情——毋宁说震惊更确切些——便打了一个手势，不是普通的招手，而是怪异、慈爱的敬礼仪式：手指点眉，再点唇，再摊开手掌伸向我。我能看到他苍白的掌心。他朝我笑，仿佛现身于格尔巴特礼堂第一排、并坐在我的朋友怀尔曼身边是天下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宽阔的嘴唇无声地说出四个字：你办得到。
如果我打这一秒起豁出去，如果我运用操练过的联想记忆法，大概是办得到。
我想到了怀尔曼——具体说，是目视西方的怀尔曼——便想起了开场白。
我朝卡曼点点头。卡曼也颔首回复。接着，我望向观众席，看到他们都是普通的人类。所有的天使都悬浮在我们头顶，正飞向黑暗。至于魔鬼，大概都藏在我的臆想中吧。
“大家好——”我说出话来，却被麦克风里爆出的巨响吓得往后一缩。观众们笑起来，那并没有让我光火，但一分钟前就肯定会。那只是笑声而已，并且出于善意。
我办得到。
“大家好，”我重新开头，“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我或许不太善于干这事儿。上辈子，我从事建筑业。我知道自己干那个很在行，因为接过不少工程。在目前这段生活中，我画画。但从没人跟我讲过，画画也需要公开演讲。”
这次，笑声更自然了，也更柔和了。
“我本想开场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路走到这里，但其实我知道。那很好，因为那是我必须承认的事实。你们会发现，我对艺术史、艺术理论，乃至艺术评价一无所知。你们中的某些人大概认识玛莉·爱尔吧。”
这句话引得一些人咯咯笑，仿佛我刚说的是，你们中的某些人大概听说过安迪·沃霍尔吧。被我点到名的那位女士则环顾四周，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背也突然挺直了。
“我第一次把几幅画带去斯高图画廊时，爱尔女士也看到了，并称我为美国初民。我心里有点不悦，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换洗内衣裤，每晚睡前也都刷牙——”
人群中又迸发出一阵笑声。我的双腿恢复了知觉，原来它们不是水泥做的，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拔腿而逃，但我已经不想跑，也不需要跑了。他们或许会讨厌我的画，但那不要紧，因为我不讨厌他们。让他们笑吧，让他们嘘吧，就算表露不屑（或遮掩的哈欠），都不要紧，只要他们想那么做就好；等这场活动结束，我就能回去画更多的画了。
如果他们喜欢我的画呢？结局也一样。
“但如果她的意思是，我在干自己不明白的事，也不能用言语表述自己，因为从来没人教过我该用什么术语或理论，那她就是完全切中要害。”
卡曼频频点头，看起来很满意。上帝作证，就连玛莉·爱尔本人也是这种表情。
“因此，这就是结果，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走出了前世，越过了一段连通往昔和今朝的桥梁，才走进了我的今生。”
卡曼悄无声息地拍了拍那双肉乎乎的大手掌。那让我感觉良好。有他在，我就像有了定心丸。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肯定会如怀尔曼所说——丑得很。
“但我必须少说几句，因为我的朋友怀尔曼说过，每当我们开始回忆就会耍老千，我相信那是真的。说得太多，你就会发现自己……唔……怎么说……在讲述自己希望拥有的过去？”
我朝第一排看，便看到怀尔曼在点头。
“是啊，我相信是这样的，那只是你希望有的过去。所以，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建筑工地上遭遇了一次车祸。很严重。一辆起重机撞到了我的小货车，也撞到了我。我失去了右臂，也几乎失去了生命。我结过婚，但婚姻破裂了。我真的走到人生谷底了。现在回首，我就能看得更清楚；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糟透了，糟到底了。而另一位朋友，他叫亚历山大·卡曼，有一天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幸福？那让我很……”
我停下来。卡曼从第一排的座位里专注地凝视我，长长的礼品盒稳稳地搁在他看不见的膝头。我记得那天是在法伦湖，他带着破旧的手提箱，深秋透着寒意的阳光射进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斜纹。我记得自己在考虑自杀，条条大路——收费公路、二级高速，乃至没人记得的荒僻小路——都通向黑暗。
沉默正在延续，但我已经不怕了。我的观众们也似乎不介意。神思游走，这很自然。我可是个艺术家呀。
“幸福——至少是我所感到的幸福——是长久以来我都不曾细想过的概念，”我说，“我慎重考虑如何养家，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也想过，不能让为我工作的同事们失望。我也琢磨过怎样获得成功，怎样去争取，主要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以为我会失败。然后，车祸突如其来。一切都改变了。我发现自己没有——”
我用双手在暗中摸索，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字眼，哪怕他们只能见到独臂单手。或许，还能看到断肢在用别针别住的袖管里抽搐。
“我没有退路。就眼看着幸福……”我一耸肩，“我对我的朋友卡曼说，我以前画过，但好久没画了。他建议我重拾画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需要保护，以抵抗漫长黑夜。当时我不理解他的话。现在就明白多了。常言道，黑暗降临，但在这里，黑夜是渐渐升起。太阳下山后，黑夜就从海湾上升起。目睹那样壮观的景色，让我惊叹不已。”
同样，我也为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惊叹不已。我的右臂非常安静。好像只是一截残肢，遮在用别针别住的袖管里。
“我们可以把所有灯光调暗吗？包括照着我的灯？有劳了。”
爱丽丝亲自跑到后台，一秒钟也不耽误。照着我的聚光灯立刻暗成微亮。视听礼堂安全地笼罩在昏暗中。
“越过了连通自己两种人生的桥梁，我发现，无论我们怀抱怎样的期待，美总在变化中。但这算不上是原创的想法，对吗？真的，只是陈词滥调……就像佛罗里达的夕阳。但那恰好就是真相，真相就该被说出来……如果你可以用新办法表述的话。至于我，我想用画来表达。爱丽丝，我们可以开始放映幻灯片了吗？”
图像即刻显影在我右边的大屏幕上，九英尺宽，七英尺高：三丛巨大的玫瑰从深粉红色海贝铺成的沙床上长出来。粉色很深，因为海贝都在屋下，在屋子的阴影里。观众们深吸气的声音很短促，却像一阵疾风。我听见了，也知道不只是怀尔曼和斯高图画廊的内行人在倒吸冷气，而是所有看到图像的人。他们窃窃私语的样子，仿佛突然见到了出乎意料的奇景异象。
随后，他们齐声鼓掌。掌声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站在原地，紧紧抓着讲坛的左侧木柱，听着掌声雷动，惊得头晕眼花。
余下的讲演花了二十五分钟，但我记不全了，好像在梦里指导了一场幻灯片秀。我一直在等，等自己从医院病床上醒来，赤热难当，剧痛欲绝，吼叫着要更多更多吗啡。
12
梦游感持续到演讲会后在斯高图举办的接待会。第一杯香槟（细长的杯子比顶针箍粗不了多少）刚吞下肚，第二杯就塞到了我手里。素不相识的人接踵而来，向我敬酒。有人连叫带嚷“听，快听！”还有人在高喊“艺术大师！”我扭头四顾，想看到新朋友们，却一个也没见到。
倒不是说没时间东张西望。祝贺之词好像没完没了，既恭贺我的画展开幕，也恭祝幻灯片演讲圆满完成。但是，起码，我尚不需要招架哪位来客对我的绘画技艺发表批评或攻击，因为原画（外加几张用彩色铅笔画的速写）全都藏在大厅后的两间大屋子里，锁得紧紧的，保护得好好的。而且，我还找到了避免被热情群众压垮的独家秘籍：如果您是独臂残疾人士，那就得让您仅存的爪子始终攥着只培根焗虾。
玛莉·爱尔过来问，采访约定是否还作数。
“当然，”我说，“尽管我不知道还能告诉你什么，我想，今晚我已经一吐为快了。”
“噢，我们会有些新话题的。”说着，手里的香槟酒杯划了一道弧线，趁四处游走的侍应生经过时放进托盘里，同时，还从一九五〇年代式样的猫女眼镜框后飞给我一个媚眼。她要不这样倒还不算讨人厌。“后天，先生，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说定了。”话虽这么说，我真想告诉她，如果她要坚持说法语，那采访的事儿就得等到我扣上马奈贝雷帽再说了。她挥手作别，临走前还吻了吻达里奥的面颊，然后便消失在迷人芬芳的三月夜色中。
杰克也朝我走来，一路上还不忘拦截下两杯细如管箫的香槟。我的家务总管胡安妮塔也跟着他，穿着一套粉色套装，显得利落又时髦。她取了一串虾，但谢绝了香槟。他把第二杯酒递给我，等我把最后一口虾肉都吞下去，才举杯和我碰杯。
“祝贺，老板，您震惊全场！”
“谢谢，杰克。好听的话不嫌多。”我将香槟一饮而尽（每个细杯子里只能装一口酒），又转身对胡安妮塔说，“你今天绝对是艳压群芳。”
“恭喜您，埃德加先生，”她说着，瞥了一眼周围，“这些画都很漂亮，但您的画更好看。”
“谢谢。”
杰克又拿了一串虾递给胡安妮塔。“可以抽空和您说几句话吗？”
“当然。”
杰克把我拉到格斯特那惹人注目的雕塑旁。“刚才，卡曼先生问怀尔曼，是否可以等礼堂宾客散尽后再离场，恐怕会晚点到这儿。”
“是吗？”这让我有点吃惊，“为什么？”
“他花了大半天在路上，他说自己和飞机的头部相处得不太好。”杰克咧嘴一笑，“他对怀尔曼说，一整天都坐在大人物的位置上，现在很想平稳地下来。”
我不禁哈哈大笑。同时也很感动。对于卡曼这种身材的人来说，利用公共交通长途旅行可不容易……现在我才想到，在那些可恶的飞机上，他连上厕所都会很艰难，连坐下去都会出问题。站着小便？大概还行，刚好能挤下。但坐在便桶上？想也甭想。他根本弯不下腰。
“反正呢，怀尔曼觉得应该让卡曼先生舒坦一下。他说你会理解的。”
“再理解不过了。”我说着，扬手让胡安妮塔过来。那身粉色套装大概是她衣橱里最上等的藏品了，可独自站在翩翩穿流的文化商人们中间，她显得孤零零的。我拥抱了她，她也抬头朝我微笑。我好说歹说才让她放心地取了一杯香槟喝（我想说，那只是一小杯而已，便用了pequeño这个词，却让她咯咯直笑，估计是用错了？）就在那时，怀尔曼和卡曼才走进来。卡曼还怀抱着那只礼品盒，穿越人群看到我时，眼神一亮——那让我感觉棒极了，比几轮掌声、乃至立起吹口哨都有效。
我从路过的侍应生手上的托盘上拿了杯酒，走过人群，递到他手里。接着，尽力伸长我的手臂，揽住他那宽厚的身躯，尽我所能地完成一个地道的拥抱。他也回以热情的拥抱，一使劲，我那愈合不久的肋骨都快疼得嗷嗷叫了。
“埃德加，你气色真好。我太高兴了。上帝多么仁慈啊，我的朋友。上帝真好。”
“你也很好。”我说，“你怎么会碰巧出现在萨拉索塔呢？是怀尔曼叫你来的吗？”我转向条纹遮阳伞下的战友，“是不是你干的？打个电话过去，问卡曼愿不愿意担任我讲演会的神秘嘉宾？”
怀尔曼摇摇头，“我是给帕姆打过电话。朋友，我当时都慌了神啦，因为我明知越俎代庖会让你光火的。她说过，车祸后，你谁的话也不听，但卡曼说的你能听进去。所以我也给他打了电话。我从没想过他会因为那通小留言就千里迢迢赶来，但……你瞧，他来了。”
“我不仅亲自捧场，还帮两位令嫒给你带了份礼物。”他说着，把盒子递给我。“可惜的是我没有时间专程购物，只能在存货里挑挑拣拣。恐怕你会失望的。”
我突然明白了那礼物是什么，顿感口干舌燥。不管怎样，我先把盒子夹在断肢下，扯掉丝带，撕开了包装纸。我甚至没发现，是胡安妮塔在帮我捧着它。盒子里面还有一只窄窄的卡纸盒，在我眼里，那酷似婴孩的小棺材。当然，还能像什么呢？盒盖上印着标签：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品。
“很漂亮啊，医生。”怀尔曼说。
“其实，我没空置备更好的礼物。”卡曼答。
他们的话音渐渐飘远。胡安妮塔移走了盒盖。于是，瑞芭仰面看着我了，这一次她穿着红裙子，而不是蓝裙子，但波尔卡小圆点的图案却依然如故；黑色玛莉珍妮淑女鞋也照样闪闪发亮；毫无生气的红头发和蓝眼睛也一样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我一直都躺在这儿呢！
卡曼的声音似乎还在遥远的地方飘，“是伊瑟打电话给我的，她提议送个娃娃。之后，她姐姐也给我打来电话。”
当然是伊瑟了，我心想。我听得见画廊里持续的嗡嗡闲谈声，那就像浓粉屋下面的海贝声。我的脸上还挂着哦天呀，瞧这多漂亮的面具，可要是谁那时戳戳我的后背，我准会尖叫起来。伊瑟是来过杜马岛的，还经过杀手宫前的那条路往南行。
尽管卡曼是个精明人，但我相信他不觉得这礼物有什么不妥，何况他长途旅行，远不是最好状态。而怀尔曼呢，正微微歪着头看着我，皱起了眉头。就在那时，我已能确信，卡曼医生再懂我心，也不及怀尔曼了。
“她知道你已经有一个了，”卡曼说，“她觉得凑成一对儿更好，能让你想起两个女儿，梅琳达也很赞同。不过，当然了，露西是我——”
“露西？”怀尔曼问道，取出了娃娃。她的粉色棉腿在晃来晃去。她的空洞双眼直勾勾地朝你看。
“她们都很像露西尔·鲍尔，你不觉得吗？我把她们送给一些病人，当然，他们也会给自己的娃娃取新名。埃德加，你给你的娃娃取了什么名字？”
顷刻间，脑海中又泛起昔日那种惨淡的浓雾，我先要去想朗达，罗宾，瑞切尔，坐在朋友身上，坐在该死的焦炭上。然后才想到：那是红色的。
“瑞芭。”我说，“和那个乡村歌手的名字一样。”
“你还留着她吗？”卡曼问，“伊瑟说你有。”
“哦，是的。”我说，想起怀尔曼描述过的劲球彩摇奖：咔嗒、咔嗒、咔嗒。现在，我能听见了。完成《怀尔曼目视西方》的那个夜里，曾有一对访客光临我的浓粉屋，幼小的避难者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伊丽莎白溺死的姊妹，伊斯特雷克家的苔丝和劳拉。现在，我明摆着要在浓粉屋收留一对双胞胎了，可是，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出手了，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探出手，并把这主意装进我女儿的脑袋里。这就是摇奖中的第二次咔嗒、掉落在篮兜里的第二个小球。
“埃德加？”怀尔曼在问，“你还好吗，朋友？”
“还行。”我说着，笑了笑。整个世界恍如回游重现，光影万变。我强迫自己从胡安妮塔手里接过娃娃，她正满脸困惑地盯着娃娃看。这很难，但我做到了。“谢谢了，卡曼医生。亚历山大。”
他一耸肩，摊开双手。“要谢就谢你的两个女儿吧，尤其是伊瑟。”
“我会的。谁想再来一杯香槟？”
大家都想润润嗓子。我把新娃娃放回盒子里，暗自作了两个保证：第一，决不让两个女儿知道这天杀的玩意儿把我吓得不轻。第二，两姐妹——我是说活着的两姐妹——绝不、永不能同时踏上杜马岛。但愿我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这个诺言，我说到做到了。
十二 另一个佛罗里达
1
“好了，埃德加，我想我们快完事了。”
大概她从我脸上读取了什么未言之辞，因为玛莉笑了。“采访真有这么痛苦吗？”
“不。”我答道，不算违心，尽管有关绘画技巧的若干问题让我有点不自在，但真的不算痛苦。我将技巧归结为：先观察事物，再倾泻到绘画中。那就是我的窍门。受到了何种影响？我该怎么说？光。总会涉及光线，我喜欢看的画里有光，我喜欢画的画里也有光。光照耀出物事的表面，也似乎能暗示内在所有，仿佛光会自拓其路，直达内外。但那听起来实在不专业；在我想来，简直就像白痴所言。
“好了，”她说，“最后一个问题：总共有多少幅画？”
我们正坐在玛莉·爱尔的寓所里，位于戴维斯岛。这个时髦城区堪称坦帕的高尚地段，在我看来俨然是全世界艺术装饰的首府。起居室宽敞而又空荡，一头摆放了沙发，另一头是两把优雅的靠背椅，没有书架，也没有电视机。晨光会照在东墙上，也会照亮墙上那幅戴维·霍克尼的大幅油画。玛莉和我坐在沙发上，各占一边。速记本搁在她膝上，身旁的沙发扶手上还放着一只烟灰缸。我们中间，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银色伍伦萨克磁带录音机，准有五十年历史了，但转轮仍能悄无声息地运转。德国工艺，太厉害了。
玛莉没有化妆，但唇上亮亮的，涂了润唇膏。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松松散散，让人感觉既慵懒又优雅。她抽英国欧维尔牌香烟，时不时啜一口酒，那活像是从爱尔兰沃德福特酒桶里直接倒出来的苏格兰威士忌。她问我要不要喝酒，我说更希望来杯水，她似乎很失望。她穿的家居服是手工定制的纯棉货。那张脸老朽又沧桑，却也性感，或许《邦尼和克莱德》在电影院上映的年代才是它最青春美好之时。但那双眼睛依然摄人心魄，就算鱼尾纹延伸漫开，眼睑上也皱纹层叠，甚至没有彩妆予以掩盖，那仍像索菲娅·罗兰的眼睛。
“你在赛尔拜展示了二十二张幻灯片。其中有九张是铅笔素描。很有意思，但很小。还有十一幅油画，其中有三张都是《怀尔曼目视西方》：两张是局部特写，一张是全景。所以，我要问，还有多少张画？下个月在斯高图的画展上，你一共会展出几幅？”
“这个嘛，”我说，“我还说不准，因为我现在还一直在画，但我想至今大概有……二十多幅。”
“二十。”她轻轻地、不带任何表情地说，“二十多幅。”
她那么看着我，让我非常不舒服，便侧了侧身。沙发吱呀轻响。“我想，画展中该有二十一幅，可以确定。”当然喽，还有些画是不能算进去的，譬如《福利之友》，或是《布朗糖果无法呼吸》，以及红袍人的速写。
“换言之，总共超过三十幅。”
我默算了一下，又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差不多吧。”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这有多么让人惊异。我可以从你的表情里看出来，你不知道。”她站起来，把烟灰缸拿到沙发后的垃圾桶里倒清，再站到霍克尼的画下，双手插在昂贵的便裤口袋里。那幅画上有一栋正方形的屋子，一个蓝色的游泳池。池畔有位早熟的妙龄少女，身穿黑色双肩带泳衣，丰满的胸部和长腿都晒成古铜色，头发乌黑。少女还戴着墨镜，两个镜片里都映着一斑小太阳。
“这是真迹吗？”我问。
“货真价值，”她没有转过身看我，“泳衣女郎也是真人。玛莉·爱尔，坦帕的吉杰特，约为一九六二年。”说完，她转向我，面色很难看。“把录音机关掉。采访结束了。”
我按下了停止键。
“我想让你听我说，你愿意吗？”
“当然。”
“有很多艺术家在一幅画上耗费几个月心血，效果却不及你的作品一半感人。当然，也有通宵狂欢、浪费大好清晨的一些人。但你……你像个流水线工人一样炮制出这些画，像个杂志排版工，要不就是……我都不知该怎么说……漫画家！”
“我从小生活在崇尚勤劳苦干的环境里。自创公司时，我的工作时间比现在长得多，因为再好的员工也抵不上一个勤奋的老板。”
她颔首表示同意，“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但你认定了这条金科玉律，那就真的是无上真理。我明白。”
“我只是把那种……你懂，那种信条……搬到了现在所做的事情上。那就好了。该死，不止是好，而是好极了。我打开收音机……就好像进入了恍惚的出神状况……然后就开始画……”我脸红了，“我没想过要打破世界纪录什么的……”
“那我当然知道。”她说，“告诉我，你用图块对应法吗？”
“图块（block）？”我知道这个词在橄榄球赛中是阻拦的意思，除此之外就毫无头绪。“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当我没说。在《怀尔曼目视西方》里——这幅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顺便夸你一下——那个大脑，你是如何设置细节的？”
“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说。
“我肯定你用了照片，亲爱的，但当你准备好画那幅肖像时，你是怎么部署那些极富特色的细节的？”
“我……呃，我——”
“你用了‘第三只眼法则’吗？”
“三只眼法则？我听都没听说过。”
她宽容地朝我一笑，“为了在客体双眼间找到正确的空白，画家常常需要在两只真眼睛当中假想出、或甚至设置第三只眼睛。譬如说他的嘴，你是借由双耳的位置来保证它处于居中点吗？”
“没有……就是说，我不知道原来应该是这么画的。”现在，脸上的红潮肯定遍及周身了。
“放松点，”她说，“我不是在暗示你应当追随一套又一套艺术专业课程教授的狗屎规则，更何况，你已经如此辉煌地彻底打破了那些陈腐规矩。只不过……”她摇了摇头，“去年十一月开始画，至今就有三十幅画？不不，时间还没那么长，因为你不是从油画入手的。”
“当然没那么长，我还必须先得买够绘画用品才行。”听我这么一说，玛莉笑得前仰后合，都笑成了咳嗽，最后只能用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压下去。
“如果一个人快被压死，然后三个月里就能画成三十幅画，”她缓过气来，便又说，“我大概也该去找辆起重机。”
“你不会想要的。”我说，“相信我。”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俯瞰阿达利亚大街。“你这儿的风景可不一般啊。”
她也走过来，我们一起往外看。街对面人行道旁的咖啡店和七层小楼简直像从新奥尔良直接空运来的。或者，甚至是从巴黎。一位女郎漫步走在人行道上，吃着法国面包式的零食，红裙的荷叶边轻快地旋舞。不知何处，还有人在演奏蓝调吉他，每一个音符都玲珑剔透。“告诉我，埃德加，你从这儿眺望风景时，是以艺术家的眼光、还是昔日建筑商的眼光发现让你感兴趣的物事？”
“两者兼有。”
她笑了，“说得好。戴维斯岛完全是人工建筑所成——来自一个男人头脑中的想象，他叫戴维·戴维斯。他就是佛罗里达版本的盖茨比。你听说过他吗？”
我摇摇头。
“这只能证明，盛名如浮云。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戴维斯在太阳海岸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她挥臂一揽，仿佛要把楼下密集的街道尽收怀中；骨瘦如柴的手腕上，镯子叮当直响；不知何处，但不太远，有一口教堂的大钟敲响了午后两点。
“是他在西尔斯布鲁河口的沼泽地里建造起整个城市。是他说服了坦帕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把医院和电台搬到了这里，那时候，广播电台可比医疗保险更要紧。他建起的漂亮公寓楼是人们见都没见过的，甚至连公寓楼的概念都闻所未闻。他建起了酒店和噱头十足的夜总会、俱乐部。他也四处撒钱，娶了一位美如天仙的选美小姐，离婚，再复婚。那时候他已是身家数百万——当时的一百万比今天的一千两百万都值钱。他有个密友，恰好就住在杜马岛。约翰·伊斯特雷克。觉得耳熟吗？”
“当然。我见过他女儿了。我的朋友怀尔曼负责照顾她。”
玛莉又点了一根香烟。“戴维和约翰，两人都富得流油——戴维在房地产领域做投机买卖，约翰有好多工厂。但戴维好出风头，如果把他比作孔雀，约翰就更像是朴素的褐色鹪鹩。什么人什么命，你知道孔雀的下场吧，是不是？”
“雀翎被人拔光？”
她猛吸了一口，烟喷出鼻孔时，她又张开手指替我把烟挥去。“先生，您说得再对不过了。一九二五年，佛罗里达州土地监察局出手了，就像往肥皂泡里砸了一块砖。现在你从这里望见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戴维·戴维斯投资的。”她挥了挥手，示意那些曲折街巷、粉色建筑都包括在内。“一九二六年，戴维斯在各行各业的投资高达四百万美元，收回来的大概只有三万。”
我也曾有过骑虎难下的窘迫经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财力过度膨胀便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逼得你不得不开始诳骗债权人，并在财务报告上做手脚。但我还不至于那么惨，即便在弗里曼特公司初建时那些绝望的日子里也没有。但我能体会戴维·戴维斯的感受，他准是万念俱灰，生不如死。
“他自己的债务还清了多少？能还上吗？”
“一开始，他撑住了。那些年，美国境内的很多地域都在蓬勃发展。”
“你了解的还真多啊。”
“太阳海岸的艺术是我的激情所在，埃德加。但太阳海岸的历史则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懂了。那么，土地监察局没把戴维斯整垮。”
“短时间里是没有。在我想来，他肯定趁牛市时抛出了股票债券，才能填补第一轮亏损。朋友们也帮了他一把。”
“伊斯特雷克？”
“约翰·伊斯特雷克是最慷慨仗义的天使，还数次帮戴维运送走私酒，大概都藏在岛上了吧。”
“他真那么干了？”我问。
“我是说，大概。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佛罗里达。只要你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就能听到千奇百怪的禁酒时期地下酒买卖的传奇故事。不管有没有走私酒，要是没有伊斯特雷克相帮，戴维斯肯定会在二六年倾家荡产。约翰不是花花公子，从不像戴维斯和他别的朋友那样去夜总会或妓院，但他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是鳏夫了，照我的猜想，老戴维或许会在老朋友寂寞时帮他找个姑娘，不止一次。但到了二六年夏天，戴维债台高筑，欠了太多太多，就算老朋友力挺，也救不了他了。”
“所以，他在月黑风高夜消失了。”
“他消失了，但不是在月黑风高时。那可不是戴维的风格。二六年十月，伊斯飓风将他的毕生心血席卷一空，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起航去欧洲，带了一个保镖和一个新找的漂亮姑娘，她是马克·赛奈特泳衣美人。姑娘和保镖都到了欢乐巴黎，但戴维·戴维斯没有。他在航行中失踪了，没留任何痕迹。”
“你跟我说的是真实事件吗？”
她抬起右手，摆出男童子军的敬礼姿势——只是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香烟轻轻袅袅破坏了些许气氛。“绝无虚言。二六年十一月，告别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她指向两栋粉色艺术装饰风格大楼之间，海湾远景夹在其中，波光粼粼的。“至少有四百人出席，我认为，其中很多是得过恩宠的那种女人。约翰·伊斯特雷克是发言者之一。他抛了一只鲜花花环到海里。”
她叹了一声，气息飘到我面前。我不怀疑这位女士能克制饮酒，也相信她早已习惯了微醺，因而不至于在这个下午酩酊大醉。
“毋庸置疑，伊斯特雷克痛失好友，伤心极了。”她说，“但我敢说，他肯定更庆幸自己能躲过伊斯飓风的劫难。我打赌，出席告别仪式的人都这么想。他要能预知六个月后的事，肯定会往海里抛下更多花环吧。不是一个爱女，而是一双啊。我觉得该说三个才对，如果你把大女儿也算上的话。要是我没记错，她跟老爸工厂里的一个领班，私奔去亚特兰大了。不过，那比不上两姐妹双双丧生海底的打击更大。上帝啊，那准能让人伤心欲绝。”
“<b>她们走了</b>。”我说，想起怀尔曼摘引的报纸头条。
她用犀利的眼神盯着我，“也就是说，你也做足功课了。”
“不是我，是怀尔曼。他对自己效力的女主人很好奇。我认为他不知道伊斯特雷克家和戴维·戴维斯的关系。”
她似乎若有所思，“我甚至怀疑，伊丽莎白自己还记得多少？”
“这阵子她连自己姓啥叫啥都忘了。”我说。
玛莉又瞥了我一眼，继而从窗前走开，去拿烟灰缸，掐灭了香烟。“阿尔茨海默？我听到些传言。”
“是的。”
“真该死，听到这消息我很难受。很多戴维·戴维斯故事的精彩细节都是她跟我说的，你知道。过去的好时光啊。我们以前老见面，转来转去就能碰到她。大多数住过她那栋鲑鱼角的艺术家我也都采访过。对了，你给它起了别号，是不是？”
“浓粉屋。”
她笑了，“我就知道你起的名儿会很可爱。”
“有多少位艺术家住过那栋屋？”
“很多。他们到萨拉索塔或凡尼斯做讲座，或许还会暂居一段，画些画。不过，住在鲑鱼角的画家们画得很少。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客人在杜马岛都像是在度免费的假期。”
“她为他们免费提供住所？”
“对，是免费的。”她露出几分讽刺的笑意，“萨拉索塔艺术委员会为他们提供生活津贴，伊丽莎白通常负责解决住宿——浓粉屋，也就是昔日的鲑鱼角。但你没享受到这个待遇，对吗？或许下一次吧。更何况，你确实是在那里工作的。我可以报出六七位艺术家，都住过你的小屋，却连笔都没润过。”她走向沙发，脱下眼镜，抿了一口酒——该说是一大口。
“伊丽莎白有一幅达利的速写，就是在浓粉屋画的。”我说，“我亲眼所见。”
玛莉顿时两眼放光，“哦，是的，没错，达利。达利非常喜欢那里，但也待得不长……不过离岛以前，那个婊子养的浑蛋对我吹毛求疵的。你知道他走后伊丽莎白跟我怎么说的吗？”
我摇摇头。我当然不知道，但很想听听。
“他说那里‘太丰富了’。埃德加，这种说法会让你有什么联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