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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找个药房吗？或者你有药可以撑一下？”
“我还有药，不过我已经好多了。走吧。”我还想再多扯一些，说说偏头痛让我多难受，然而说谎的秘诀就在于知道适可而止，而且我是天生高手。其实，我到现在仍然搞不清楚，我不知道凯茜是否相信我。总之她什么也没说，猛地一打方向盘将车开出了停车位。雨水从雨刷上四射飞落。接着车便缓缓开进车流之中。
“你出庭情况怎么样？”我们沿着港湾走走停停，我突然问道。
“还好，我感觉辩护律师很想证明那两个家伙是被逼供的，但陪审团就是不买账。”
“很好，”我说，“那就好。”
我们才刚踏进重案室，我的手机就开始歇斯底里地铃声大作。是奥凯利，他要我立刻进他办公室。麦克谢里果然不浪费时间。我把偏头痛那一套又说了一次，偏头痛有个妙用，就是可以当作非常完美的借口：偏头痛会让你能力尽失，让你免除责任，而且想持续多久就可以持续多久，没有人能证明你到底疼不疼，更何况我真的看起来病恹恹的。奥凯利语带不屑地讲了几句“女人家才会头痛”之类的话。但我坚持继续工作，不回家休息的举动总算赢回了他的一点点敬意。
我走回重案室，萨姆不知道刚从哪里回来，全身湿透，粗花呢大衣泛着淡淡的味道，闻起来很像落水狗。“怎么样？”他问。他语气平常，却隔着凯茜瞄了我一眼，又赶紧移开了。通风报信的人还真尽责。
“还好，就是偏头痛。”凯茜朝我撇撇头说。这会儿连我自己都快相信自己偏头痛了。我眨眨眼睛，试着集中注意力。
“老人的偏头痛更要命。”萨姆说，“我妈就老偏头痛，有时候必须在很暗的房间里躺上好几天，脑袋还要冰敷。你真的可以工作吗？”
“我很好，”我说，“你在忙什么？”
萨姆瞄了凯茜一眼。“他没事，”凯茜说，“这种案子，谁出庭都会头痛。你去哪儿了？”
他脱下滴水的大衣，犹豫了下把衣服甩到了椅子上。“我去找了‘四巨头’聊天。”
“奥凯利一定很开心，”我说着坐了下来，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按着两边的太阳穴，“不过，我得警告你，他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是吗？那太好了。我跟四巨头说，抗争群众一直在给高速公路施工单位找麻烦。我没有明讲，但我感觉他们应该以为我想说的是暗中破坏。我说我只是想来确定他们没事。”萨姆说完咧嘴一笑，我这才发现他其实开心得很，只是知道我的遭遇后，便刻意没表现出来，“四巨头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他们跟纳克拿里有关，全都很紧张，但我装出一副没什么的样子。我跟他们各聊了一会儿，确定他们没有被抗争人士盯上，最后还提醒他们小心，然后就离开了。你们相信吗？他们竟然没有半个人谢我。这些家伙还真可爱。”
“所以呢？”我问，“这些我们都猜到了，不是吗？”我不是想泼冷水，不算是，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菲洛梅娜的尸体，一睁开眼又会看到凯蒂凶案现场的照片贴满了萨姆脑袋后方的白板，我实在没心情跟他还有他的发现和小花招兜圈子。
“所以，”萨姆完全不受影响，继续说道，“麦克林托克，动力房地产的幕后老板，他四月一直在新加坡。你们可能不清楚，今年新加坡是房地产大亨度假首选。他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也没有从都柏林打过匿名电话。你们还记得乔纳森是怎么形容那家伙的声音的吗？”
“他好像没说什么，我记得。”我说。
“不是很低沉，”凯茜说，“乡下口音，但不明显，可能是中年人。”她背靠椅子，双脚交叠，双手随意弯在背后，优雅的出庭套装仿佛故意跟重案室唱反调似的，摆在一起感觉有点像别出心裁的前卫服装照。
“没错。下一个是环球爱尔兰产业的康纳·罗奇，他是科克人，口音重得不行，乔纳森听了绝对不会认不出来。他的合伙人杰弗里·巴尔内斯是英国人，讲话很像熊在吼，所以只剩下——”萨姆开心且熟练地把白板上的名字圈起来说，“未来房地产的特伦斯·安德鲁斯，五十三岁，韦斯特米恩人，声音有点尖，像男高音。你们猜他住在哪里？”
“都柏林。”凯茜说着露出微笑。
“码头附近的阁楼公寓。他常到格雷沙姆喝酒——我提醒他走路回家要小心，谁知道那些极端人士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匿名电话所使用的三个电话亭都在他回家的路上。我找到目标了，各位。”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那天后来做了什么，我想可能是坐在办公桌前玩纸吧。萨姆又跑去执行他的神秘任务了，凯茜去追一条不怎么有希望的线索，她找了奥戈尔曼一起去，留下沉默的斯威尼接听专线。我真的很感谢她这么做。吵吵嚷嚷了几周，重案室这会儿几乎空空荡荡的，好像荒废了一样，感觉很诡异。支援刑警之前用的桌子上还堆放着文件和忘了带回职员餐厅的咖啡杯。
我给凯茜发短信说我身体不舒服，晚上恐怕没法到她家吃饭了。我受不了那种殷殷关切的感觉。我离开办公室，在希瑟回家之前赶回了公寓——周一晚上是她的“普拉提之夜”——留了张字条给她，跟她说我偏头痛，之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希瑟对待健康就和其他女人对待花坛或瓷器收藏品一样一丝不苟，无微不至。其实这样也有好处，就是她会把别人的身体不适当成自己的病痛，敬畏三分，因此她晚上一定不会吵我，还会把电视音量关小。
尽管如此，在法庭上一败涂地的那份感觉还是挥之不去。麦克谢里出示的菲洛梅娜·卡瓦纳的照片在我心里掀起的波澜越来越大，唤起了我模糊的回忆，却难以名状。这听起来没什么，尤其我今天过得这么糟，就算是别人也一定会这么觉得。只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回忆的力量有多么狂暴，仿佛拥有意志，逼得你不得不面对。
丧失一段记忆其实很麻烦，就像深海地震会在远方造成地动山摇，但因为距离震中太远，所以几乎无法预测。打从记忆丧失的那一天起，任何稍有印象的烦人细节都像一点火光，带着催眠般的光环，潜藏着惊人的威力。细节可能微不足道，却也可能翻天覆地，把你的生命或心灵彻底掀翻。这些年来，我就像活在断层带的人，慢慢相信有能力维持现状平衡，如果大地震迟迟没来，就表示它永远不会出现。但自从遇上凯蒂·德夫林的案子，征兆就像微震一样不断浮现，我心里的那份笃定也开始动摇。照片里的菲洛梅娜·卡瓦纳摊成大字，嘴巴大开，这可能让我想起了电视上的某一幕，也可能让我想起了恐怖到让我选择性遗忘了二十年的往事，但我完全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