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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让人难过，”我说，“她没事吧？”
他嘴角撇了一下，似笑非笑地说：“嗯，幸好她笨手笨脚，横着割没有往下割。”
我点着烟后双手围着火。今天风很大，天上的乌云开始聚集靠拢。“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私底下问。”
他看着我，无助、晦暗的眼神里掺杂了一丝轻蔑。“随你。”
“你知道的，对吧？”我说，“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不过，他终究叹了一口气，说：“不算是知道，她不可能自己下手，因为她在表妹家，我也不认识这个叫达明的小鬼，但我有过怀疑，我从小看着罗莎琳德长大，我怀疑过。”
“可是你什么也没做。”我并不想泄露情绪，却还是遮掩不住指责的口吻。他在凯蒂遇害的当天明明就能警告我们，跟我们说罗莎琳德的为人，甚至早在凯蒂身体刚出现异状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虽然我知道就算说了也没用，并不能改变什么，却还是不禁感叹沉默可以造成多大的灾难，摧毁多少人、事、物。
乔纳森把烟蒂扔了，转身面向我，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你觉得我能怎么做？”他语气低沉，严厉地说道，“她也是我的女儿。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任何批评她的话，玛格丽特都听不进去。很多年前我就想过送罗莎琳德去接受心理治疗，因为她实在太会说谎了，结果我老婆立刻歇斯底里，威胁要离开我，把女儿统统带走。而且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是知道早就他妈的都跟你们说了。我只能盯着罗莎琳德，心里祈祷是房地产开发商下的手。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回答，“很可能跟你做的一样吧。”他呼吸急促地瞪着我，鼻孔微微张大。我扭头吸了一口烟，不久，我听见他深吸一口气，重新靠回墙上。
“现在轮到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罗莎琳德说的是真的吗？你就是朋友在森林里失踪的那个小孩？”
他会这么问，我一点也不意外。身为罗莎琳德的父亲，他有权调阅女儿审讯过程的录像带，而且我想自己心里其实一直觉得他迟早会问。我知道我应该否认，官方说法是我为了博取罗莎琳德的信任才会编出朋友失踪的事，这么做虽然差劲，却不犯法。但我已经懒得否认了，我不知道现在否认还有什么意义。“没错，”我说，“我就是亚当·瑞安。”
乔纳森转头看着我，看了很久，我很好奇他想在我脸上找出什么样的模糊回忆。
“我们跟那件事情无关，”他说，声音中的温柔与遗憾吓了我一大跳，“我希望你知道，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知道，”沉默片刻之后，我说，“我很抱歉逼问你。”
他缓缓地点了几次头，说：“如果是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这绝不表示我是什么大圣人。你应该看到我们对桑德拉做了什么，对吧？你在那里。”
“没错，”我说，“她不会提起诉讼的。”
他脑袋晃了一下，仿佛被诉讼一词影响到了。河水又暗又深，带着不干净的油腻光泽。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死鱼或是随意倾倒的垃圾。海鸥尖叫嘶鸣着，在河面上疯狂地旋转飞舞。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随口问道。
乔纳森摇摇头，望着低垂的天空，看起来非常疲惫，不是那种好好睡一觉或放个假就能缓解的疲惫，而是深入骨髓、无法根绝的倦怠，凝聚在他凹陷的眼窝中和嘴边。“搬家。这阵子有人用砖块砸破我家窗户，还有人在我车上喷‘练童癖’，这家伙连字都不会写，不过意思却很明显。我可以撑到高速公路的事情结束，不管结果如何，但那之后……”
只要被控虐待儿童，就算再不可能，警方都必须主动查证。达明对乔纳森的指控查不到任何实据，却有一大堆反证，而性侵犯组的调查也尽可能低调保密，但邻居还是会知道，就好比原始丛林里的神秘鼓声，而且总是有许多人坚信无风不起浪。
“我会遵照法官的指示送罗莎琳德去接受心理咨询。我查过一些资料，书里都说像她这样的人就算接受心理咨询也没有用，他们已经是那样了，不可能治好，但我还是得试试。我会把她留在家里，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让我有办法看着她，不让她对其他人玩把戏。她十月就要去读大学了，三一学院的音乐系，但我跟她说我不会为她付房租，她必须住家里，不然就得自己找工作。玛格丽特还是相信她是无辜的，是你们设圈套陷害她，但她很高兴能继续把女儿留在家里，她说罗莎琳德很敏感。”他清清喉咙，声音很大，仿佛尝到了什么难吃的东西，“至于杰茜卡，等她手腕上的疤痕消了，我就会送她到我阿斯隆的姐姐家，让她远离危险。”
他双唇扭曲，勉强地挤出一个苦涩的微笑。“可怕，她的亲姐姐。”我不禁想象他们家过去十八年来是什么模样，现在又是什么境况。我越想越害怕，令人难受的恐惧在腹部缓缓抽搐、上升。
“你知道吗？”乔纳森突然痛苦地说，“我和玛格丽特才交往两个月，她就发现自己怀了孩子，把我和她都吓坏了。我曾经跟她提议过，说她也许可以考虑……坐船到英国，可是……没错，她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未婚先孕已经让她觉得够糟了，更别提……她是个好女人，跟她结婚我不后悔，但要是我早知道，想到罗莎琳德会是这个样子，我发誓就算拖也会把她拖上船。”
天哪，你干吗不做？我很想跟他说，但这样太残酷了。“很抱歉。”最后我只是很没用地又说了一次抱歉。
他瞄了我一眼，吸一口气，耸耸肩将大衣合拢，说：“我要进去了，罗莎琳德的庭审应该快结束了。”
“我想没那么快。”
“有可能。”他说，声音没有半点起伏，接着便迈开沉重的步伐踏上台阶走进法院。大衣后摆随风摇曳，微微折曲。
陪审团判决达明有罪。证据摆在眼前，他们不大可能做出其他的判决，不过关于自白的可信度，各方倒是有很复杂的法律争辩。几位精神科医师满口术语，针对达明的精神状态讨论不休。我听到的都是二手消息，不是听人提起，就是奎格利在电话里跟我说个没完，显然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探听清楚我为什么转调内勤。总之，辩护律师最后大玩两手策略，宣称达明当时精神短暂失常，或者是真的相信自己在保护罗莎琳德，避免她身体再受重创。这种手法通常很有用，会让陪审团觉得必须给予合理怀疑。不过，我们拿到的是全盘供词，而且警方手上还有王牌，就是凯蒂的验尸照，因此达明谋杀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换句话说，他至少得吃十到十五年的牢饭。
说来讽刺，那把泥刀其实算是达明的救命恩人，而且绝对能让他在牢里躲过不少难堪，虽然我想他应该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因为被认定性侵犯凯蒂，所以他被列为性侵犯罪犯，必须关在高风险囚房里，跟恋童癖和强奸犯之类的群体适应不良的犯人关在一起，尽管有好有坏，但起码大大增加了他干干净净（不带任何传染病）活着出监狱的可能。
法庭宣判之后，法院外有一小群人虎视眈眈地等他出来，大约几十个人。我在码头附近一间又脏又暗的小酒吧里看新闻，只见面无表情的警员带着达明跌跌撞撞地挤过人群，坐上警车，在众人挥拳咆哮的包围之下离开，甚至有人丢了半块砖头。酒吧里的常客看到这一幕，纷纷低声气愤地表示赞同，角落里还有人嘟囔了一句：“怎么不判死刑？”我觉得自己应该可怜达明，从他走到签名桌前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即将完蛋的命运，就算别人无法谅解，我也应该寄予同情，但我就是没办法。我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