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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希夫基茨拿着螺丝刀到了地下室。他打定了主意要拆掉健身车，不去理会自己已经像往常一样把闹钟定到了六点钟。那只是习惯而已，他想，闹钟——和提子饼干一样——也是工具的一部分，是自我催眠的手法，是梦魇的机械基础。把健身车拆到再也不能骑之后，他就把闹钟和其他垃圾放到一起，就像他的朋友处理可卡因吸食管一样。他自然会觉得心疼——自己的愚蠢不该让那个小而结实的布鲁克斯通闹钟来买单——可他仍然会那样做。打起精神，像个男人！小时候他们曾这样互相打气；别哭鼻子了，打起精神，像个男人！
他看出健身车由四个主要部件构成，还需要一个扳手才能将它彻底拆卸。不过没关系，用螺丝刀开场也行，可以用它把脚蹬卸下来。完了之后，可以向物业借把扳手。
他单膝跪地，把借来的螺丝刀的刀尖塞入一颗螺丝钉的凹槽，正要动手时却又犹豫了。他不知道那个朋友在把所有的可卡因冲下马桶之前是否抽了最后一把，就一把，权当向过去告别。他想一定是的。低程度的迷醉很可能遏制渴望，让拆卸工作更容易进行。如果他骑上最后一次，然后在体内内啡肽充盈的情况下拆车，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沮丧了？是不是就不大会想象伯科威茨、弗雷迪和韦兰在最近的路边酒吧停下，接连买了几杯滚岩啤酒，向死去的卡洛斯敬酒，并干杯庆祝终于打败了希夫基茨那个混蛋？
“你疯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再次把螺丝刀尖塞入凹槽。“动手，解决它。”
事实上，他真的拧了一圈，螺丝很轻松地就转动了，看来“健美男孩”的送货员组装时也是敷衍了事的。可是，拧螺丝时，口袋里的燕麦提子饼干也随之晃动起来，让他想起骑车时它们是何等的美味。右手放开车把，掏出饼干来咬两口，再喝上几口冰茶，真是完美的组合。疾驰中享用小小野餐，何等快活惬意，那伙狗娘养的却要将这种乐趣从他身边夺走。
再拧上十几圈，甚至不用那么多，脚踏板就会随着一声闷响掉到水泥地上。接着他就可以再卸另一只，再接下来他就能继续正常地生活。
可这不公平，他想。
再骑一次，就当是告别，他想。
他抬起腿跨过车架，把屁股（比出现红色胆固醇指标的那天紧致多了）安放在座椅上，一边想：此类故事都是这样发展的，对不对？结尾时，可怜的笨蛋总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以后再也不做了。
绝对是这样，他想，但我敢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这样放纵自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敢说他们不会为此承担什么后果的。
一部分的他嘟囔着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他理解范围内的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他这样的疯狂举动，还有他这样的疯狂经历。然后他把这个声音推开，不再理会。
夜色美好，正适合在林中骑行。
6.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
不过，他还是又有了一次机会。
当晚，他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隆声，而且就在闹铃响起之前，看到前方的路上突然出现了蓝翎被拉长了的影子——只有车头前灯才有可能投下那样的影子。
就在那时，闹钟响了，不是刺耳的尖叫，而是遥远的近似乐曲般的蜂鸣。
卡车在逼近。不需要回头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也绝对不愿意回头看那可怕的魔鬼紧随在后，夜间躺在床上时他这么想。他浑身忽冷忽热，仍旧因毫秒之差躲过一劫而惊魂未定——他看得到影子正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黑。
请快点，先生们，到时间了，他想，同时紧紧闭上双眼。闹铃声犹在耳，却仍旧还是令人心定的嗡嗡声，被弗雷迪卡车引擎发出的声音盖住。车似乎已经开到了身后，假如他们连花个一分钟来个纽约式的寒暄都不愿意怎么办？假如司机停都不停，直接轧烂车身，从他身上开过去怎么办？他会变成路上一只被压扁的死老鼠。
他没费力气睁开眼睛，也没花时间去确认自己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土路上，而不是地下室里。相反，他把眼睛闭得更紧，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听闹铃声，这次把闹钟如酒吧侍者礼貌的提醒也变成了不耐烦的吼声：
快点先生们到时间了！
谢天谢地，汽车引擎声和闹铃声间的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逆转，布鲁克斯通闹钟又恢复了它一贯的尖叫，催命般督促人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等他睁开双眼时，面前出现的是墙面上的投影图，而不是那条路本身。
然而，如今肉红色已经被夜幕完全笼盖，天空变成漆黑。路却被光照得雪亮，蓝翎自行车的黑影清楚地投射在铺满落叶的路面上。他可以说他早就下了车，画面上那些变化是在梦游时加上去的。可他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而且并不单单是从手上没有颜料来判断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他想。最后一次机会逃开此类故事中大家预料的结局。
可他太累了，身体抖得厉害，没有办法马上处理那辆健身车。明天吧。明天早上，什么都不干，先把那辆车拆了。现在，他只想离开这个分不清现实和臆想的可怕地方。打定主意后，他走到过道边波莫纳橙子的包装箱旁——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身上挂了一层薄汗，难闻的味道显示这汗是吓出来的，而不是运动出汗——关掉闹钟。他上了楼，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他没坐电梯，而是一步步走楼梯来到地下室，脚步坚决、双唇紧抿，一副重任在肩的模样。他看也不看箱子上的闹钟，便径直来到健身车旁，单膝跪地，拿起螺丝刀，再一次把刀尖塞入固定左边脚蹬板的四个钉子中的一个……
……然而，没等他察觉，他已经又骑上了车，在那条路上飞驰，直到车头灯的亮光包围了他，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黑暗舞台上被聚光灯照亮的演员。卡车的引擎声响得出奇——大概是消声器或排气管出了问题——而且有杂音，很可能弗雷迪没有在出发前对车子进行保养。是的，肯定没有，要还房贷，要买食物，还有孩子们的开销，却没了进账，哪有闲钱养车？
他想：我本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昨晚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没有抓住。
他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明明心里明白的。
他想：因为不知用了何种方法，他们让我这么做的。是他们。
他想：他们会开车轧过我，我会死在树林里。
可是卡车并没有撞倒他，反而从他右边疾驰而过，左侧车轮在堆满落叶的水沟里隆隆作响，然后猛打车身，横停在他前面，挡住了去路。
又惊又怕的希夫基茨忘记了父亲把蓝翎拿回家时嘱咐他的第一件事：理查，停车时先倒蹬踏板，握前闸的时候同时刹后闸。否则——
否则会这个下场。恐慌中他双手攥拳，同时狠狠捏住左边的手闸，刹住了前轮。他被甩下座椅，朝驾驶座门上印着“利皮德公司”的卡车飞过去。他伸出的双手撞在卡车的地盘上，登时就麻木了。接着，他瘫倒在地上，不知道自己摔断了几根骨头。
车门在头顶打开，他听到了工作靴踩在落叶上的声音。他没有抬头，只等着他们抓住他，把他拽起来，可是并没有人动手。落叶散发出陈桂皮的味道，脚步声在他两边响起，突然又停住了。
希夫基茨坐起身，看着自己的双手。右手的手掌流血了，左边的手腕肿了起来，但他认为并没有骨折。他四下里看看，首先看到的是被道奇卡车尾灯映成红色的蓝翎。刚被父亲从车行买回家时，那辆自行车是很漂亮的，现在却被毁了容，前轮歪了，后轮胎也从钢圈上剥下来一半。他第一次感到恐惧之外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叫愤怒。
他颤抖着站了起来。来的路上，蓝翎的后方，出现了一个真实的洞。怪异的是，那个洞是肉红色的，让他觉得自己是在看着体内某处血管的裂口。洞口的边缘不住地晃动、鼓胀和收缩着。再往后，是三个男人，包围了地下室的那辆健身车，站姿同希夫基茨平生见过的所有工人一样。那是些有事要办的人，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办。
突然之间，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给他们起那些名字。说来简单得可笑。戴“利皮德”帽子的那个，伯科威茨，原型是大卫·伯科威茨，所谓的“萨姆之子”，也是希夫基茨来曼哈顿那年《纽约邮报》的热点话题。弗雷迪是弗雷迪·阿尔比马尔，他的高中同学——他们曾在一个乐队待过，成为朋友的理由也很单纯：两人都讨厌学校。韦兰呢？是某个会议上碰到的艺术家。迈克尔·韦兰？还是米切尔·韦兰？希夫基茨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人擅长画龙一类的魔幻题材。他们曾在宾馆酒吧里彻夜长谈，交换可笑又可怕的电影海报业的业内八卦。
接下来是在车库里自杀的卡洛斯。他的原型是卡洛斯·德尔加多，人称大猫。多年来，希夫基茨一直追的是多伦多蓝鸟队，仅仅因为他不愿意像所有其他职棒大联盟的球迷一样力挺扬基队。大猫是蓝鸟队为数不多的球星之一。
“你们都是我造出来的，”他哑着嗓子说，“是我用记忆和其他边角料造出来的。”事实当然就是如此，而且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画那幅仿诺曼·洛克威尔风格的富瑞托广告时，他就拜托广告商给他找了四个适龄男孩的照片，然后把他们画进了广告中，就这么简单。男孩们的母亲签署了必要的授权书；一切纯属商业手续。
伯科威茨、弗雷迪和韦兰对他的话毫无反应，也不知道到底听到没有。他们交头接耳讨论了几句，希夫基茨能听到说话声，却听不清楚谈话的内容。他们似乎是赶了很远的路过来的。不管他们到底是谁，或是什么，韦兰爬出了凹处，伯科威茨则在健身车旁跪了下来，就像希夫基茨曾经做的那样。伯科威茨拿起螺丝刀，眨眼间就把左踏板卸了下来，当啷一声扔到地上。希夫基茨仍然坐在路上，透过古怪的肉红色洞眼看着伯科威茨把螺丝刀递给弗雷迪·阿尔比马尔，那个曾和理查德·希夫基茨一同在糟糕的高中乐队吹着同样糟糕小号的家伙。玩摇滚时，他们的演奏要好得多。加拿大树林中的某处，一只猫头鹰叫了一下，声音说不出有多孤单。弗雷迪拿起螺丝刀，动手卸另一边的踏板。同时韦兰也回来了，手里拿着扳手。看清他手里的东西后，希夫基茨不由得一阵恐慌。
看到他们干活的样子，希夫基茨不由得想：要想干活快，还得行家来。毫无疑问，伯科威茨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不到四分钟，健身车就只剩下躺在水泥地上的两个轮子和拆成三块的车架，简直像所谓“拆解图”一样干净。
伯科威茨把钉子和螺栓塞进了工装裤的前袋中，袋里鼓囊囊的像装满了零钱。与此同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希夫基茨一眼，后者立刻被那个眼神激怒了。所有的工人都从那个古怪的、管道般的洞口钻回来（他们低着头，像走进低矮的房门一样）之后，希夫基茨再次握紧了拳头，尽管那样让他的左手腕疼得发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