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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笑，“在你看来，伊丽莎白为什么要把浓粉屋作为艺术家度假屋？她一直都是艺术赞助者吗？”
她似乎很惊讶，“你的朋友没告诉你吗？或许他也不知道。根据本地传说，伊丽莎白自己就是一位传奇画家。”
“本地传说，这话怎么讲？”
“有种说法——我认为几乎就像神话——说她是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她就能画得非常传神，可突然间就封笔了。”
“你没问过她吗？”
“当然问了，傻小子。向人提问就是我的工作。”现在，她的脚步有点打飘了，索菲亚·罗兰式的眼睛显然已经充满血丝。
“她是怎么说的？”
“没有那回事儿。她说，‘能画的，就画。不能画的人，好比我们，玛莉，就扶持那些能画的。’”
“我觉得这说法很地道。”我说。
“是的，我也赞同。”玛莉说着，又从沃德福特大酒桶里啜饮一口。“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不相信那是空穴来风。”
“为什么不相信？”
“我不知道，只是不信。我有个老朋友叫安吉·温特伯恩，曾是坦帕《讲坛报》的情感问题专栏作家。有一次我碰巧和她聊起这段传闻。大概就是达利大驾光临太阳海岸的那段时间，一九八〇年左右。当时我们在酒吧里——那个时代我们不是在这个酒吧，就是在那个酒吧——无意间谈到民间传闻是如何诞生的。作为辩论时的证据，我提到，据说伊丽莎白曾是儿童版的伦布朗；安吉呢——她死了好久啦，愿上帝赐她安息——说她不觉得那是虚构的传说，她认为真有其事，至少有原型。她说她在哪张报纸上读过相关报道。”
“你查过吗？”我问。
“我当然去查了。我不会把一切都写下来，”她朝我抛了个媚眼，“但我很喜欢把所有事情打探清楚。”
“有何收获？”
“什么也没有。《讲坛报》上没有，萨拉索塔或凡尼斯的报纸上都找不到。所以，那大概真的只是没来由的传说。该死的，大概所有那些有关她父亲把戴维·戴维斯走私的威士忌藏在杜马岛的故事也都是瞎编的。可是……我可以打赌，安吉·温特伯恩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我当面问伊丽莎白时，她的神色也似乎有问题。”
“什么样的神色？”
“好像在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但那都是陈年往事了，很多酒都在地下流通，你现在没法再问她那事儿了，不是吗？除非她的记忆力还没你说的那么糟。”
“是很糟，但她或许会清醒过来的。怀尔曼说她以前就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那就让我们期待吧，”玛莉说，“你知道的，她是世间罕有的人物。佛罗里达到处都是老人，否则也不会有‘天堂等候室’的美名，但只有极少数老人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太阳海岸的伊丽莎白所记住的——曾经记住的——是另一个佛罗里达。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匆匆忙忙的度假胜地，也没有四通八达的收费公路和圆球形的体育馆，这里也不是我从小印象中的佛罗里达了。我的回忆里是约翰·D.麦克唐纳德时代的佛罗里达，想当年，萨拉索塔的人们都熟识街坊四邻，坦帕—迈阿密公路还是低级夜总会区。想当年，人们常去教堂，回到家呢，会在自家游泳池里找到鳄鱼，或是在垃圾桶里发现野山猫。”
她真的是酩酊大醉了，我方才意识到……但这不影响她言谈的有趣的程度。
“佛罗里达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们生长的年代，印第安人刚被赶跑，但白人先生们还没完全巩护……巩固权势。那时候的杜马岛和你现在住的小岛可有天壤之别啊。我看过一些照片。棕榈树覆盖着勒颈无花果树、裂榄木和陆地沼泽松；有些湿地里还长着橡树和红树。低矮的切罗基豆和光滑冬青铺盖在地面上，而现在呢，那些该死的丛林都不见了。海滩是唯一亘古不变的东西，还有海，那当然了……像裙裾一样翻舞。那时已经有岛北头的吊桥了，但岛上只有一栋屋。”
“那些树靠什么生长？”我问，“你知道吗？我是说，四分之三的岛屿都被植物掩盖了。”
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只有一栋屋，”她重复道，“坐在那儿隆起的小丘地上往南看，那番壮丽的风景啊，你只能在查尔斯顿或墨比尔的豪宅旅游团中才能有幸看到。有大柱子和一条碎石铺的车道。朝西看，你看得到壮阔的海湾；朝东看，就能将佛罗里达海岸美景尽收眼底。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有凡尼斯。凡尼斯村。昏昏欲睡的小小村落。”她发觉自己有点口齿不清了，便振作精神，“对不起，埃德加。请原谅。我不是每天都醉成这样的。真的，你不妨将我的……兴奋……视为对您的一种恭维。”
“我明白。”
“搁在二十年前，我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把你勾上床，决不会把自己灌成醉鬼。说不定十年前也一样。可如今呢，我只能希望自己没把你吓跑，乃至以后也不敢见我。”
“我还没那种荣幸。”
她大笑起来，笑声苍凉却也欢快。“那我就盼着和你早日再见了。我把你折腾了一下午。现在……”她用单臂揽住我，引我走向门口。隔着衣衫我也能感到她硬邦邦的身体，瘦骨嶙峋，却热得发烫。她的步态倒是依然稳健，“现在，我想该释放你了，也该让我自己睡个午觉。必须承认我得睡一觉，真让人遗憾。”
我走到客厅，又折回去，“玛莉，你有没有听伊丽莎白提起过孪生姐姐去世的事？她那时大概四五岁。这么惨痛的伤心事，她应该能记住了。”
“从来没有。”玛莉说，“一次也没说过。”
2
大厅门口外一溜儿排开十几把椅子，刚好摆在狭长而阴凉的阴影里，午后两点一刻的日头下，显得挺舒服的。六七个老人坐在那儿，望着阿达利亚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杰克也在，但他没呆望来往车辆，也没观赏翩然而过的女郎。他向后靠在粉色的灰泥墙上，正在看《丧葬科学之傻瓜指南》。他一见到我便站起来，让我也能一眼找到他。
“在这个州，选这行够明智。”我边说，边扬扬下巴示意那本书，封面上有个科学怪人，两只眼睛装饰成了Google标志。
“迟早都得选一行嘛。”他说，“但看你最近的势头，我不认为这一行还能兴旺下去。”
“你可别咒我。”我说着，摸了摸口袋，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带上阿司匹林的小药瓶。带了。
“事实上，”杰克说，“这正是我想去做的工作。”
“你等会儿有什么要紧事吗？”我问，跟在他身边跛行走下水泥人行道，一暴露在阳光下就觉得酷热难当。佛罗里达西海岸是有春天的，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够喝杯咖啡的光景，便急忙迎头北上担当重任去了。
“我没事儿，但你四点钟约了萨拉索塔的哈德洛克医生。我想，不堵车的话我们刚好赶得上。”
我搭住他的肩膀，“那不是伊丽莎白的医生吗？你在说什么呀？”
“体检。老板，据说是你自己延后体检日的呀。”
“其实是怀尔曼。”我咕哝了一声，抓了抓头发，“是讳疾忌医的怀尔曼。我从没让他替我定日子。你可是我的证人啊，杰克，我决不会——”
“不是他，他说你肯定会这么说的。”杰克说。他拖着我继续往前走。“走吧，走吧，我们现在上路，就不会赶上高峰时段了。”
“谁？如果不是怀尔曼约的，还会是谁？”
“您的另一位朋友。黑人大块头。伙计，我真喜欢他，他酷毙了。”
我们走到了雪佛兰车前，杰克为我打开了副驾座车门，但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看着他，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卡曼？”
“对，就是他。他和哈德洛克医生在演讲会后的招待会上谈了谈，卡曼医生刚好提到，你承诺要做的体检一直没做，他有点担心，哈德洛克医生就自告奋勇帮你做一次。”
“自告奋勇。”我说。
杰克点点头，在灿烂的佛罗里达阳光下灿烂地微笑着，年轻得不可思议，胳膊下夹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丧葬科学之傻瓜指南》。“哈德洛克医生对卡曼医生说，他们千万不能让一位崭露头角、至关重要的天才画家出什么意外。正经地说，我也举双手赞同。”
“谢你一万遍，杰克。”
他笑起来，“你别逗了，埃德加。”
“我可以认为自己也酷毙了吗？”
“是啦是啦，你的酷是骨灰级。上车吧，趁现在过桥我们就不会堵车了。”
3
果然，我们准点到达哈德洛克医生位于贝尼瓦街的办公室。根据弗里曼特的办公室等待原则，你必须在约定时间上再加三十分钟才能见到真正约见的对象，但这次却让我大吃一惊。前台小姐十分钟后就喊到我的名字，带领我走入一间令人愉悦的诊疗室，左边墙上贴的海报描绘了浸在脂肪中的心脏，右边的海报则显示了一瓣如经炭烧般的肺。正视前方，能看到一张视力检测表，哪怕我只能看到第六行小字，那也感觉不错了。
一个护士走进来，在我舌头下插入一支体温计，并搭了脉搏，接着在我手臂上绑了测血压用的布箍带，充气，细看读数。我问她情况可好，她露出公式化的微笑，“还行。”接着就开始抽血。做完这些，我得去厕所用塑料杯接尿，拉下拉链时我在心中暗骂卡曼。独臂人当然可以提供尿样，但潜在危机显然要大得多。
回到诊疗室时，护士已经不在了。她留下一个文件夹，上面有我的名字。文件夹旁还有一支红笔。残肢突然一阵刺痛。我想也没想就拿过笔，放进了裤袋里。我的衬衫口袋里夹了一支蓝色圆珠笔。我取出蓝笔，放在刚才红笔所在的位置。
等她回来，你该说什么？我默默自问，笔仙进来过，决定换个颜色？
还没等我想出答案——也没想通我为什么要偷窃红笔，基恩·哈德洛克便走进来，向我伸出手。他的左手……也就是我的右边。当他身边没有那位留着山羊胡的神经科医生普林西比时，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他的。哈德洛克六十岁上下，矮矮胖胖，留着牙刷毛式的白胡子，临床检查的礼仪也很到位，让人舒适又放心。他让我脱下外裤，仔细检查我的右腿和体侧。他在很多部位摁下手指，问我疼痛的程度。他还问我服用哪些止痛药，可当我回答说吃阿司匹林就行时，他却面露惊异之色。
“接下来我要检查你的截肢部位，”他说，“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不用紧张。”
“我会尽力的。”
我坐着，把左手放在赤裸的左腿上，往前看着视力检测表，他则单手握住我的肩膀，再用另一只手托住我的残肢。第七行字似乎是AGODSED。我不禁纳闷：一个神，会说什么？
声音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感到有些压力。“疼吗？”
“不疼。”
“好的。不，不要朝下看，请保持直视前方的姿势。你感觉到我的手吗？”
“嗯哼。在上面。有压力。”但没有刺痛感。怎么会痛呢？不复存在的那条手臂想要笔，而那支笔已经在我口袋里了，所以，现在它又安心沉睡了。
“现在呢，埃德加？我可以叫你埃德加吗？”
“没问题。还是一样的位置。有压力。很轻微。”
“现在你可以看了。”
我转头去看。他仍一手扳住我的肩膀，但另一只手垂下。根本没有靠近残肢。“啊哟，猜错了。”
“没关系，截肢后的肢体有幻觉，这很普遍。我只是惊讶于痊愈的速度。而且没有疼痛感。一开始我捏得可用劲儿呢。一切都很好。”他又托住断肢，往上推。“这样会疼吗？”
有点疼——感觉迟钝、隐约，还有点模模糊糊的发热。“有一点。”我说。
“要是这也不疼，我反而要担忧了。”他松手了，“再朝前看着视力表，好吗？”
我照他吩咐直视前方，决定将至关重要的第七行字定为AGOCSEO。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这些字母拼凑不出什么词句。
“我用几只手指点着你，埃德加？”
“不知道。”根本感觉不到他在触摸我。
“现在呢？”
“不知道。”
“现在？”
“三只手指。”他都快摸到我的锁骨了。我突然想到——疯狂一念，却十分固执——如果我正处于绘画的癫狂态，准能感觉得到他的手指，随便何处，随便几指。事实上，就算他把手放在残肢下的空气里，我也能感觉得到。而且我认为他也能感觉到我……结果就不用说了，肯定能把这位好好大夫吓得尖叫着冲出诊疗室。
他继续检查，从我的腿到我的头。他听了听我的心音，看了看我的瞳孔，还干了很多医生们拿手的小动作。等他把能干的事都忙完了，便让我穿上衣服，到大厅尽头的办公室里见他。
他的小办公室很招人喜欢，东西堆得满满的。哈德洛克坐在桌子后，背靠椅背。有一面墙上挂了些照片。我猜想，有些是医生家人，而另一些显然不是：和乔治·布什一世握手，和毛瑞·博文齐握手（在我的名人辞典里，他俩在智力上不相上下），还有一张是他和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的合影，她竟是那么神采飞扬，漂亮得令人窒息。他俩都握着网球拍，我也认出了那个网球场——杀手宫里的。
“我想象得出来，你很想马上回到杜马岛，让臀部放松些，是不是？”哈德洛克问，“每天这时候准会疼吧，我也敢说，刮风下雨时就会疼得像《麦克白》里的三个女巫一齐施法。如果你想要我开些维柯丁或普克赛——”
“不用，我吃阿司匹林就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戒掉那些强力药，我不想现在重蹈覆辙，不管疼不疼。
“你的康复太让人震惊了，”哈德洛克说，“我想，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你有多幸运，余生不用坐在轮椅里，转得头晕眼花。”
“我能活下来就已经感谢上天眷顾了。”我说，“看样子，你没觉得有何异样？”
“血液和尿样报告还没出来，但我可以说，你状态很好。如果你担忧还有什么症状，我可以安排X光照你的右侧伤口和头部——”
“我没有任何忧虑。”我有症状，确实令我担忧，但照X光是无法指明症结的。也可能，是多处症结。
他点点头，“我仔细查看你的断肢，是因为你没有安装人造假肢。我原以为是因为你的伤口很敏感，也可能因为有感染征兆。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好。”
“我想……我只是还没准备好用假肢。”
“很好。岂止是很好呀。想想你完成的杰作吧！我不得不说，东西没坏就别去修。你的画……非同一般啊。我非常期待能到斯高图的画展上目睹真迹。我会带太太一起去的。她兴奋极了。”
“太好了，”我说，“谢谢你。”听来有点平淡，至少在我自己听来好像不够激动，但我仍然想不通该如何回复这么多热烈的赞赏。
“没想到你竟是出钱租鲑鱼角的房客，这很让人悲伤，也很讽刺。”哈德洛克说，“你大概也知道了，多年来，伊丽莎白一直把那栋屋当作艺术家专用休憩地。后来她病了，才允许那栋屋列入租赁地产名单，尽管她再三强调，不管谁租，都必须签三个月以上的长约。她不想让春季游客在那儿开狂欢派对。不能在萨尔瓦多·达利、詹姆斯·巴马等艺术大师们养精蓄锐的地方。”
“我决不会因此责怪她的。那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
“是的，但在那里住过的艺术家中，只有极少数创作出了不同凡响之作。谁料到，随后迎来的‘房客’——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建筑业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车祸后来此疗伤，并且……啊，伊丽莎白一定心满意足了。”
“在建筑业界，我们称过度恭维为‘扣水泥高帽子’，哈德洛克先生。”
“请叫我基恩，”他说，“可听过你演讲的人都不会觉得我是在吹捧。你就是个奇迹。我真希望伊丽莎白能在现场。她肯定会盛装亮相的。”
“或许她能参加开幕式。”
基恩·哈德洛克非常缓慢地摇摇头，“我怀疑她去不了。她拼着老命和阿尔茨海默症抗争，但到了时候，疾病总会轻而易举地获胜，譬如多发性硬化，还有癌症。不是病人太弱，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一旦症状开始加剧，通常以暂时性记忆丧失为标志，倒计时就开始了。我担心伊丽莎白的大限已到，真让人难受啊。我一眼就看出，也相信演讲会现场的每个人都已发现，兴师动众的场合让你很不自在——”
“真是明眼人。”
“——但如果她在，她就会帮你享受那种氛围。我认识她都快大半辈子了，所以可以这样告诉你，她会愿意监管一切，包括每一幅画该挂在画廊的什么位置。”
“真希望我早点认识她。”我说。
“她很了不起。她四十五岁时，我二十岁，我俩搭档混双，赢了高船岛网球锦标赛冠军。那时我刚好休学年假回来。那座奖杯，我至今都珍藏着。我猜想她也保留着奖杯。”
这让我想起了别的收藏品——你会找到的。我很肯定——但还来不及细想彼时情境，又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相对来说，就是眨眼之前的事。
“哈德洛克医生——基恩，伊丽莎白自己有否画过？油画或是素描？”
“伊丽莎白？没有。”他笑了。
“你说得很肯定。”
“是的。我问过她一次，记得非常清楚。那是诺曼·洛克威尔来此演讲的时候。他没有住你的小屋，而是丽兹酒店。诺曼·洛克威尔真是个神人啊！”基恩·哈德洛克摇摇头，笑意更浓了，“上帝啊，那场面可热闹啦，艺术委员会宣布‘周六晚邮报’先生驾到时，大呼小叫闹成一片。那是伊丽莎白出的点子，她喜欢那种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噱头，她说他们大概会填满本希尔格里芬体育馆——”他看到我一脸茫然，便修正说，“就是佛罗里达大学。‘只有鳄鱼队才能存活的沼泽地’？”
“如果你说的是橄榄球，我从头到尾只知道维京队和帕克斯队。”
“回到正题，就在洛克威尔掀起观众骚动的时候，我问起她自己的画艺。顺便插一句，他的画果真销售一空；不止是在格尔巴特，中城区也一样。伊丽莎白开怀大笑，说她只能画出木棍儿般的小人儿。事实上，她打了个比喻，用的是运动术语，大概这让我想到了鳄鱼队吧。她说自己就像那些富有的大学赞助人，只不过她的兴趣点不在于赞助橄榄球队，而只是纯艺术。她说，‘宝贝儿，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如果当不成艺术家，那就喂饱他们，照顾他们，确保他们水深火热时还有个地方可以投靠。’但要说她自己的艺术天赋？绝对是没有的。”
我很想告诉他，玛莉·爱尔的朋友安吉·温特伯恩是怎么说的。但我的手碰到了口袋里的红笔，便决定不说了。我知道，自己只想尽快回到杜马岛，只想画画。《女孩和船No.8》是该系列里最嚣张的一幅，尺寸最大，画面也最复杂，眼看就快完成了。
我站起身，伸出手，“谢谢你为我费心了。”
“别客气。如果你改主意了，想要开点强劲的止痛药——”
4
通往杜马岛的吊桥拉起，以便某位富翁的水上大玩具驶进海湾。杰克坐在雪佛兰的驾驶座上，欣赏着在前甲板上晒日光浴的绿色比基尼美女。广播调在骨头频道，刚刚播完一则代理经销摩托车的广告（骨头频道里，摩托车销售广告最多，也有很多抵押借贷的金融服务），便插入谁人乐队的歌：《魔力巴士》。截肢骤然抽痛一下，然后，开始痒了。瘙痒慢慢地向下蔓延，慵懒缓慢，却隐伏得很深。非常深。我把音量调大一度，探入口袋取出偷来的笔。不是蓝色，不是黑色；而是红色的。在夕阳光线里欣赏了片刻，用拇指推开笔套，又四处摸索起来。
“要我帮你找东西吗，老板？”
“不用。盯着更年轻的宝贝儿吧。我自己就行。”
我翻出一张“改装车大赛指定汉堡”的免费赠券，上面写着“你得吃！”。我把券翻到背面，便成了一张白纸。我画得飞快，根本容不得半点思考。那首歌还没完，我就画好了。小小的图画下面，还有五个字母。那张画很像上辈子的我边打电话和人砍价（通常是和白痴）时的随手涂鸦。五个字母组成一个单词：PERSE（珀尔塞），我那神秘幽灵船的名字。只不过，我不确定你会怎么念。我可以把重音放在后面一个E上，听起来更像是Persay（珀赛），但我觉得这么读也不对。
“这是什么？”杰克凑过来看，然后自问自答。“红色小野餐篮。挺可爱的。这钱包（Purse）是什么意思？”
“你把它读成persie了。”
“那我还是相信你的读法吧。”吊桥下的栏杆升起了，杰克发动汽车，直奔杜马岛。
我端详刚画的红色小野餐篮——你大概把这种柳条边的玩意儿叫作‘累赘’吧——只觉得万分眼熟。然后意识到这种眼熟并不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它，而是这幅画所表示的“语汇”本身是我熟悉的。去找南·梅尔达的野餐篮，我载着怀尔曼从萨拉索塔纪念医院回岛的那夜，伊丽莎白这么说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神志清醒，现在我全想起来了。在阁楼上，是红色的。还有：你会找到的。我很肯定。还有：东西在里面。然而，我刚一追问，她就无法回答了。她的神思又溜走了。
在阁楼上，是红色的。
“当然是咯，”我说，“一切都是。”
“你说什么，埃德加？”
“没什么。”我瞪着偷来的笔，说，“只不过是彻底想明白了。”
5
《女孩和船No.8》是该系列的最后一幅，我几乎能确定。它真的已是完成态，我却仍然站在斜长的夕阳光影里凝视它，思忖着。衬衫已经脱去，铜斑蛇之路乐队在骨头里号叫。我在这幅画上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幅画都要长——我突然意识到，那几乎相当于别的画所用时间的总和。它令人心绪难宁。因此，每次画完我都会用白布遮住它。此刻，当我希望自己能冷静、不带情绪地看看它时，才发现，心绪难宁一词根本不确切，这幅宝贝画他妈的能把人吓出病来。看着它，就像看着心智渐渐游离。
或许，这幅画是永远画不完的。显而易见，仍有空余之处可以画入一只红色的小野餐篮。我可以让它挂在珀尔塞号的船首斜桅上。去他妈的，为什么不呢？这天杀的画里已经堆满了人影和物事的细节。再画一样进去，总会找得到地方的。
一支画笔已经浸饱了血色的颜料，我伸手去拿时，电话铃也响了。如果我已经提笔，肯定是不会去接的，就让它去响。但我没有那么做。野餐篮只是一个花音，但我已经把主旋律复调都画齐了。于是，我把笔放回，再去接电话。怀尔曼听起来十分激动。
“埃德加！今天下午她清醒过一段。或许不能说明什么，毕竟我不能让期望值升得太高，但我以前见过这种反复。一开始先是明白了什么，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一阵接一阵地汇总起来，她就又变回她自己啦，至少清醒了一段时间。”
“她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在哪里了？”
“不是现在，而是半小时前，大约五点半开始好转，她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知道我是谁。听着，朋友，她甚至自己点了香烟！”
“我保证向军医处处长报告。”嘴上这么说，我却在回忆。五点半。恰好是我和杰克在等吊桥降下的时候。也就是，我感到有画画的冲动的时候。
“除了香烟，她还有什么要求？”
“她要吃东西。但在那之前，她要去瓷亭。她想要她的小瓷人儿，埃德加！你知道她忘了有多久？”
其实我非常清楚。听到他为她的好转激动万分，我也很欣慰。
“不过，我把她送到瓷亭后，她又犯迷糊了。她四处看看，问我珀西在哪儿。她说她想要珀西，还说珀西要钻进饼干桶。”
我看着我的画。看着我的船。现在它是我的了，没错。我的珀尔塞。我润了润干燥得像皮革的嘴唇。就像我在车祸后第一次醒来时那样干燥。也像我记不得自己是谁的时候那样。你知道这有多古怪吗？记得自己在忘记。就像站在无数镜子中间，看到无数个镜子和自己。“哪一个瓷人叫珀西？”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每次她让我把曲奇罐扔进锦鲤池时，总是非要把一个女瓷娃娃放进去。通常都是脸孔被撬掉的那些牧羊女。”
“她还说了什么？”
“她想要吃的，我跟你说过了。西红柿汤。还有桃子。等她不再茫茫然盯着瓷娃娃看了，就又变得一脸迷糊了。”
是不是因为没看到珀西在那儿，她才迷糊？还是珀尔塞？或许……可是，即便她曾经有过一艘瓷船，我也从没见过。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珀尔塞”这个名字很滑稽。你没法信它。因为它老是在变。
怀尔曼说：“那时候，她还说，桌子在漏水。”
“在漏吗？”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讲笑话呀，关于怀尔曼弄坏了多少家具，我的朋友？”听起来，他不是很有幽默感。
“不，我只是好奇罢了。她怎么说的？具体点？”
“就是这么一句，‘桌子在漏水’。可她的瓷娃娃们都在桌子上，很结实的桌子，你也知道的，可不是水桌。”
“你冷静点。别死脑筋。”
“我使着劲儿让脑筋转呢，但我不得不说，你说起话来剑走偏锋，埃德斯特。”
“别叫我埃德斯特，听起来活像是福特古董车。你给她上了汤，她就……怎么了？迷糊了？”
“就是这么回事儿。还砸烂了一对瓷偶——一匹小马和一个牛仔女郎。”他叹了一声。
“她是在你上菜前还是上菜后说‘漏水’的？”
“之后，之前，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说，“到底是前是后？”
“我想……之前吧，对，是在前。上菜之后，她基本上对一切都没兴趣了，包括第一百万次把甜蜜欧文扔进池塘里。我用她最心爱的杯子盛了汤，可她一把就推开了，热汤都溅到她可怜的老胳膊上了。好像她也没感觉到烫。埃德加，为什么你要问这些？你知道什么情况了吗？”他准是拿着耳机到处走。我听得出来。
“没什么。我纯粹是在暗中摸索，看在上帝的分上。”
“哦？你用哪条胳膊摸索的？”
这句话把我噎住了，但我们已是如此亲密的伙伴，撒谎就不够意思了，哪怕实话就像蠢话。“右边的。”
“好吧，”他说，“那好吧，埃德加。真希望我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仅此而已。因为确实有点蹊跷。”
“或许是有点蹊跷。现在她怎么样？”
“在睡呢。而且我显然打扰你了。你在干活。”
“我没有，”我说，把画笔甩到一边去。“活已经干完了，我想我也该歇一阵子了。从现在起，到画展开幕，我只想散散步、捡捡贝壳。”
“多崇高的志向啊，但我认为你做不到。像你这样的工作狂，没门儿。”
“我觉得你错了。”
“好，我错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你明天会过来探望我们吗？如果她又活过来了，我想让你也看到。”
“说定了。或许我们还能打几拍网球。”
“我没问题。”
“怀尔曼，还有件事。伊丽莎白以前画过画吗？”
他放声大笑，“天知道！我问过她一次，她说她只能画木棍儿般的小人。她还说，自己对纯艺术的兴趣跟那些富有的大学赞助人热衷于赞助橄榄球队或篮球队没什么差别，她开玩笑说——”
“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
“一字不差！你怎么知道的？”
“这句话不新鲜了。”我说，“明天见。”
我挂了电话，呆立片刻，望着海湾夕阳燃烧如炬，可我没有想画的欲望。那句话，和她对基恩·哈德洛克说的一模一样。我还敢肯定，如果再问别人，一次两次甚至十多次，还会听到同样的逸闻：她说她只能画木棍儿般的小人；她说，如果你当不成运动员，那就赞助运动员。可是，为什么？因为诚实的女人会偶尔搞错事实，但不露马脚的撒谎者却从不会擅改其言。
我没有问过他红色野餐篮的事，但我让自己相信，不问也没关系；如果它在杀手宫的阁楼里，那么，明天会在，后天还会在那里。我对自己说，有的是时间。当然，我们不是一直这么哄骗自己的吗？我们无法想象时间飞逝而尽，上帝会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惩罚我们。
我用近乎嫌恶的眼神看着《女孩和船No.8》，把盖布蒙上去。我终究没把红色野餐累赘篮加画在船首的斜桅上；再也没有在那幅与众不同的画上添过一笔；那是我住进浓粉屋的第一张速写的最后一代子嗣，我终将命名为《地狱No.8》的那幅画或许是我有生以来画得最精彩的作品，但出于某种诡异的缘由，我几乎把它忘记。直到画展开始。而那之后，我就再也忘不掉了。
6
野餐篮。
该死的红色野餐篮装满了她的画。
何其魅惑我心。
即便到了今天，四年后，我发现自己仍不能忘怀，依然在假设、在揣测：如果我把别的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坚持猎寻它，那会造成多大的改变？最终，它是被找到了——是被杰克·坎托里找到的——但为时已晚。
或许——我真的说不准——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某种能量在施力，对杜马岛、也对埃德加·弗里曼特施力。我可以说，正是那股力驱使我走到那一步吗？不。不是它令我到杜马岛的？不，我也没法如此定论。但当三月转向四月时，它已经开始攫获强力，甚而悄无声息地蔓延至更广更深之处。
那个篮子。
伊丽莎白的、天杀的野餐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