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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的车祸以后，我开始服用一种名叫多塞平的抗抑郁药——并不是因为我抑郁（他忧郁地说），而是多塞平据说有镇痛作用，而事实证明它的确是有用的。可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前，去伦敦宣传《丽赛的故事》时，我感觉是时候扔掉那玩意了。我没有征询主治医师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停了药。骤然停药的副作用是……有趣的。大约一周时间，夜里闭上眼时，我会看见栩栩如生的摇摄镜头，就像电影里一样——树林、田野、桥梁、河流、篱笆、铁轨、挥舞锨镐的筑路工人……然后，所有画面会一遍又一遍重放，直到我睡着为止。只有这些纤毫毕现的画面，从来没有情节。画面消失时，我莫名地感到有些伤感。停药后，我还做过一些梦。其中一个——我在梦里看到巨大的蘑菇云在纽约上空炸开——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题。写下它时，我甚至意识到这个画面已经在不计其数的电影（更不用说电视系列片《耶利哥》）中出现过，因为那个梦有某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我一边心怦怦地乱跳，一边想，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迟早会发生。就像《哈维的梦》一样，这个故事更像是听写下来的。
《N.》
这是本书中最新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发表。它深受阿瑟·梅森的《潘神》的影响，那个故事（和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一样）克服了冗长叙事带来的疲惫，毫不留情地击中了读者心中的恐惧区域。它带来过多少不眠之夜呢？上帝才知道，但其中有些是我的。在我看来，《潘神》在恐怖小说类型中的地位已接近一头“白鲸”，每一个严肃对待此类型的作家或早或晚都会触及它的主题：现实是稀薄的，而其背后真正的现实是个满是怪物的无底深渊。我想尝试将梅森的主题和强迫症嫁接在一起……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强迫症的困扰；（我们不是都曾临出门前又回过头去检查烤箱或煤气炉关掉没有吗？）部分是因为强迫症几乎是所有恐怖故事不可或缺的因素。你能想出任何一个成功的恐怖故事里的人物没有主动去触碰自己讨厌和厌恶的东西吗？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壁纸》。如果它是你大学课程的选读篇章，教授们很可能会告诉你那个故事体现了女权主义思想。的确是那样，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描述思想如何在其自身强迫性思维的重压下挣扎的故事。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了《N.》里。
《来自地狱的猫》
如果说《日落之后》里有像CD的隐藏曲目似的作品，这篇《来自地狱的猫》应该就是了。为此，我要感谢跟我共事已久的助理玛莎·德菲利玻。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再出一个短篇集时，她问我是否终于决定要将《来自地狱的猫》收进去了。这个短篇还是我年轻时向男性杂志投稿阶段写的，曾经于一九九〇年被拍成电影，成为影片《黑暗的故事》中的部分内容。我答复她说，那个故事已经被放入以前的四个短篇集中的一个了。她向我出示了目录，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就这样，在它出现在《骑士》杂志三十年后，这个故事终于在此时被放进了精装本中。说起当初为何写它，还有个有趣的过程。当时，《骑士》杂志小说版的编辑名叫奈·维尔登，为人十分体贴和善。他寄给我一张猫的特写照片。照片中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愤怒的表情——它的脸从中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纯白，另一半却黑得发亮。奈计划举办一次短篇小说比赛。他提议以那只猫为主题，由我写个五百字的开头，再请读者们接着往下写，最好的一篇将被出版。我同意了，却在写的时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完成了整个故事。我记不清最终写出的故事是否被当做最佳作品发表，但之后它确实被别人编入了几部短篇小说选集中。
《〈纽约时报〉特惠中》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去澳大利亚旅行，租了一辆哈雷·戴维森，把它从布里斯本开到了珀斯。（好吧，我承认，穿越澳大利亚大沙漠时，我把它塞进了丰田陆上巡洋舰的后备厢里，那里的路，比如说枪筒高速公路，简直就像你所能想象的地狱之路的样子。）旅行很愉快，我经历了许多冒险，也吃了很多尘土。痛苦的是在二十一小时的飞行后倒时差。我从不在飞机上睡觉，怎么都睡不着。要是空乘拿着时髦的睡衣出现在座位旁，我就会画个十字，请她离开。从旧金山飞到布里斯本的奥兹酒店后，我拉上窗帘倒头就睡，一觉睡了十个小时，醒来后精神抖擞，立刻便可上路。只可惜那时是当地时间凌晨两点，连电视节目都没有，而我带的书又在飞机上看完了。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笔记本，于是我趴在酒店房间的小桌子上写下了这个故事。太阳升起来时，我已经写完了，于是爬到床上又睡了几个小时。故事也应该让它的写作者感到愉快——这是我的观点，欢迎你们提出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