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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封信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查理，
这样称呼你似乎有些奇怪，但又十分自然，虽然上次见你时我还只有现在年龄的一半。那时我十六岁，深深地暗恋着你——你当时知道吗？你当然知道——现在，我已经幸福地为人妻，为人母，儿子尚且年幼。我总在CNN上看到你主持的《医学博览》栏目，你还是像从前一样英俊。好吧，差不多英俊。那时我们三个人曾经一起钓鱼，或是去弗里波特的铁路剧场看电影。
那些夏日时光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你和约翰尼形影不离，而我则是你们俩的小尾巴。你总是愿意带着我，对我很是纵容。但此刻，想到你哥哥般的宠爱，想到过去，我的眼泪便再也无法控制。并不仅仅是为约翰尼，也为我们三个。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简单而纯粹啊，青春年少的我们又是何等美好！
你肯定看到了他的讣告。“意外身亡”可以掩盖许多罪恶，对不对？新闻里，约翰尼的死被报道为坠落的结果。当然，他的确是坠落了——在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地方，就在去年圣诞节，他还向我问起过那里——可问题是，那并不是一场事故。他的血液里有大量的镇静剂，虽不足以要他的命，但据法医说，足够让他神志不清，特别是他越过栏杆往下看时。所以，才有了“意外身亡”。
可是我知道，他是自杀。
家里和他身上都没有遗书，但约翰尼有可能认为什么都不留下才是仁慈的。而你，身为一名医生，自然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自杀率有多高。患者的痛苦好像某种酸，慢慢侵蚀了治疗者的心理防线。在大多数案例中，这些防线都足够牢固，可以保持完好。但约翰尼呢？我认为他没有……一切都起因于一个不寻常的病人。而在他活着的最后两三个月里，他睡得很不好，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重得吓人！而且，他总是取消与病人的约诊，开车出去很长时间。他不说去了哪里，但我觉得我可能知道。
说到这里，希望你看完信后看看随信所附的东西。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如果说这些有用的话——请想想过去的时光，还当我是那个马尾辫总是绑不紧，跟在你后面，默默爱着你的少女吧。
尽管约翰尼独自行医，但最后的四年中，他和其他两位医生一直保持着并不密切的往来。他的一些正在诊断的病例文件——他已不太看病，所以不多——在他死后转交给了其中一个。那些文件是放在他的办公室里的。但当我打扫他在家中的书房时，我发现了一份稿件，现在随信寄给你。是一些笔记，跟一个病人有关，约翰尼称他为“N.”，但我曾见过几次他更正式的诊断记录——并不是偷窥，而是文件夹刚好摊开在桌子上——所以知道这个跟那些都不一样。首先，它们不是在办公室里写的，因为上面没有标题，和通常的诊断笔记不一样，底部也没有红色的“保密”章。还有，你会注意到每张纸上都有一条垂直的、很淡的线。家里的那台打印机打出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还有别的东西，你打开盒子就能看到。封面上用加粗的黑体打了两个字：焚毁。我差点没看里面的内容就照办了。我想里面大概放了些他私藏的麻醉药，或者网上情色小说的打印稿。最后，好奇心占了上风，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我后悔这样做了。
查理，我觉得我哥哥可能准备写一本书，奥利佛·萨克斯风格的畅销书。从这几页稿子来看，起初他是想就强迫性神经症的表现做一些研究，考虑到他的自杀——如果真的是自杀！——我怀疑他的兴趣是被那句古老的格言刺激而起的：“医生，先治好你自己！”
不管怎么说，我找到了关于N.的叙述，还有我哥哥越来越凌乱的笔记，里面净是些十分令人不安的东西。有多严重？严重到我会把这份稿子寄给你——顺便说一下，我并没有复印，所以这是仅有的一份——一个他十年未见、而我十四年未见的老朋友。最初，我的想法是，“也许可以出版，对哥哥来说也是个纪念。”
但我再也不那样想了。问题在于，这份稿件似乎是有生命的，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我知道里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我敢打赌其几个地方你也知道——在约翰尼笔记中，N.提到的那块地方，一定和我们小时候上学的地方很近，所以，自从读了那些稿子以后，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想要找到它们的欲望。笔记中令人不安的那些东西没有打消我的渴望，反而正是它们刺激我去探寻。这不是强迫症又是什么？
我不认为找到那个地方是个好主意。
然而，约翰尼的死困扰着我，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哥哥。随信附上的稿件也同样让我困扰。你会看吗？看看，告诉我你的想法好吗？谢谢你，查理。我希望这个请求不会太唐突。还有……如果你决定尊重约翰尼的遗愿烧掉它，我也绝无任何意见。
祝好
约翰尼·博恩森特的“小妹妹”
希拉·博恩森特·勒克莱尔
里斯本街964号
刘易斯顿，缅因04240
又：哦，小时候我是多么喜欢你啊！
2.病例笔记
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
N.，48岁，波特兰一家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离婚，两个女儿，姐姐在加州读研究生，妹妹在缅因州的大学读三年级。他用“疏远但友好”来形容和前妻的关系。
他说：“我知道我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显老，因为我一直失眠。我吃了唑吡坦，还有另外一种绿色的，没用，只让我头昏脑涨。”
当我问他失眠多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十个月。”
我问他来找我是不是因为失眠，他看着天花板笑了。大多数病人会选择椅子，至少是在首次问诊时——一位女性病人曾对我说，躺在沙发上让她觉得自己像《纽约人》漫画里可笑的神经病——但N.直接坐到了沙发上。他躺在那儿，双手交叉，紧紧地贴在胸前。
“我想，我们都知道不是那样，博恩森特医生。”他说。
我问他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想去掉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我要么去找整形外科，要么就去找我的家庭医生了——顺便说一下，是他向我推荐你的，他说你非常优秀——向他要一些比唑吡坦更强的药。肯定是有药效更强的，不是吗？”
我没说话。
“据我所知，失眠往往只是某个问题的症状。”
我告诉他，并非总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的确如此。我又补充道，如果确有其他问题，失眠不会是唯一的症状。
“哦，是还有其他的，”他说，“成百上千个。看看我的鞋。”
我看看他的鞋。他穿的是系带的劳动靴，左脚的鞋带系在上面，右脚的却是在下面绑住的。我说，这很有趣。
“是的，”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女孩们中流行，有男朋友的把运动鞋的鞋带系在下面；或者有了喜欢的男孩，她们想要谈恋爱。”
我问他是不是也有稳定的女朋友，想以这个话题消除他的紧张。紧张通过他的姿势表现出来——他的手指紧紧握在一起，指关节都发白了，就像是生怕不握紧它们就飞走了似的。然而，他没有笑，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谈恋爱我是有点老了，”他说，“但我的确有想要的东西。”
他考虑了一下。
“我试着把两只脚上的鞋带都绑在下面。没用。但是一只上一只下，似乎真的有点用。”他把右手从左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拇指和食指伸出来，几乎挨在一起，比划道：“大概这么多。”
我问他想要什么。
“想要我的脑子恢复正常。但通过将高中流行的鞋带绑法稍作改变，妄图治好自己的脑袋，你也会觉得这人疯了，对不对？疯了的人们应该寻求帮助。如果他们还有残存的一点理智——这一点我倒不谦虚——他们就会知道，所以我来了。”
他又把两手紧紧握在一起，看着我的眼神有挑衅也有害怕。还有，我想，一些释然。不眠的夜里，他肯定曾经想象过告诉一个精神病医师自己精神有毛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而当他真的这样做了，我并没有尖叫着冲出房间，也没有叫来一群穿白大褂的进来。在一些病人的想象中，我在旁边的房间里安置了许多这样身穿白大褂，手拿蝴蝶网和约束衣的人。
我请他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精神困扰，他耸耸肩。
“还不是强迫症的那堆症状。恐怕你都听过一百遍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对付症状背后的东西，也就是发生在去年八月份的那件事。我想，或许你可以给我催眠，让我忘了它。”他充满希望地看着我。
我告诉他，虽然他的要求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但催眠更有效的是用于帮助记忆，而不是屏蔽记忆。
“啊，”他说，“我不知道原来是这样。该死。”他再次看着天花板，半边脸的肌肉活动着，我猜他还有话要说。“要知道，这有可能有危险。”他住了口，但我知道他还会说下去；他下巴上的肌肉还在绷紧、又放松。“我的问题有可能非常危险，”他又停下了，“对我而言，”再次停下，“对其他人而言可能也是。”
每次诊疗都是不断选择的过程，都是一条条没有路标的分岔路。这时，我可以问他那是什么——那个危险的东西——但我没有问。相反，我问他，他所说的一堆强迫症的症状是什么。除了一只脚上的鞋带靠上，另一只靠下以外，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句话我并没有对他说。）
“你都知道。”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有些不舒服。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快；他并不是第一个让我不舒服的病人。精神病医师就像业余的洞穴勘探者，真的，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告诉你，洞穴里到处都是蝙蝠和臭虫。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东西，但大多数是无害的。
我请他回答我的问题，并提醒他，我们目前还处在相互了解的阶段。
“你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是的，我告诉他，我也没有女朋友。
“我们最好快点了，”他说，“因为我在你这里处于橙色预警状态，博恩森特医生，很快就要进入红色预警。”
我问他是否数东西。
“当然了，”他说，“《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里有多少条线索……星期天的时候我数两次，因为填字的格子更大，数两遍更有把握。事实上，是有必要。我数自己的脚步。打电话给别人时电话铃要响几下。大多数工作日里，我在‘殖民地餐厅’吃饭，离我的办公室有三个街区；去那里的路上，我会数一路上看到的黑鞋子有几双。回来时，我数棕色的。也有一次我试着数红色的，但那感觉很荒谬。只有女人才会穿红色的鞋子，而且并不常穿，特别是白天。我只看到了三双，所以我又回到了‘殖民地餐厅’，从头开始，但我这次数的是棕色。”
我问他是否必须数到一定的数量才会感到满足。
“三十就可以，”他说，“十五双。大多数日子里，达到这个数字没问题。”
为什么有必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呢？
他想了想，看着我。“如果我说‘你知道的’，你会不会又让我解释那些你本来就该知道的东西？我是说，你对强迫症并不陌生，而我对此也查找过资料——查了不知多少——在我自己的脑子想过，也在网上看过，所以，我们能不能直入主题？”
我说，大多数执着于数数的人都觉得达到某个数量——称之为“目标数字”——才能维持某种秩序。比方说，保证世界围绕其中心转动。
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一天，当我数着鞋子往办公室走时，看到了一个残疾人，一条腿自膝盖以下没了。他拄着拐杖，断腿上套了一只袜子。如果他穿了一只黑色的鞋，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就像我说的，我是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可他的那只鞋是棕色的。于是，我一天都过得心神不宁，夜里也完全睡不着。因为奇数是不好的。”他敲了敲自己的半边脑袋，“至少在这里它们是不好的。我脑子的一部分还是理性的，告诉我这都是无稽之谈，但另一部分却知道这绝对是有道理的，而后一部分是占上风的。你会想，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事实上那天运气很好，我们一直头疼的国税局审计竟然毫无理由地被取消了——这种偏执就能打破，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数到了三十七只棕色鞋子而不是三十八只，但世界并没有终结，脑中非理智的那个声音就说，那是因为鞋子的总数不只是超过了三十，而且是超过了许多。
“往洗碗机里放餐具时，我会数盘子。如果超过十以后是偶数，就很好。如果不是，我会再往里放入适当数量的干净盘子。餐叉和勺子也是一样。洗碗机前面的小塑料盒里至少应该有十二副餐具。因为我是一个人住，也就意味着经常要往里面放干净的。”
刀呢，我问，他立刻摇了摇头。
“从来不算刀。不放在洗碗机里。”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停了一下后，他有些负疚地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我总是用手洗刀，在水池里。”
因为刀放在银器盒里会影响世界的秩序，我试探地说。
“不！”他叫了起来，“你是明白的，博恩森特医生，但你又不是完全明白。”
既然如此，我就需要你的帮助，我说。
“世界的秩序已经乱了。去年夏天，去阿克曼地时，是我打乱了它。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我问。
“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但也够了。”
我问他，他是要让世界恢复原来的秩序，还是要防止它变得更糟。
听到我的话，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言表的轻松，所有绷紧的肌肉都松弛下来，仿佛一直以来渴望吐露的话终于被人大声地说了出来。类似这样的时刻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并非治愈，远不是，但此时，N.得到了一些轻松。我不知道他原先对此是否抱有希望。大多数病人没有。
“我修不好，”他小声说，“但我可以不让它变糟。是的，我一直都是那样做的。”
我再次来到了分岔口。我可以问他去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去年八月份，我想——在阿克曼地，但问这个问题很可能为时尚早。拔掉这颗坏牙之前，最好再松动一下牙根。而且，我真的怀疑患病的根源距今如此之近。更有可能的是，去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个导火索。
我让他再告诉我一些其他的症状。
他笑了。“那会说上一天的，而我们只有……”他朝手腕看了看，“……二十二分钟。顺便说一下，二十二是个好数字。”
因为是偶数吗？我问。
他点头的样子暗示我问答案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浪费时间。
“我的……我的症状，你是这么说的……有好几类。”他又抬头看着天花板，“它们可以分为三类。它们从我身上突出来……我身上理智的那部分……像石头一样……石头……哦上帝，上帝……像那片该死的地里那些见鬼的石头……”
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起初，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仍然躺在沙发上，双手交叉看着天花板。但过了一小会儿，他伸手到旁边桌子上的纸巾盒，我的接待员桑迪称之为“克里内克斯的永恒之盒”。他抽了两张，擦了擦脸后把纸揉成一团，用手紧紧握住。
“有三类，”他又开始讲，声音有些发颤，“数数是第一类。它很重要，但没有摸东西那么重要。有些东西是我必须摸的。比如燃气灶的炉头。早上离家之前和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摸一遍。其实看也能看出煤气灶是关着的——点火针是垂直向上的，炉头也是暗的——但我还是需要去摸一摸才能完全放心。烤箱门的前面也是。然后，我开始在离开房间或办公室前摸电灯开关，很快地碰两下而已。开车的话，上车之前要在车顶轻轻碰四下，到达目的地之后碰六下。四是个好数字，六更好，但十……十就像……”我看到，沿着他刚刚没擦净的一条泪痕，眼泪从他的右眼角流出来，直流到耳垂。
就像梦中的女孩成为了女朋友？我试探着问他。
他笑了。他的笑容温柔而疲倦——仿佛清早发现自己越来越瞌睡时的笑容。
“对啊，”他说，“而且她把鞋带绑在下面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还摸其他东西吗？我问。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业的五年来，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案例。有时我会觉得那些不幸的病人就像是在被食肉的鸟啄食。那些鸟是隐形的——至少在一个优秀或幸运或两者兼具的精神病医师让它们显形之前是这样——但它们仍然十分真实。奇妙的是，竟然有那么多强迫症患者还能够表面正常地生活。他们工作，他们进食——诚然，他们吃得往往要么不够，要么太多，他们去看电影，他们和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妻子或是丈夫做爱……而那些鸟无时无刻不在那里，抓住他们的身体，一点点地啄走他们的肉。
“我摸很多东西，”他再次看着天花板，露出了好看却疲倦的笑容，“基本上你能叫出名字的，我都会去碰。”
这么说，数数很重要，我总结道，但触摸更重要。比触摸还要重要的是什么？
“放置。”他说。他突然浑身颤抖起来，像是一条被冷雨浇透的狗。“哦上帝。”
他猛地坐起身来，腿搭在沙发边上，摇晃着。旁边的桌子上，除了“克里内克斯的永恒之盒”外，还放着一瓶花。一眨眼的工夫，他就重新摆放了盒子和花瓶，使它们呈对角线排列。然后，他从花瓶里拿了两支郁金香，花茎相接，一朵花对着盒子，一朵花对着花瓶。
“这样就安全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像是在脑子里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样就维护了世界。”他又犹豫了一下，“起码目前可以。”
我朝腕上的手表看了看。时间到了，对于一次诊疗来说，这样的进展还算可以。
“下周见，”我说，“老时间老地方，不见不散。”有时，我会把这句略带玩笑口气的话变为一个疑问句，但对于N.，我没有。他需要再来，他自己知道这一点。
“没有灵丹妙药，嗯？”他问。这一次，他的笑容几乎有些忧伤，让人不忍心看。
我告诉他，起码他会感觉好受些。所有的精神病医师知道，这样乐观的暗示总归没有什么坏处。然后，我告诉他扔掉他的唑吡坦和那些绿色的小药片——我猜是鲁尼斯塔。如果那些药晚上不管用，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找麻烦。在295号公路上睡着并不能解决他的任何问题。
“对，”他说，“我同意。医生，我们还没讨论过问题的根源。我知道它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