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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听到。”我说。
“好吧，你见过多少警察能住进一条这么好的街道，有美丽的草坪和美丽的花朵？我认识四五个，都是风化组的伙计。好处全让他们捞去了。像我这样的警察只能住在有毛病的那半边城区里，蜷在一间火柴盒大小的房子里。想看看我住的地方吗？”
“这又能证明什么？”
“听着，哥们，”大个子严肃地说，“你牵住了拴在我鼻子上的绳子，可绳子也会断。警察不是为了钱才变黑的。不总是为了钱，甚至都不是经常为了钱。他们是被这个体制挟持了。他们把你带到你该去的地方，做上头要他们做的事，不然的话……还有，角落里那间漂亮的大办公室里坐着的那个家伙，一身漂亮的正装，一口清新的酒气——他以为嚼那些籽儿就能让他的口气闻上去像紫罗兰，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人。你明白了吗？”
“市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走到哪儿，什么样的人会当市长？政治家呗。你以为他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吗？胡扯。兄弟，你知道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听说是冻结资本太多了。”
“一个人没法诚实地过活，哪怕他想这么做，”海明威说，“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你要是诚实的话，你的裤子就要给人剥掉了。你非得玩那些见不得人的把戏不可，不然你就没饭吃。许多混蛋以为，我们只需要九万个衣领挺括、提着公文包的FBI探子就能解决问题了。胡扯。好处费会让他们变得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吗？我想我们非得把这个小小的世界重新再造一遍不可。接受道德重整运动吧。它能让你有所收获。道—重—运。它能让你有所收获。”
“如果说贝城就是运动效果的一个范例，那我还是接受阿司匹林吧。”我说。
“你也许太聪明了，”海明威温和地说，“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事情也许就是这样的。你也许聪明得脑子里装不下其他东西了，除了你的聪明。我呢，我只是个笨警察。我听从命令。我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另外那些大人物说什么，我做什么。布莱恩也许能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布莱恩确实得了阑尾炎是吧？他不会是仅仅因为手痒就朝自己的肚子上开了一枪吧？”
“别这样，”海明威抱怨道，两只手一上一下地拍着方向盘。“试着把别人往好里想吧。”
“比如说布莱恩？”
“他也是人——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海明威说，“他犯了罪过——可他也是人。”
“索德伯格究竟是干什么勾当的？”
“行了，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也许我看错你了。我还以为你是个能听进好话的人呢。”
“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勾当的。”我说。
海明威掏出手帕，擦了把脸。“兄弟，有件事我真的不想说出口，”他说，“可你心里头应该非常清楚：如果我知道或者布莱恩知道索德伯格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要么我们根本就不会把你扔在那里，要么你根本就出不来了——或者是横着出来。我说的是某种真正吓人的勾当。不是那种小把戏，比如说捧着个水晶球给老太婆算命。”
“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打算让我走出来，”我说，“有一种叫作东莨菪碱的药——‘真话药’，用这东西可以撬开一个人的口，而他自己却对此无知无觉。这药不是百分百管用的，就像催眠一样。可有时候管用。我认为那里面的人就在从我身上榨取信息，好弄清楚我知道些什么。但索德伯格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可能掌握着某些或许对他不利的信息。要么亚姆瑟告诉了他，要么驼鹿马洛伊跟他说过我去见了杰西·弗洛里安，要么就是他以为警察把我送进去是在耍花招。”
海明威哀伤地凝视着我。“你太快了，我连你的影子都瞅不见了，”他说，“这驼鹿马洛伊又是个什么人？”
“一个大块头，几天前在中央大街上杀了一个男人。你们的电传上有他的消息，如果你读了的话。这会儿说不定连他的通缉令都出来了。”
“那又怎么样？”
“索德伯格在窝藏他，就是这样。我在那里看见他了，他正躺在床上读报纸呢，就在我溜出去的当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