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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没心情跟各位详细描述“停职静候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就是没完没了的让人神经紧绷的听证会，来自不同单位西装或制服笔挺的严厉上级，笨拙难堪的自我辩白和解释，还有反主为客被人审讯时的恶心感觉。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奥凯利竟然是最用力为我辩护的人，他言辞激昂，不断赞扬我的破案率和审讯技巧，连我之前从来没听他提起过的事情，他都说出来了。虽然我知道他这么做很可能不是出于未曾表露的情感，而是单纯为了自保，因为我行为不检会连累他，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让我这个“叛徒”待在他的组里这么久，但我依然无可救药地对他感激涕零，因为他似乎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同伴。有一回听证会结束之后，我在走廊上想要感谢他，我才说了几个字，就换来他无比厌恶的眼神，吓得我语无伦次，马上知难而退。
后来，上级决定不开除我，甚至（谢天谢地）没把我调回去做基层警员。当然，就跟奥凯利的全力护航一样，我不觉得他们这么做是手下留情，想再给我一次机会，而是开除我很可能会引来记者注意，扯出一大堆不必要的问题和后果。不用说，我是不可能待在重案组了，就算我再乐观，也不敢幻想他们会这么大方。他们把我转到支援组，同时用非常巧妙、漂亮又清楚的方法暗示我，就算不无可能，短时间内我也甭想回重案组了。奎格利（我没想到他竟然是这么恶毒的一个人）不时会叫我帮忙，接接专线电话或挨家查访。
当然，事情绝对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从头到尾熬了好几个月，不是在家里被噩梦惊醒，头晕难受，就是看着积蓄一点点流失。母亲会怯生生地拿乳酪通心粉来，确定我把它吃完。希瑟三天两头数落我，大谈导致我铸下大错的性格偏差——我显然得学会多关心他人的感受，尤其是她——还把她的心理治疗师的电话给了我。
等我终于回到局里，凯茜已经不在了。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消息，有人说她打算留在组里，晋升警官；有人说她知道自己要被踢出去，干脆提前离开了；有人说他在城里的酒吧看到她和萨姆牵手说话；还有人说她重回校园去攻读人类学了。不管是哪种说法，背后的意思都一样，就是女人终究不适合重案组。
结果，凯茜根本没有离开局里，而是调到了家暴组，并且抽空完成了心理学学位。有人说她回大学念书了，我想就是这个原因。难怪会有这么多传言，因为家暴组是局里最苦的单位，有和重案组和性侵犯组一样的恐怖难缠，却没有两个组的好名声。她竟然为了这样的单位，离开局里的精英小组，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小道消息甚至传说她根本就是疯了。
我自己倒是不觉得凯茜疯了，虽然我这么说可能很不负责任，是在为自己说话，但我真的不认为她这么做和我有关，起码不是各位所想的那样。就算我和她只是无法共处一室，依照凯茜的个性，她顶多会另觅新搭档，不会动摇，虽然可能会变瘦，却也越来越坚强，直到我们生出新的相处模式或我决定调走为止。在我们之间，她向来是比较固执的那个。我想她会调职是因为她骗了奥凯利和罗莎琳德，而他们两人也被她骗了，另外就是她跟我说了实话，我却骂她骗人。
其实，我有点失望她去读人类学的传闻不是真的，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想象（我也很喜欢想象）凯茜站在翠绿的山峦之上，身穿野战裤，拿着鹤嘴锄，头发随风飞扬，棕黑的脸庞沾满泥巴，开怀大笑。
我留意了一阵子报纸，但纳克拿里高速公路案始终没有浮上台面。我看到了雷德蒙的名字，不过只是小报，而且在名单的后几位，讲的是纳税人的钱有多少花在打点议员身上，就这样。光凭萨姆还留在组里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最后还是从善如流，选择照奥凯利的指示办事。当然，他也可能真的把录音带交给了凯利，只是没有报社敢碰。我不知道。
他也没有把房子卖掉，而是（我听说）以无法想象的低价租给了一名年轻寡妇。她先生刚因脑动脉瘤过世，留下她和正在学走路的小孩以及肚子里的另一个孩子，没有生命保险。由于她是自由职业的大提琴手，因此连失业救济金都没法申请。她之前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只好带着小孩暂住慈善单位经营的旅馆。我不知道萨姆是怎么找上这个女人的，我一直以为这么戏剧化的悲惨遭遇只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才有。我记得萨姆后来在布兰察斯镇租了一间公寓，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总之就是个跟地狱差不多的郊区。比较经典的传闻是他打算辞职去当神父，还有他得了绝症。
我和索菲出去过几次，毕竟我还欠她一顿晚餐和好几杯鸡尾酒。我觉得气氛很不错，她也没问什么尖锐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好兆头。然而，几次约会之后，在我们的感情还没变成爱情之前，她就把我甩了。她直接跟我讲明，说她已经老到看得出来跟谁很有机会，跟谁注定无望。“你应该去找年轻女孩，”她建议我说，“她们还看不出来。”
在我蛰伏家中百无聊赖的那几个月，除了夜里不停地玩单人桥牌，听过量致命的收音机头乐队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外，思绪总是难以避免地飘向纳克拿里。我当然发过誓，要让这个地方从此在我心里消失，但我想除非回忆代价太高，否则人实在无法抗拒好奇。
所以，各位应该不难想象，当我发现自己的回忆已经铲除一空，心里有多惊讶。我头一天进寄宿学校时的记忆显然已经消失殆尽，就像被手术刀切掉一样干净，再也不会出现。彼得、杰米、飙车族和桑德拉、森林，还有我在“维斯塔尔行动”期间费尽心力挖掘出来的点滴记忆全都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原本还记得想起往事的感觉，现在却觉得像老电影和听来的故事一样遥远，仿佛眼前不是自己的过去，而是别人的经历。我看着他们，仿佛隔了老远——三个皮肤黝黑的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短裤，在树枝上朝小威利吐口水，然后笑着赶紧跑开——这些流离失所的回忆总有一天也会灰飞烟灭，随风而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知道。回忆似乎不再属于我，而我怎么也甩不掉内心强烈的忧伤：回忆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彻底放弃了所有权，直到永远。
除了那一个夏日午后。我和彼得在他家院子的草坪上四肢摊开，躺在地上，之前我们拿了本旧年刊想做潜望镜，但不是很认真，我们应该用餐巾纸包装盒做镜身，却没法跟妈妈要，因为我们正在和家人冷战，只好把报纸卷成圆筒状充数，但报纸总是弯掉，搞得我们只能看到体育版，而且还前后颠倒。
我和他的心情都很差。虽然才刚放假一周，又有太阳，看起来会是十分晴朗的一天，我们本应该去修树屋，或到河里游泳，把小鸡鸡冻个半死，可是昨天周五放学的时候，杰米低头看着鞋子对我们说：“我三个月之后就要去寄宿学校了。”
“住口！”彼得说着推了她一下，没有很用力，“你才不会去，你妈会放弃的。”但杰米的话已经生效了，夺走了暑假的光芒，仿佛一大片乌云或浓烟遮盖住了眼前的一切。我们不敢回家，因为冷战把爸妈气坏了，也不能去森林或做其他事情，因为我们想出来的点子感觉都很白痴。我们更不敢去找杰米出来，因为她一定会摇摇头说：“那又怎样？”结果只会让我们心情更差。所以，我们只好躺在院子里，又痒又无聊，生对方的闷气，气潜望镜做不出来，气全世界干吗这么讨厌。彼得像个机器人，不停地拔草，一口一口咬下来吐到空中。我转身趴着，睁开一只眼睛看蚂蚁在地上忙碌地爬来爬去。阳光照得我头皮冒汗，这个夏天根本不算夏天，我心想，简直烂透了！
杰米家的门猛然打开，她从屋里炮弹似的冲了出来，她母亲带着遗憾的笑容在她背后喊着，门“砰”的一声又大力关上了，卡迈克尔家恐怖的杰克罗素梗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声狂吠，我和彼得坐起身来，杰米在铁门前停住，转头寻找我们，我们朝她大喊，她立刻跑了过来，跳过彼得家院子的矮墙，往草坪上一趴，双手勾着我和彼得的脖子往下倒。我们三个人同时大叫，我隔了几秒钟才听出来杰米在喊什么：“我可以留下来了！我可以留下来了！不用走了！”
夏天一下子就复活了，从灰色瞬间变成耀眼的金蓝，蚱蜢和除草机叽叽嘎嘎地叫着，枝叶、蜜蜂和蒲公英的种子旋转飞翔，感觉像鲜奶油一样又软又甜。围墙后面，森林正用最洪亮的静默呼唤我们，挥舞着最珍贵的宝藏，欢迎我们回家。藤蔓在夏天的鼓动下有如喷泉般恣意蔓延，缠到我们胸前，拉扯我们。夏天重生了，在我们面前展开，仿佛将会持续千百万年。
我们松开彼此，气喘吁吁地坐了起来，心中依然难以置信。
“真的吗？”我说，“这次确定了？”
“没错。她跟我说：‘再看看吧，我会考虑考虑，我们一起想办法。’其实她每次这么说都表示她同意了，只是暂时不想讲而已。我哪里也不会去了！”
杰米找不到话说，就推了我一下，我抓住她的手臂，翻身压在她上面，戳她的穴道。我脸上挂着好大的笑容，感觉好开心，仿佛微笑再也不会离开我的脸庞。
彼得站了起来。“我们一定要庆祝一下，到城堡里野餐。现在马上回家准备东西，然后在这里集合。”
我像火箭一样从大门冲到厨房，母亲正在楼上用吸尘器。“妈！杰米不会走了，我可以拿点东西去野餐吗？”我边说边抓了三包洋芋片和半包卡士达酱，收在T恤底下，然后就冲出了门，离开前还不忘对站在楼梯回廊上的母亲挥手道别。她一手支着墙，满脸惊诧。
可乐嘶嘶作响，气泡四处乱喷，我们站在城堡墙上击罐庆祝。“我们赢了！”彼得仰起头朝枝叶和斑驳的光影振臂高呼，“我们成功了！”
杰米大喊：“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接着就像精灵一样在墙上跳舞，“永远永远永远！”而我只是高声大喊，发出听不懂的欢呼。森林抓住我们的声音扩散开来，有如涟漪一般，伴随着枝叶翻腾婆娑的沙沙声，河水潺潺奔流的水声，兔子、甲虫和知更鸟窃窃骚动的鸣叫声，还有许许多多动植物的窸窣扰攘之声，全都汇聚成一首高亢的赞美歌。
往事如烟，就只有这一天的记忆没有从我指间流逝，每每想起始终会让我感受到温暖，历历在目，完全属于我，有如我手中仅存的一枚硬币，闪闪发亮。我想，若是森林只能在我心里留下唯一一个片段，那么这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拿到遗嘱的人最怕见到附带条款，刑案偶尔也是这样。我回局里上班后不久，就接到了西蒙娜的电话。我给她的名片上有手机号码，而她一定想不到我已经调到了其他单位，交叉比对着偷车犯、飙车族的供词，不再跟凯蒂的案子有任何关联。“瑞安警探，”她说，“我们找到一样东西，我认为你一定要来看看。”
是凯蒂的日记，罗莎琳德说她妹妹很快就懒得写而扔掉的那本。卡梅伦舞蹈教室的女清洁工那天心血来潮，把教室彻底打扫了一遍，结果发现日记本被用透明胶带粘好，固定在墙上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安娜·巴甫洛娃用画框装裱过的海报后面。她一看到封面的署名，就立刻兴奋地给西蒙娜打了电话。我应该直接把萨姆的号码给她，然后挂断，可是我却扔下手上还没看完的供词，一路开车开到斯蒂洛根。
我到的时候是早上十一点，班上只有西蒙娜一个人。阳光洒满整间教室，凯蒂的照片已经从布告栏上取下，但空气中的那一丝舞蹈教室才有的气息——松香、意味着努力的干净的汗水味和地板蜡的味道——却将一切唤回眼前：滑板小子在楼下幽暗的街道喊叫，芭蕾舞鞋的窸窣声，走廊的聊天低语，凯茜在我身旁的说话声，还有我们带进教室里的激昂与急迫。
海报正面朝下，沾满灰尘的纸页用胶带粘在背面，做成了一个临时的袋子，日记本就装在里面，不是专用日记本，而是普通的习字簿，小孩在学校里用的那种，纸上有横线，封面是脏脏的橘色再生纸。“发现日记本的是葆拉，但她已经去别处忙了，”西蒙娜说，“我有她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