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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那个，”萨姆说，“我想应该没这么糟吧。”
我和凯茜礼貌地沉默了片刻，我把掉在咖啡桌上的冰块捡起来。萨姆天生就是个乐观派，但他也是在博尔斯布里奇有房子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他对社会和经济的看法虽然美好，但实在称不上客观。
“这年头的另一个大宗教，”凯茜说，“就是健康。所有广告和新闻都在讲抽烟喝酒不好，要健身。”
我帮萨姆倒酒，直到他用表情示意够了。我把杯子递给他，他微笑着伸手接了过去。“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或新闻就想说，干脆试试看一张嘴可以同时抽几根烟。”我说。凯茜伸直双腿坐在垫子上，我把她的脚挪开，坐下之后再把她两条腿放回我腿上，接着开始帮她调酒，在威士忌里加很多冰块和可乐。
“我也是。问题是报道不但说抽烟喝酒不健康，还说这些事非常不道德，好像只要体脂比例正常，每天运动一小时，就会变成好人一样。更糟的是连广告都沦陷了，说抽烟的人不只是笨蛋，根本就是恶魔。人不能没有道德，否则就没有东西帮助我们做决定。什么有机饮食、财富至上的说法都只是取代宗教的新教条而已。可是这根本就是开倒车，重点已经不是做对的事了，而是做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事，这就是现在的道德。”
“喝酒啦。”我说。凯茜讲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整个人都往前倾，完全忘了自己手里的酒杯。
“再说，这跟我们那位昏头马克有什么关系？”
凯茜朝我做了个鬼脸，喝了点酒后说：“怎么没有？考古就是他的宗教，古迹就是他的宗教、他的信仰。管他什么抽象原则，管他什么健康或银行存款，考古才是最实在的，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无论他有没有发现。考古是他的生命。这哪是昏头，这才叫健康，大家觉得他是怪胎，那代表社会有病，不是他。”
“那家伙明明就倒酒给他妈的青铜器神祇，”我说，“我不觉得说他怪有哪里错了。萨姆，你也帮个腔吧？”
“我？”萨姆已经坐到了沙发上，一边听我和凯茜说话，一边用手指抚摸着窗台上的贝壳和石头，“呃，我是觉得他还太年轻，应该找个老婆生几个小孩，这样就会安定下来了。”
我和凯茜对视一眼，接着便哈哈大笑。“怎么了？”萨姆问。
“没什么，”我说，“真的。”
“我很想找你和马克一起去喝两杯。”凯茜说。
“我一定很快就能搞定他。”萨姆神色自若地说。我和凯茜又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我向后靠在垫子上喝了一口酒。我们聊得很开心，这一晚过得很棒，很愉快，细雨轻轻拍打着窗户，比莉·哈乐黛的歌声在屋里回荡，我开始庆幸凯茜邀请了萨姆，也不由得对他多了几分好感。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像萨姆这样的朋友。
“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排除马克涉案？”我问凯茜。
她喝了一口威士忌，将酒杯搁在肚子上。“没错，我真这么觉得，”她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昏了头。我说过，我强烈地感觉到凶手其实非常犹豫不决，但我实在看不出马克会是这种人，起码在重要的事情上。”
“他真走运。”萨姆说。他隔着咖啡桌对凯茜微微一笑。
“所以，”过了一会儿，萨姆问，“你和凯茜是怎么认识的？”说完他又靠回沙发，伸手去拿酒杯。
“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有点怪，突然就这样冒出来，而且老实说，我都快忘了屋子里还有他这个人。凯茜买的酒不错，康尼马拉威士忌尝起来有点烟草味，喝着很享受，我们三个人都有些醉了，对话自然开始变少。萨姆探身浏览书架上破破烂烂的平装书，我躺在垫子上，思绪跟着音乐飘荡，没想什么事情。凯茜在洗手间。“哦，她那时候刚到组里，有一天傍晚她摩托车坏了，我就载了她一程。”
“这样啊，”萨姆说，看起来有些局促，很不像他，“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之前从来没见过。但后来感觉你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所以我就在想你们是不是老朋友，或者之前曾经是……你知道。”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说。大家都觉得我和凯茜是亲戚，不然就是住在隔壁一起长大的邻居之类的。每回听人这么说，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暗自窃喜。“我想我跟她只是很合得来，就这样。”
萨姆点点头。“你和凯茜。”他说着清了清喉咙。
“我怎么？”凯茜疑心地问。她把我的脚推开，滑回之前的位子。
“谁知道？”我说。
“我问罗布，你们在进组里之前是不是就认识，”萨姆跟她解释，“比如在大学还是哪里。”
“我没读大学。”我说。我觉得自己知道他接下来想问什么，大部分人迟早都会问，但我没想到萨姆是这么追根究底的人，而且我很好奇他为什么想知道。
“真的？”萨姆很意外，但试着不表现出来。我之前说口音很麻烦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想说你可能也读三一学院，跟凯茜一起上过课，或者……”
“我之前根本不认识他。”凯茜若无其事地说。屋子里一阵沉默，接着我和凯茜就像青少年一样用鼻子喘气，咯咯地笑个不停。
“你们两个都疯了。”萨姆说着就站起来去倒烟灰缸了。
我跟萨姆说的是实话：我没读过大学。我大学入学考试成绩竟然还不错，拿了一个B和两个D，应该够我申请某个地方的大学，只是我一份申请表都没填。我跟其他人说想休整一年，但其实我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无所事事，而且越久越好，就算一辈子没事做也无所谓。
我同学查利当时正准备到英国读经济学，所以我就跟他去了，因为我没有特别想去或要去的地方。他父亲给他出钱租了一间豪华公寓，硬木地板，还有门房，我绝对不可能住得起，于是我只好在有点危险的地段租了一间又暗又脏的套房。查利有一个荷兰室友是交换学生，圣诞节就会回家。我们两个人的如意算盘是那时我应该已经找到工作，也可以跟他一起住了。但早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我就已经确定自己不会搬过去了，不只是因为钱，更因为我居然爱上了那间套房，还有一个人飘来荡去的闲散生活。
待过寄宿学校之后，独居简直让人着迷。我在小套房的第一晚，独自在黏黏的地板上躺了好几个小时，昏黄的城市灯光从窗外洒进来，浓郁的咖喱香味沿着走廊飘散，房门外有两个男的正在用俄文对骂，还有激烈又充满自信的小提琴声不知道从何处传来。我躺着，听着，意识到现在全世界没有半个人看我或问我在做什么，不会要我做这做那，我觉得这间套房随时都有可能脱离这栋建筑，像发光的泡泡般滑进夜色中，轻柔地飘上飘下，越过房子、河流和满天的星星。
我在那里住了快两年，大部分时间都靠政府救济金过活，偶尔，当被人找麻烦或需要钱追女孩时，才会花个几周时间去当家具搬运工或建筑工人。我和查利自然是渐行渐远，至于是从哪一天起的，我想应该是他头一次参观我的房间，虽然出于礼貌极力克制但还是忍不住面露惊慌的时候吧。我们差不多每两周碰一次面，出去喝几杯，偶尔我也会跟他和他的新朋友聚会。女孩子几乎都是那时候认识的，杰玛（就是那个喝酒喝得很凶的叛逆女）也是。查利的大学朋友都还不错，但他们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也没兴趣，不是他们圈子里的笑话，就是一大堆术语，每个人都说得兴高采烈，我却听得心不在焉。
我现在不太确定那两年我到底做了哪些事，印象中几乎什么也没做。我知道这在现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罪过，但我那时就发现，许多人自孩童阶段后就再也不知道该如何慵懒散漫地生活，而我却深谙此道。我在窗边挂了一块从旧吊灯上拿下来的水晶，我常常一整个下午都躺在床上，看它在房间里折射出一小片一小片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