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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边的塔吉特
年复一年，我们派出一艘艘船只前往非洲，无论是生命还是金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的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们是谁？你们的法律是怎样的？你们说的是什么语言？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派出过一艘船只来我们这里。
——希罗多德（古希腊作家）
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站在土坯垒成的墙头，他双臂向两侧伸展着，好像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拿着一把生锈的螺丝扳手，一手拿着一只蓝色的塑料油罐。他的目光越过一片帐篷和棚屋，越过堆积如山的垃圾和塑料棚盖，越过一望无际的荒漠，最后落在了太阳即将升起的地平线的一点上。
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他把手中的螺丝扳手和塑料油罐猛烈撞击在一起，大声喊道：“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
棚屋东侧的墙面染成了一片橙色，低沉而缓慢的节奏在灰色的小巷里渐渐沉寂。在沟沟坎坎中像木乃伊似的蒙着面纱的人们醒过来了，干裂的嘴唇吐出喃喃的话语，唱着赞美万能上帝的颂歌。三只狗把舌头浸在泥泞的小水洼里。整个夜晚的温度都没有降到三十度以下。
太阳并不理会这一切，照样升过地平线，照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贫困的和富贵的人们身上。太阳照在白铁皮、胶合板或厚纸壳搭成的屋顶上，照在红荆树和满地的污垢上，照在一道由三十米高的垃圾堆砌而成的屏障上，垃圾山把盐工区、荒芜区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居住区分隔开来。
太阳照在不计其数的塑料瓶子和废弃的汽车残骸上。满地都是报废的电池盒、破碎的砖瓦、霉烂的杂物、堆积如山的粪便和动物尸体。太阳越升越高，最终越过垃圾屏障，照耀在新城区的第一排房子、几栋西班牙风格的两层小楼和近郊伊斯兰寺院破损的塔尖上。
阳光无声地掠过军用机场的跑道、废弃的幻影五型战机的机翼、商贸集市和毗邻的塔吉特市政大楼。阳光照射在手工业作坊门铺前垂放下的金属帘子上，透过这个时候还没有上班的警察总署的百叶窗，沿两边长满茅草的港口大街一路直上，把金色的光泽抛洒在二十层的喜来登大酒店的外墙上。六点刚过的时候，太阳终于照到了被沿海山脉缓缓隔开的大海。这是1972年8月23日的早晨。
海面上风平浪静。大海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铁板，一直延伸到天际线的另一端。一艘竖着黄色烟囱的大型游轮熄灭了灯火，沉睡般地停泊在岸边。许多喝光的香槟酒杯散落在甲板上。财富，就像我们那位举着蓝色塑料油罐的朋友常说的那样，属于所有的人。去夺回财富吧。
第二章 警察总署
你们知道希腊人怎么回事吗？是同性恋毁了他们。当然，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是同性恋，苏格拉底也是。你们知道罗马人怎么回事吗？罗马的最后六个皇帝也是同性恋。
——尼克松（美国前总统）
波利多里奥的智商是102，这是根据一份为法国十二至十三岁的学生设计的问卷算出来的。波利多里奥和卡尼萨德斯在警署找到了这份问卷，当时它被用来包裹在马赛印刷的表格。他俩在规定的时间内先后用铅笔填写了这份问卷。填写问卷的时候，波利多里奥已经喝得烂醉，卡尼萨德斯的情况也差不多。那晚他们要处理许许多多的卷宗。
一年中有两次，工作人员会把各种文件纸张堆积在警署的走廊上，粗略地翻阅一遍后，就把它们搬到院子里烧掉。这是一份令人厌烦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拂晓，而这份工作历来最后总是落到署里最年轻的同事身上。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卷宗被扔掉了，而有的却保存了下来。整个管理制度都是从法国人那里照搬过来的，就像照搬的那些客套话一样，而为此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由此带来的效益完全不成正比。这里的被告很少有会读书写字的，而法庭的审判过程往往十分简短。
那天半夜，警署里断了电，波利多里奥和卡尼萨德斯花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有方扳手的人来打开保险丝的盒子。他们点着蜡烛继续工作了好一阵子。在大麻和酒精的作用下，疲倦陡然变成了亢奋。他们在院子里用揉成团儿的纸张打起了雪仗，在走廊里翻滚着文件柜玩起了警察捉强盗的游戏。卡尼萨德斯自诩为埃默森·菲蒂帕尔迪（著名的巴西赛车手），波利多里奥则用烟头把一堆垃圾点着了。这时从一个推倒的文件柜里掉出来一捆殖民时期的特殊证件。他们把证件放到打字机上，打上了虚构的名字（“道德委员会特别调查员，某某人的名字”）。晨曦中，他们带着这些证件跌跌撞撞地奔妓院而去。
这是一次灾难性的智商测试。之后波利多里奥对当晚大部分经历的记忆都已模糊不清，唯独智商测试结果却总在他的脑海中浮现：102。
“酒精，压力，断电？”卡尼萨德斯大声叫道，一个平胸的黑人女孩双膝跪在地上，“这难道是原谅自己的理由？把我们的智商凑个整数降到一百才好。”
卡尼萨德斯的智商测试结果实际上要比波利多里奥高出许多。但是具体高了多少，波利多里奥已经记不清了。唯独他自己102的测试结果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虽然他坚信，在清醒的状况下他的成绩一定会高出不少，即使不会比卡尼萨德斯高，但也绝对会比现在的结果高。
现在每当搞不懂某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次智商测试，比如面对同一件事他总得比别人多费些许工夫才能理解的时候，又比如听了一则笑话他总要比他的同事慢半拍才笑出声的时候。
波利多里奥本来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天资聪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知道，为何会对自己有这样一种判断。虽然他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以及应付其他形形色色的考试时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但也从来没有获得过特别出色的成绩。他总是在一个中等水平。
大多数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很多人是在学校阶段快结束时或是在职业培训刚开始时有了这个认识，而聪明的人往往比不聪明的人更容易看清楚这一点。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不同的人经受的打击程度往往有所不同。在童年时没有被过多地灌输过那种追求个人成就、力图卓越超群的崇高理想的，也许就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现实，就像比较容易接受自己长了一个太大的鼻子，或是长了一头太过稀疏的头发。
相比之下，另有一些人则表现出大家熟悉的那种逃避现实生活的举动，他们会穿上古怪的衣服，过上诡异的生活，去狂热地追寻假想出来的内在的自我，就像是寻觅一份深藏在某处的价值连城的宝藏。即便是最最愚蠢的白痴，仁慈的心理分析学家也会认为他们心中有着这样一份宝藏。而对于敏感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应则是抑郁。
卡尼萨德斯把那天晚上的神奇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没过几天波利多里奥就发现，他柜子上703的编号，被一个爱搞恶作剧的人用圆珠笔改写了：7被改成了1，3被改成了2。
二十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智商高低，也没有想到过要去测智商。但现在，他的思绪却总是纠结在他的智商上。
第三章 咖啡和偏头痛
一定是疯子，一个一受惊吓就爱尿裤子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疯子，这样的人总有办法体面地脱身。
——约瑟夫·康拉德（英国小说家）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事你可以跟别人去说，对着你家的灶台去说，但没必要对我说。”波利多里奥给自己倒上了咖啡，又用圆珠笔把咖啡搅了搅。蓝色的百叶窗关着，只是从狭窄的缝隙里透过一丝白色的午间热浪。“你也不能不问一声就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随便就拽过来什么人。看看这台霍勒内斯计算机！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如果说是在廷迪尔玛发生的，那么谁是那里管事儿的？就这样吧，东西放那儿，你走人。不，你住嘴，不要唠叨个没完。你都说了一个小时了。现在听我说。”
但是胖子没有听他的。他穿着一身肮脏的制服站在波利多里奥的办公桌前，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当他们不想合作时，就会随便瞎扯一通。如果追问其中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会胡乱编造出另外一套瞎话。
波利多里奥没有给胖子倒咖啡，也没有让把椅子给他坐，他对胖子以“你”相称，虽然这个男人要比他大三十岁，警衔也跟他一样。通常这是贬损这类人屡试不爽的办法。但胖子似乎对此毫不在乎，他继续无动于衷地讲述着他不久就要退休的事儿，还有那些开着公车外出的旅途经历、花园的建设问题和缺乏维生素的营养状况。他重复了三五遍他那辆车子油箱的容量和他发明的运送犯人的办法，念叨着公正、偶然和不可抗拒的命运等。他用手指了指房间两面的窗户（沙漠和大海）、房门（那条穿过盐场不见尽头的路）和天花板（真主）——下面还悬挂着一架坏了的吊扇，他又用脚踢了踢放在地上的那捆东西（万祸之源）。
所谓的万祸之源是那个被捆住手脚的男孩，名叫阿玛窦。胖子是在塔吉特和廷迪尔玛之间的沙漠里把他逮着的，而胖子在他没完没了的述说中却极少提到这个事实，即便提起，也只是轻描淡写。
波利多里奥问胖子知不知道什么是警察要担负的职责，得到的回答却是：警察工作的成功与否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他问胖子技术跟作案现场有什么关系，得到的回答却是：在绿洲的附近种植农作物有多么不容易。波利多里奥问，农作物跟本案有什么关系，胖子却讲起了供给不足、流沙和缺水问题以及邻里间的相互嫉妒，还有繁荣富裕、电脑智能和高水平的警察组织。胖子又看了一眼那台无法启动的霍勒内斯计算机，带着一副故意着迷的神情把屋子环视了一遍。然后，因为旁边没有椅子，他一屁股坐在了被逮捕的嫌疑犯身上，但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安静”，波利多里奥说，“安静，听我说。”他把两个手掌水平悬放在写字台桌面的上方，然后十指用力地捧住了咖啡杯的左右两边。胖子又唠叨了一遍他刚刚说过的那句话。波利多里奥看到胖子的裤子上少了两粒纽扣，肉肉的耳垂上满是颤动的汗珠。波利多里奥忽然一下子忘了想说什么，他感觉到太阳穴在微微跳动。
他的目光落到了杯中咖啡搅动后产生的无数个小气泡上，这些小气泡现在嗞嗞地汇成了一片。当咖啡的转动渐渐慢下来的时候，小气泡涌到杯子的边缘，在那里叠成了一个圆形的垒墙。他看到每个气泡里都有一个脑袋，正眯着眼注视着他。在小气泡里有一个小脑袋，在中气泡里有一个中脑袋，在大气泡里有一个大脑袋。这群观众一小步一小步挪动着，像军人一样整齐划一，几秒钟后却又变成僵尸一般一动不动。突然间，所有的脑袋都变大了，当波利多里奥深深吐出一口气的时候，他的观众死了一小半。
加油券、黄沙、口蹄疫、多子女家庭、叛军、总统府，波利多里奥知道，胖子不关心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胖子关心的是什么。把嫌疑犯移交到塔吉特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波利多里奥猜想，大概是因为胖子或多或少认识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人，所以想避免自己卷进去。或者他是想利用这次来海边遣送嫌疑犯的机会办私事，又或者他来这里有生意要做。也许他只是想见识一下港口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切跟钱有关，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最终都跟钱有关。有可能他想出售一些什么东西。他不是第一个想通过出售打字机、空白信笺或公务手枪来补偿欠发工资的村警。如果不是和钱有关，那一定是和他的家人有关。也许他想看看生活在这里的儿子，或者是那个到了已婚年龄的胖乎乎的女儿，或者他自己想去妓院逛逛，或者他的胖女儿自己也在妓院工作，他想把自己的公务手枪卖给她。一切均有可能。
一阵沉闷的闹钟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波利多里奥从他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布袋子，用手掌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砸了一下。铃声戛然而止。他又从同一个抽屉里拿出一盒阿司匹林，不耐烦地说：“够了，快滚吧，滚回到你的那个绿洲去，把那捆东西也带走。”
他从透明的塑料盒里抠出两粒药片。他现在并不头痛，但如果不马上服药，过半个小时头痛肯定会发作。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周期性的发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搞不清楚。他的上一个医生看过他的X光片后说，情况的确有点不正常，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处方，而药剂师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处方上的这种药物，并把他介绍给一位巫师。这家伙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蜷曲着身体躺在大街上。巫师卖给波利多里奥一张写着咒语的纸条，让他晚上放到床底下。最后还是他太太给他从法国带来了一大盒阿司匹林。
这个病与心理毫无关系。波利多里奥拒绝相信他得的是心理疾病。每天准点在这个时间引发剧烈疼痛的怎么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呢？下午四点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这肯定不是因为工作，休息日的这个时间剧痛也会如约而至。头痛从四点钟开始，直到他晚上入睡。波利多里奥还很年轻，有着运动员的体魄，饮食也跟在欧洲的时候毫无区别。在喜来登大酒店旁边有一家专门供应进口货的商店。当地的水他从来不喝，连刷牙都不用。难道是气候？但他为什么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头痛呢？
夜晚孤独一人的时候，当酷夏的热浪透过蚊帐向他袭来，当不知其名的海水拍打着不知其名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声响，当各种虫子在他的床底下群魔乱舞时，他断定：这个疾病既不是身体的也不是心理的，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国家本身。在法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头痛的毛病。到非洲两天后，头痛就开始发作了。
他把药片放进嘴里，喝了两口咖啡，在吞咽中感觉到食道里有一阵轻微的压力。这是每天必行的仪式。而这一切今天竟被这个毫无顾忌说个没完的胖子看到了，他不禁感到一种耻辱。他把药盒重新放回抽屉里，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是专门接收穷乡僻壤疑难杂案的地方？滚回你的绿洲去吧，白痴。”
鸦雀无声。白痴。他等待着胖子的反应。隔了不到一秒钟，反应就来了：胖子睁大眼睛扮了个鬼脸，把嘴嘟成一个小小的圆圈，抬起胳膊懒懒地晃动着。接着他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了下去：绿洲、街道境况、霍勒内斯计算机。
波利多里奥到这里上任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欧洲去。抵达这里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为了这个发现他付出了一台照相机的代价），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他对人的判断能力完全失灵了。他的祖父也是阿拉伯人，但很早就移民到了马赛。波利多里奥拿的是法国护照，父母离异后他随母亲在瑞士长大。他在比尔上的中小学，后来去巴黎读了大学。业余时间他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馆、电影院和网球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但若与旁人发生争吵时，他们会叫他“黑脚”。要是他的发球更出色一点的话，也许他能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最后他成了一名警察。
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当上警察完全出于偶然。他的一个朋友去参加警察录用考试，邀他一同前往。结果他的朋友被拒绝了，他却被录取了。在他接受培训的那几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从来不读报纸。无论是巴黎的五月和楠泰尔的疯子，还是张着嘴大口喘气的敌对方，他对所有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对他来说，公正和法律大体是一回事。他不喜欢留长发的人，不过主要是出于审美的原因。萨特的书他只读过十页。他的第一个女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说过，如果要描述他这个人，说清楚他不是什么还比较容易，而要说清楚他是什么则要难得多。
他娶了第二个女朋友。那是1969年的5月，其实他并不爱她。他的妻子很快就怀孕了。第一年的婚姻生活形同地狱。所以，当上级因为他的阿拉伯语能力推荐给他一份在昔日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精美的画册里可以看到美如画的沙漠，还有客厅的柜子里放着的木雕，再加上那些有关祖先的废话。他对非洲实际上一无所知。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机场里的那股陌生的气味。其次是开始几周里的寂寞，直到他的家人也搬来此地。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旺图山的泰文奈特。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可恶的臭气，可怕的头痛。波利多里奥开始养成了习惯，只要在街上听到有人说一口纯正的法语，而不是那种好似哮喘病患者发出的咕噜不清的声音，他就会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些逍遥自在的游客、那些活泼开朗的金发女郎。他提出了调回本土工作的申请，法国的国家机关却取笑他的幼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法国游客、法国报纸、法国商品，甚至那些总是成群结队从山里回来、怀揣着五百克大麻蜂拥而至的浪荡公子和长发披肩的人，他们虽然被他戴上了手铐，但也会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些人是白痴，但他们是欧洲来的白痴。
胖子还在滔滔不绝。波利多里奥把写字台上的咖啡杯推到一边。他知道自己在犯一个错误。他把双手撑在写字台的边上，探出上身，看着地下。
“二十美元，好不好？”
被绑着的男孩在胖子的重压下似乎睡着了。
“总警长会来找你说话的！”胖子大声叫道，反手一巴掌打在嫌疑犯的耳朵上。
“二十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怎么样？”波利多里奥重复说了一遍。
“什么？”
“是的，你听好了！”
“是，什么，头儿？”
“给你一些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为此你在廷迪尔玛击倒了四个人。怎么样？”
“什么？”被绑着的嫌疑犯开始苏醒并兴奋起来，“四个人，在什么地方？”
“在廷迪尔玛，四个白种人。”
“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廷迪尔玛，头儿，我发誓！”
第四章 昆斯哥尔摩女王号游轮
在性方面的征服如同获得一份核技术方面的机密资料，在艾尔斯伯格心里引起的是一种孩子般的兴奋、一种向人倾诉的渴望。面对朗德公司的人，他曾如此描述他的这一新的最爱：“她的每个牙齿之间都有一道缝。”
——安德烈·洪特（作家）
世上只有很少的人，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把他们描写清楚。要描写一个人通常需要很多词语，而要描写普通人，往往一整部小说都不够。海伦·格立泽，穿着白色短裤、白色衬衣，戴着白色太阳帽和巨大的墨镜，正半张着嘴嚼着口香糖，靠在昆斯哥尔摩女王号游轮栏杆上，望着逐渐靠近的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要描述这位小姐，用两个词就够了：漂亮和愚蠢。仅凭这两个形容词，随便派个什么陌生人去码头，都能把她从上百个旅客中精准无误地找出并接回来。
让人惊讶的不是这种描述的简短，而是这一描述完全不贴切。海伦并不漂亮。所有那些描写外在美的空洞套话都可以用在她身上，她过分注意身体的保养，狂热追求时尚潮流，但实际上她并不漂亮。她是那种最好从远处观察欣赏的人。她的一些照片完全可以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上的她皮肤光滑，外形冷艳，线条凹凸有致。但是一旦照片上的这个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就会莫名其妙地让人抓狂。海伦的表情和她的长相非常不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