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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九月秋高气爽的季节，宋朝灵州知州李守恩和陕西转运使陈纬押运数量巨大的粮草过瀚海<a id="ch13-back" href="#ch13"><sup>[13]</sup></a>的时候，被李继迁率军拦劫，李守恩、陈纬二人均力战而死，所运粮草全部为党项军所夺。在这之前，李继迁与大宋时战时和，与辽国也是时战时和，长期在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要挟。显然，这是一个懂得在夹缝中生存、并趁机攫取最大利益的人。
这就是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状况与所处的境地。尽管在这一年的九月，神卫水军<a id="ch14-back" href="#ch14"><sup>[14]</sup></a>队长唐福研制出火器，向朝廷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但也掩饰不住大宋帝国在这一年多少呈现出的几分悲剧色彩。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与大宋周旋多年、令人头疼无比的党项首领李继迁正好死在了这一年。两年前，李继迁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宋土灵州。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宋朝派兵增援。结果大宋出兵迟缓，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已然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占领灵州后，改名为西平府，作为党项的都城，还扬言道：“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踔厉风发，壮志凌云。
大宋既然无力收复灵州，干脆与党项议和，正式承认了李继迁对银夏四州的统治。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将目光投向河西，结果惨败在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之手，左眼球被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位。大宋软弱，无力应付，只得采取绥靖政策，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后加封为夏王。而李德明表面臣服于宋朝，又同时接受辽国“夏国王”的封号，继续在大宋和辽国之间周旋。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伴随着党项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西夏<a id="ch15-back" href="#ch15"><sup>[15]</sup></a>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只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狼成长为真正的天狼。
这一年，还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这一年的闰九月，辽国国主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太后萧燕燕亲自率二十万大军大举攻宋，一路势如破竹，直至澶州<a id="ch16-back" href="#ch16"><sup>[16]</sup></a>城下，与都城开封仅一河之隔。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甚至有大臣提出迁都之议。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在其极谏之下，宋真宗赵恒勉强同意御驾亲征。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相反，由于真宗皇帝亲临澶州前线，宋军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宋军更是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a id="ch17-back" href="#ch17"><sup>[17]</sup></a>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局势明显对宋方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大臣曹利用前往辽军大营与辽太后萧燕燕议和。萧燕燕正担心辽军处境不利，腹背受敌，同意议和。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a id="ch18-back" href="#ch18"><sup>[18]</sup></a>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于是，在辽军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大致的内容是：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太后萧燕燕为叔母；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宋每年给辽提供“助军旅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当时大宋极其富有，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三十万“岁币”不过是一笔小数目。谈判前，宋真宗甚至告诉使臣曹利用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宰相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辽国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宋真宗了解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对大宋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大宋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它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自太祖皇帝开国、定都开封以来，肩背之虑实在河北，契丹占据燕云居高临下之势，如大宋脊背芒刺。澶渊和议既成，每年三十万的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此后百余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大宋虽然失了颜面，亦乐得安得现状。于是，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大宋承平岁久，不再厉兵秣马，无视军备和边防。《张巡兵书》的传说，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红尘里。
凡事必有利弊，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朝野对此非议不已。事关个人荣辱，却又苦闷无计，宋真宗便不断上演“天书”“封禅”<a id="ch19-back" href="#ch19"><sup>[19]</sup></a>等自欺欺人的闹剧，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不但没有能够“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反而沦落为历史笑柄。这位运气不佳的懦弱皇帝余生都在《澶渊之盟》的浓重阴影中度过，晚年又在内外事务上完全受制于精明能干的皇后刘娥，情形如同唐代唐高宗、武则天，可谓惙怛伤悴，欢少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