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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的妻子让我不要讲；她说，没有人会相信你，讲出来也只能让你自己难堪。当然，她的意思是，我会让她难堪。“拉尔夫和特露迪呢？”我问她，“他们当时也在，也看到了。”
“特露迪会让他闭嘴的，”露丝说，“而且，说服你哥哥并不困难。”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拉尔夫当时还是新罕布什尔四十三号学区的主管，而一个小州的教育部门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的最后时段，那段时间通常都是留给飞过凤凰城的不明飞行物和能数到十的山狗的。何况，没有了制造奇迹的人，孤零零一个关于奇迹的故事并没什么吸引人的，而阿雅娜已经不在了。
可如今，我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在飞往科罗拉多照顾我们第一个孙子的路上，她突发心脏病，几乎是立刻就不行了。（这也是航空公司的人说的，但这年头连行李都不敢放心地托付他们，谁知道他们的话有多可信呢。）我哥哥拉尔夫也不在了——他在一次老年高尔夫比赛中中风——特露迪则得了老年痴呆。我的父亲去世多年；要是他还活着，就是个百岁老人了。我是家里唯一还活着且神志清醒的，所以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露丝说得对，这个故事难以让人相信，而且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奇迹总是这样，除非对于那些随处都能碰到奇迹的幸运儿们来说——但它很有趣。而且，它是真实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父亲得的是胰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认为，通过倾听人们对那种情况的描述，能更好地了解一个人。（你看，我把癌症描述为“那种情况”很可能就能透露我这个叙述者的某些信息，比如我一辈子都在教孩子们英文，而他们碰到的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是粉刺和运动受伤。）
拉尔夫说：“他快要走完他的旅程了。”
我的弟妹特露迪说：“他糟透了”。乍一听，我还以为她说的是“他熟透了。”我知道她说不出那么有诗意的话，但希望自己听到的是对的。
露丝说：“他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是：“愿他得到安息，”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在受罪。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二年——痛苦仍然是癌症晚期可接受的状态。我还记得十年还是十二年之后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大多数癌症患者安静地死去，只是因为他们太虚弱，叫不出来。那篇文章又让我回想起父亲的病榻，回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冲进厕所，跪在马桶前，满心以为会吐出来。
但我的父亲其实是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才去世的。他当时请了晚年看护，而且并非死于胰腺癌。他是被一块牛排卡住而窒息的。
唐·“医生”·金特里和他的妻子，贝尔纳黛特——我的父母——退休后住在福特城郊区的家里，离匹兹堡不远。母亲去世后，父亲考虑过移居佛罗里达，发现自己财力无法承担后，就安心待在宾夕法尼亚了。确诊患了癌症后，他在医院住了一小段时间。住院期间，他反复向人解释他的外号来自多年的兽医工作，当所有听得进他说话的人都知道了之后，他们便把他送回家等死，他的家人——拉尔夫，特露迪，露丝和我——来到福特城陪他最后一段时间。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卧室。墙上是一幅群童围绕耶稣的画，地板上铺着母亲亲手做的百衲布垫：令人作呕的绿色布块，算不上母亲的得意之作；床边放着吊针架，上面贴着匹兹堡海盗队的贴画。每一天靠近那间屋子，我都越来越害怕，在里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康涅狄格的德比，“医生”老爸坐在门廊的长椅上，一手拿着牛肉罐头，一手拿着香烟，白得耀眼的T恤向上卷了两卷，露出平滑的二头肌和左胳膊肘上方的玫瑰文身。他属于身穿不褪色的深蓝牛仔而不感觉奇怪的一代人——他们把牛仔服称为工作装。他把头梳得像猫王，带着点危险的气质，像是个到岸上喝醉酒闯祸的水手。我还记得德比街头的夏日狂欢，他和妈妈一起伴着艾克·特纳和旋律之王的《火箭88号》跳吉特巴舞。拉尔夫那年十六岁，我想，我十一岁。我们俩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父母，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晚上也会做爱，会赤身相对，眼中只有彼此，把我们抛在脑后。
八十岁时，他衰弱地从医院回家，曾经有些危险的、气派的父亲变成了睡衣里的一副骨架。（他的睡衣上也有海盗队的队徽。）他的双眼隐藏在乱糟糟的眉毛下。尽管开着两台风扇，他还是不停地出汗，潮湿的皮肤上散发出的气味让我想起了一栋废弃房屋里古老的墙纸；他的口腔中散发着消化的味道。
拉尔夫和我远称不上富裕，但我们凑了一点钱，和“医生”老爸的积蓄放在一起，为他请了一位兼职的私人护士和一位每周工作五天的管家。他们很尽责，及时为父亲换洗，保持他的清洁，但我嫂子说父亲“熟透了”——我还是宁肯她说的是这个——的那天，气味战争已经快结束了。干结的粪便已经领先了强生爽身粉好几轮；很快，我想，裁判就要喊停了。“医生”再也无法去厕所——他总是把马桶叫做“罐子”——所以他穿尿不湿和方便裤。尚且清醒的意识让他为此很不好意思。有时，泪水会从他的眼角流下来，曾经对着世界说出“嗨，美人”的喉咙里此时发出不成调的哭声，听上去绝望而滑稽。
疼痛开始蔓延。刚开始是在腰腹部，慢慢向上扩散，他甚至抱怨连眼皮和指尖都疼，止疼药也没用了。护士本可以给他更大剂量的止疼药，但担心会使他送命而不肯那样做。我却想无论如何都要多给他些。如果露丝支持的话，我可能就那么做了，然而我的妻子不是会提供呐喊和支持的人。
“她会知道的，”露丝指的是护士，“到时候你就有麻烦了。”
“他是我爸爸！”
“那也阻止不了她。”露丝就是这样万事只往坏处想的人。她的悲观不是后天养育的结果，而是天生的。“她会报警的。说不定你会进监狱。”
就这样，我没有杀死父亲。没有任何人那样做。我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们给他读书，虽然并不知道他听懂了多少。我们给他换洗，并随时更新墙上的用药表。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定时挪动两个风扇的位置，希望能有些凉风。我们在把草地显像为紫色的小彩电上看海盗队的比赛并告诉他今年海盗队表现不错。我们彼此讨论他越来越瘦削的侧影。我们看着他受苦，等着他死亡。一天，他睡着了，鼾声不断，我从《二十世纪美国最佳诗歌选》中抬起眼来，看到卧室的门口站着一个体格高大健壮的黑人女子和一个戴着深色眼镜的黑人小女孩。
那个女孩——我记忆犹新，就像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她那时大概是七岁，但与同龄人比起来个头要小得多，事实上，就是个小不点。她身穿一条粉红色裙子，露着瘦骨嶙峋的膝盖；同样瘦的一条小腿骨上贴着印有华纳兄弟卡通人物的创可贴，我记得上面有两手各握一支手枪的红胡子山姆大叔。她的深色眼镜看上去就像是跳蚤市场上的搭赠货。对于她的小脸来说，眼镜太大，滑到了鼻尖，露出了厚眼睑、眼神呆滞的一双眼睛，上面蒙着蓝白色的膜。她的头发梳成了一排排小辫子，一只胳膊上挂着破了半边的塑料玩具手袋，脚上是脏兮兮的球鞋。她的皮肤并不是标准的黑色，而是油腻腻的灰黄色。虽然她是自己站着的，看上去却跟我病榻上的父亲一样衰弱。
由于注意力都被小女孩吸引，我记不太清那个女人的模样。她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我也说不清。她留着非洲式的短发，表情平静。除此之外，我就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连她衣服的颜色，是否穿着裙子都想不起来。可能是穿着裙子吧，但也有可能是宽松裤。
“你们是谁？”我问。我的声音听上去很蠢，像是刚打了会儿瞌睡，而不是看了会儿书——尽管这两件事对我来说的确有相似之处。
特露迪从她们背后出现，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她听上去比我清醒得多。在她身后，露丝一惊一乍地叫道：“门肯定是开的，那门从来就插不上。她们肯定就这么走进来了。”
拉尔夫站在特露迪旁边，扭头看了看。“现在是关着的。她们一定是随手把门关好了。”好像她们帮了我们什么忙似的。
“你们不能到这里来，”特露迪对那女人说，“我们很忙，这里还有病人。我们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但你们必须离开。”
“你们不能就这样走到别人家里来。”拉尔夫补充道。他们三个人一起堵在卧房的门口。
露丝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动作可算不上温柔。“离开这里，除非你想让我们报警。你想让我们报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