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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皱起鼻头，“这下沾上你的细菌了。真恶心。”
“我有超强免疫系统。她怎么样？”
“不太好。”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在救护车里她有没有缓过神？说了什么没？”
“说了。”
“什么？”
怀尔曼从亚麻衬衫的衣兜里拿出画展请柬，封面上印有《杜马视界》的主题语。他翻到背面，露出潦草记下的三行字，笔迹上下颠抖——准是在疾驶的救护车里写的，但我看得出来写了什么：
“桌子在漏水。”
“你会很想，但千万别。”
“把她浸回水里，让她沉睡。”
三行字都阴森诡谲的，但最后一行让我的皮肤上顿起战栗。
“没别的了？”我问，把请柬递回给他。
“她还喊我的名字，喊了好几遍。她认得我。也喊你了，埃德加。”
“瞧瞧这个。”我把马尼拉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他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便告知原委。他说，那倒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耸耸肩。我倒是记起伊丽莎白曾经对我说的——现在的水流更急了。很快会有激流。好吧，激流已经到眼前了。直觉告诉我，这不过是巨浪的开端罢了。
伤臀感觉好了一点，深夜里惯常有的抽搐疼痛缓解成钝痛。世人常说，狗是人的最佳伴侣，但我会把好友票投给阿司匹林。我把椅子挪到怀尔曼身边，这样便能看到标题：<b>杜马岛孩童坠马后画艺勃发——她是神童吗</b>？照片就在标题下面，我已经很熟悉那人，也熟悉那件黑色连体泳衣了：苗条版的约翰·伊斯特雷克微笑着，怀里抱着一个微笑的小孩。那就是伊丽莎白，和全家照中的那个她年纪差不多，只不过，这张照片里的她对着镜头双手举起一幅画，头上还裹着白纱绷带。照片里还有一个女孩，比她大得多，没错，就是阿德里安娜，或许头发就是橘红色的——但一开始，我和怀尔曼都没注意到她。我们都在盯着约翰·伊斯特雷克看。确切说，也是盯着头上缠着绷带的小娃娃。
“我的天哪。”怀尔曼说。
那幅画，画的是一匹马越过马厩栅栏往外张望。它好像还在笑（笑得也不像马）。前景中有一个背对着我们的小女孩，金色发卷一绺一绺，正举着一只鸟枪大的胡萝卜，要喂给微笑的马吃。画面两边都有棕榈树，就像拢在舞台两边的幕帘。还有轻盈的白云朵朵飘在天空，一轮艳阳四射喜气洋洋的光芒。
那是孩子的画，但其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高超禀赋。那匹马画得活灵活现，嘴角那抹笑显得十分狡黠。你可以把一打艺术系学生聚集在一间屋里，让他们画一匹快乐的马，我愿意和你打赌，没有一个能画得像这幅那么传神。那只大得离谱的胡萝卜也感觉不像是笔误，而是快乐的一部分，一份增强剂，一份美妙的类固醇。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喃喃自语，把腰弯得更低、凑得更近去看……可惜，效果反而不好。我只能看到照片起码经过了四层干扰：照片本身不够清晰，新闻报纸对相片像素的折损，复印件对报纸原件的折损……还有时间对一切的消磨。如果我没算错，这张照片该有八十岁了。
“什么不是玩笑？”怀尔曼问。
“马的尺寸被夸大了。胡萝卜也是。甚至阳光也被强调了。这就是孩子眼里的快乐啊，怀尔曼！”
“这是愚弄大众。肯定是。她那时候才两岁啊！两岁的小娃娃甚至画不好木棍儿式的小人儿、再喊它们爸爸妈妈，可她能画成这样？”
“布朗糖果的事儿也是愚弄大众吗？那你脑袋里那颗子弹呢？已经没有了吧？”
他沉默了。
我指了指<b>神童</b>这个词儿。“瞧，他们甚至找对了术语。假如她是黑人家的穷小孩，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叫她？<b>怪异</b>的土著小孩，然后塞进杂耍马戏团。我也许就会那么做。”
“如果她是黑人家的穷小孩，也就根本不会从马车上摔下来，更找不到纸笔来画画。”
“那她——”我突然住嘴，眼光被模糊的照片再次攫住。现在，我看到了那个大女儿。阿德里安娜。
“怎么了？”怀尔曼问，语调里分明是在说，又怎么了？
“她的泳衣。你觉得眼熟吗？”
“我看不太清楚，只有上头一小部分。伊丽莎白举着她的画，挡住了一大半。”
“你能看到的部分呢？”
他狠狠端详了一阵，“真希望手边有个放大镜啊。”
“放大镜只会帮倒忙。”
“好吧，朋友，确实好像有点眼熟……但或许是因为你说了，我才这么觉得。”
“在《女孩和船》系列里，只有一个女孩我一直不能确认身份，就是第六号作品里小船上的那个姑娘，橘色头发，穿着蓝色连体泳衣，黄条纹的肩带环在脖子上。”我指了指玛莉·爱尔给我的照片复印件中的阿德里安娜。“就是这个姑娘。就是这件泳衣。我很肯定。伊丽莎白也是一眼认出来的。”
“我们这说的……是哪儿跟哪儿啊？”怀尔曼问道。他把复印件撇在桌上，还揉了揉太阳穴。我问他，是不是眼睛不舒服。
“不是。只是太……太他妈的……”他抬眼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还依然揉着太阳穴。“她从该死的马车上掉下来，脑袋砸在了石头上，这篇文章里是这么说的。就在他们要把她转移到圣彼得的大医院时，她却在医生的诊疗室里醒来了。从此以后就有了痉挛症状。文章里说：‘痉挛在小伊丽莎白身上持续发生，尽管并不严重，似乎也没有留下永久性的伤害。’然后她就开始画画了！”
“事故肯定就是在拍完全家照之后发生的，因为她看上去几乎和那张照片里一模一样，可这时候的小孩长得飞快。”我说。
怀尔曼似乎没在听我说。“我们都在同一条小船里。”
我刚想问他此话怎讲，却又恍然明了，不必再问了。“是啊，先生。”
“她摔伤了脑部。我开枪射中了脑部。你的脑袋是被挖土机撞伤的。”
“起重机。”
他挥挥手，显然是觉得这没什么区别。那只手放下来，又攥紧了我唯一的手腕。手指很凉。“我有一肚子的问题，朋友。比方说，她怎么突然不画了呢？我为什么从来不画画呢？”
“她为什么停笔，我不能确定。或许她忘了——不想再提了——也可能故意撒谎，彻底否认。至于你，你的天赋在于感应力。在杜马岛上，感应力会升级为读心术。”
“这是瞎扯……”他的话不了了之。
我要等他说完。
“不，”他说，“不是瞎扯淡。但那也彻底消失了呀。想听答案吗，朋友？”
“当然。”
他用大拇指指向房间另一头面色凝重的一家人。他们又开始激烈讨论了，当爸的对着当妈的频频摇手。也可能是当姐姐的。“几个月前，我还能告诉你他们在争论什么。现在呢，我只能靠经验推断。”
“猜也好，说中也好，或许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我说，“你愿意交换吗？用视力去换偶尔的脑电波震荡？”
“上帝啊，我不！”他讥讽而绝望地苦笑着环顾餐厅内外，还不住地点头，“我真不能相信我们正在谈这些，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我会从梦里醒来，一切都会回到老样子，私人护理怀尔曼，各就各位。”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回不去了。”
10
据《周鸣报》报道，小伊丽莎白在回家康复的第一天就开始埋头作画。她很快就上手了，“在她惊奇不已的父亲看来，她的画艺和高超技能每分每秒不断递增。”她先从彩色铅笔画起（“听来很熟悉吧？”怀尔曼问我），之后，迷惑不解的约翰·伊斯特雷克又从凡尼斯小镇上给她买了一盒水彩颜料。
马车事故后的三个月内，她基本上都在卧床休息，却实打实地画出了几百幅水彩画，其频率让约翰·伊斯特雷克和另外几个女儿都有点恐慌。（“南·梅尔达”是否有什么想法，报道里没有提及。）伊斯特雷克很想让她慢点画——遵循医嘱——却适得其反。不让她画画，她就会烦躁、哭喊、失眠、高烧骤起。小伊丽莎白说，她没法画画时，“头会很痛”。她父亲则说，她一旦画起来，“就像她喜欢画的马驹一样吃个不停”。报道作者名叫M.里克特，似乎觉得这一点很能让人怜爱。而这唤起了我自己狼吞虎咽的记忆，实在太熟悉了。
怀尔曼坐在我的右手边——假如我还有右手的话，我在第三遍看这份模糊的复印件时，基恩·哈德洛克推门而入。他穿的仍是参加画展时的粉色衬衫和黑领带，但领带已经拉松，衣领也解开了。他依然穿着淡绿长裤，鞋里露出绿袜子。头垂得很低。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一张大猎犬般的脸孔，拉得长长的悲伤的脸。
“十一时十九分。”他说，“真的没有生还希望了。”
怀尔曼把脸埋进双手里。
11
一点差一刻，我到了丽兹酒店，心力交瘁地一瘸一拐，并压根儿不想到那里去。我想回浓粉屋，回到自己的卧房。我想躺在床中央，把装饰枕推到地上时顺便把新娃娃也甩掉，只留下瑞芭，我想抱着她。我想躺在那里，瞪着慢悠悠旋转的风扇。更重要的是，我想伴着屋下海贝的轻语声入眠。
可是，我却要和这间酒店大堂打交道：人太多，音乐太吵（都这个钟点了鸡尾酒吧仍有钢琴演奏），更要命的是，灯光太亮。可我的家人都在这儿。庆功宴我就没去，早餐聚会我就不能再错过了。
我问前台要钥匙。他把钥匙连同一叠信封交给我。我一封一封打开看。大多是祝贺辞。但伊瑟的留言不一样：你还好吗？要是我早上八点没看到你，我会去找你的。严肃警告！
最后一封是帕姆写的。只有一行字：我知道她去世了。此外的万语千言尽在信封之中。那是她的房间门卡。
12
五分钟后我站在了847号房门外，手里拿着门卡。我把卡片凑近狭缝，又把手指朝门把挪，然后回头望向电梯。我在那儿傻站了足有五分多钟，精疲力竭乃至无法做出决定，如果不是听到电梯门打开、一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大笑着鱼贯而出，我或许还会站更久。我担心那会是熟人——汤姆或布仔，大块头安齐尔夫妇，甚至可能是琳和里克。虽然我没有包下整个楼层，但订下了这一层的大多数房间。
我把门卡插进了卡槽。电子锁，你甚至不需要扭动把手。绿灯亮了，就在那群人的笑声顺着走廊逼近时，我溜进了门内。
我给她定了个套间，起居室很大。显然，这儿办过一场展前派对，因为有两张客房服务餐桌还在，盘子里还有剩余的夹鱼子面包片。我还看到两只——不，三只香槟酒冰桶。两只酒瓶底儿朝天插在桶里，已然壮烈牺牲。第三瓶似乎还活着，但也是苟延残喘。
这又让我想起了伊丽莎白。我看到她坐在瓷偶城的后面，就像《时代女人》里的凯瑟琳·赫本，而她说的是：瞧，我把孩子们都放在学校大楼的外头了！快来看啊！
爱之极，便成痛。这是怀尔曼的至理名言。
最亲近的人们曾坐在那里又说又笑，为我的勤勉和好运干杯豪饮——我肯定她们会这样做，但我想绕开那些椅子。看到最后那瓶香槟插在冰水里，我将它取出，对着映出萨拉索塔海湾的与墙齐宽的落地观景玻璃窗，独自说道：“向您敬酒，伊丽莎白。Hasta la vista, mi amada。”
“amada是什么意思？”
我转过身，帕姆正站在卧室门边，一身蓝色睡袍，我不记得以前曾看到过。她的头发披在肩上。自从伊瑟上中学后，她就没留过这么长的头发，一直到肩膀了。
“亲爱的，”我说，“我从怀尔曼那儿学来的。他娶过一个墨西哥女人。”
“娶过？”
“她死了。谁跟你说伊丽莎白的事儿的？”
“为你干活的那个小伙子。我让他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遗憾。”
我笑了。我想把香槟放回酒桶，却失手了。该死的，我没看清桌子。酒瓶落在地毯上，滚了出去。曾经，教父的女儿是个小女孩，双手抓着一幅微笑的马驹的画冲着镜头笑，摄影师大概是个戴草帽、系袖带的欢快小伙。接着，她就变成耄耋老妇，生命的最后一程是在轮椅里痉挛，抽搐得发网散落，在一间画廊办公室的日光灯下，眼看着最后一只发夹也跳飞。其间的岁月呢？白驹过隙，颔首挥手间已隔沧海桑田。到最后，我们都会坠向地板。
帕姆伸出双臂。一轮满月在落地大窗之外，而我在银色光影中见到她隆起的胸前那朵玫瑰文身。新鲜而陌生……但那酥胸还是我熟悉的。我太了解它了。“过来。”她说。
我走过去。伤臀撞到一台手推餐桌，我含糊地呻吟一声，最后两步是跌跌撞撞地栽进她怀里，心想，这真是美妙的重逢啊，我俩都摔倒在地毯上了，而且，我压在她身上。或许还会压断她一两根肋骨吧。显然是可能的；住上杜马岛后，我足足长了二十磅。
但她也很强壮。我忘了这一点。她撑住了我的重量，先靠在卧室门框上，再双臂揽着我站起来。我把自己那条胳膊环在她腰间，脸颊搭在她肩头，只想嗅闻她的芳香。
怀尔曼！我醒得很早，和我的小瓷人们玩得好开心啊！
“来，埃迪，你累坏了。上床去。”
她搀扶我走向卧室。这间房的窗户小一点，月光也单薄些，但窗子敞开着，我能听到海水叹息不宁。
“你确定——”
“别说话。”
我肯定听过你的名字，但可惜，我想不起来了，现在老这样。
“我从没想过要刻意伤你。我很抱歉——”
她用两只手指封住我的唇，“我不想听你道歉。”
我们并排坐在床边，坐在月光下。“那你想要什么？”
她用一个吻回答了我。气息温暖，留有香槟甜香。有那么一瞬间，我忘却了伊丽莎白和怀尔曼、野餐篮和杜马岛。刹那间，世界只剩下我和她，就像过去那样。有两条手臂的过去。之后片刻，我就睡着了——直到第一线晨光滑进来。遗落的记忆不会总成问题，有时候——甚或经常——那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