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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信里写道，”温西说，“让失踪了。”
“五个月以前的事，大人。据说他去了比利时，去买猪、牛，或者不知道什么。不过他没写信来，他老婆很担心他。你觉得你那里有关于他的音讯吗？”
“是的，”温西说，“我们有一具尸体，还有个名字。不过要是这位让·勒格罗是像你描述的那种样子，那么这个名字就不是他的，尽管尸体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掌握的那个名字的主人，1918年在监狱里，过后好几年都是。”
“啊！那么你对让·勒格罗就不再感兴趣了吗？”
“正相反。我非常有兴趣。我们仍旧还有尸体要解决。”
“来得正好，”罗齐尔先生愉快地说，“尸体总是值得认真的。你有照片吗？任何描述？任何身份证明？”
“照片肯定没什么用，因为尸体发现时已过了四个月，面部遭毁。此外，他的手也从手腕处被切断。不过我们有一些数据和两份医学报告。其中最新一份刚从一位伦敦专家那里寄来，提出除了新近的伤痕之外，头皮上有一道旧伤。”
“啊哈！那没准能说明点什么。那么，他是因为头部受创而死的吗，你这位无名死者？”
“不是，”温西说，“所有这些头部伤都是死后添加的。专家的意见证实了法医的推断。”
“那么，他是为何而死的呢？”
“这就是谜团所在了。没有致命伤的痕迹，也没有毒药，没有勒伤，甚至都没有疾病的痕迹。心脏很健康。肠胃表明他不是饿死——实际上，他营养充分。死前几小时才进过食。”
“老天哟！那么，是中风了吗？”
“有可能。你知道，他的大脑处于某种化脓状态。很难确定，但是又一定证据表明，有脑部出血迹象。但是你明白，要是一次突然的中风要了这个人的命，那又何必把他处理成那样再埋葬呢。”
“对极了。我们等会儿再讨论。走吧，我们去看看让·勒格罗的农场。”
农场很小，看起来也不怎么兴旺。破篱笆、荒废的棚屋、长满杂草的农田，都说明这家手头拮据，也缺乏劳动力。农场女主人接待了他们。她是个健壮结实的女人，大约四十岁，抱着一个九个月的宝宝。一看到专员和他的宪兵，她眼中立刻流露出明显的警觉。旋即，又变成了一脸倔强固执，没有谁比法国农夫更擅长随时摆出这种表情了。
“专员罗齐尔先生？”
“正是，夫人。这位先生是万塞大人，他从英国来做点调查。我们可以进门吗？”
她允许了，不过听到“英国”，那警惕的表情又出现了。两个男人都没有错过这一点。
“你丈夫，勒格罗夫人，”专员开门见山地问道，“他不在家。啥时离开的？”
“去年十二月，专员先生。”
“去哪里了？”
“比利时。”
“比利时哪里？”
“先生，我猜是在迪克斯梅德吧。”
“你猜？你不知道吗？没收到他的信吗？”
“没有，先生。”
“真奇怪。他为啥去迪克斯梅德？”
“先生，他觉得他的家人可能生活在迪克斯梅德。你当然知道他失去了记忆。唉，好吧！十二月里，有一天，他跟我说，‘苏珊娜，放张唱片到唱机上。’我放了一张独白唱片在唱机上，是配乐朗读凡尔哈伦<a id="jzyy_1_182" href="#jz_1_182"><sup>(1)</sup></a>的《钟琴》。是一段非常感人的作品。诗里不断提到钟琴，非常动人，我丈夫突然嚷道，‘迪克斯梅德！比利时有个叫迪克斯梅德的地方吗？’‘当然啦，’我回答。他说，‘我觉得那个名字有特别的意义！我相信，苏珊娜，我有一个亲爱的母亲住在迪克斯梅德。我得立刻去比利时，打听一下亲爱的妈妈，不然我可安不下心。’专员先生，他根本不听劝。他走啦，带走了我们可怜的存款，从那时起，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