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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打电话，”低沉的男声冷冷地说，“没有律师在场，什么都不要跟警察说。不用担心禁令，还有他妈的别再打电话给我。”说完他就“咔嗒”一声挂断了。
“嗯哼，”沉默片刻之后，我说，“这回显然不是寿司、比萨和寂寞言论了，恭喜。”这卷录音虽然做不了呈堂证物，但拿来对付安德鲁斯显然已经绰绰有余。我是想表现得很高兴，但心里那股自怜却告诉我这没什么，案子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追线索追到走投无路，从来没这么狼狈过，萨姆却兴高采烈，不断累积着小进展。要是换成我追安德鲁斯，他这两周可能只会打电话给他妈。“奥凯利这下就不会烦你了。”
萨姆没有搭腔，我转头看他，只见他脸色发白，近乎铁青。
“怎么了？”我觉得有些不对，问道，“你还好吗？”
“好得很，”萨姆说，“好极了。”他倾身关掉录音机，手在微微地颤抖着，我察觉他脸上闪过一丝阴郁。
“拜托，”我说，“好才怪。”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胜利的快感让他心脏病发或中风了？也许他有什么潜藏的病症？组里经常听到这样的传闻，说有警探千辛万苦逮到真凶，结果却在给嫌疑犯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倒地不起。“你需要看医生还是怎样？”
“不用，”他断然地说，“不用。”
“那到底怎样了？”
我话才出口，心里就明白了。不过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让我一时有点难以接受。无论音质、口音还是细微的抑扬顿挫，我之前都听到过，早上晚上都听到过，虽然柔了点，没那么鲁莽，但声音很像，错不了。
“那是，”我说，“那有可能是你叔叔吗？”
萨姆瞪了我一眼，然后看着门口，但门边没有半个人。“没错，”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就是他。”他的呼吸既轻又喘。
“你确定？”
“我知道他的声音，我很确定。”
虽然事情的发展令人遗憾，但当下我却很想捧腹大笑。萨姆一向老实（老实得像块木头，各位），跟三流美国战争电影里讲述国旗故事的退伍老兵一样认真。之前我只觉得好玩，因为单纯的信念就和童贞一样，一辈子只能失去一次，而我从来没遇过到过了三十岁还能这么单纯的人，除了萨姆。当时，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快快乐乐地过了这么多年，根本就是运气好而已，因此看到他终于踩到香蕉皮重重地滑了一跤，心里实在很难给予同情。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萨姆在日光灯下愣愣地摇了摇头，我想他一定也想到了，绝对。重案室里只有我和他，只要求我帮个忙，录音键一按，电话内容就变成周日那场高尔夫和其他事情了。
“你可以让我周末想一想吗？”他说，“我周一会把带子交给奥凯利，只是……要我现在就拿过去实在有点困难。我没法思考，我需要时间。”
“当然没问题，”我说，“你会找你叔叔谈吗？”
萨姆抬头望了我一眼。“我要是去找他，他一定会收手，对吧？趁调查还没开始之前把证据毁掉。”
“我猜也是，没错。”
“但要是我没跟他说——要是他发现我明明能事前通知他，结果却什么也没说……”
“抱歉。”我说着心里突然想：凯茜这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
“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片刻之后，萨姆说，“如果今天早上你问我会逮捕谁，如果发现事情像现在这样，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定会说雷德蒙。”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看着他直率迷人的五官，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想离这个人远远的，脱离这整件事。我头晕目眩，好像站在几百英尺的高空俯瞰事情从发光的箱子里蹦出来。我们俩就这样对坐良久，直到奥戈尔曼冲进来大吼大叫（好像跟橄榄球有关），萨姆才将带子塞进口袋，默默收拾东西离开。
那天下午，我去外面抽烟的时候，凯茜跟了出来。
“你有打火机吗？”她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