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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的车，查尔斯·布戈尼和一个叫什么J.A.卡梅隆的是负责人。”
“乔克·卡梅隆，当地的一名律师。营地发生火灾那晚谁是陪伴者？”
“瓦林斯。”维拉尼说。
“有烟吗？”凯辛问。
维拉尼拿出一包烟，连打火机也一并递了过去。他们默默等着，点着了烟。
尼古丁就像一记重锤，凯辛一时说不出话来。缓了一会儿，他说：“天哪，他们是怎么逃脱法律制裁的？把童子军营当成妓院，至少杀了三个男孩，一点风声都没有，那是个怎样该死的调查？”
维拉尼打开车前窗，一股汽车尾气的味道扑鼻而来，混着新铺的沥青味：“还有件事要告诉你，辛戈两天前去世了，又一次中风，这回更加严重。”
“天哪，”凯辛说，“啊，天哪。”他感到泪水就快涌出来了，赶忙把目光从维拉尼身上移开，快速眨了眨眼睛。
“负责调查童子军营失火案的是辛戈，”维拉尼说，“当时他是警局的二把手。”
凯辛脑海里浮现出辛戈穿着他那件破烂裂缝雨衣，还有那片火灾后的废墟，草地上的橄榄球门柱，那条小小的腰带。辛戈从未提过克罗马迪，深夜里，喝醉了酒，他会谈起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斯塔威尔，米尔杜拉，吉隆，赛尔，谢帕顿，谈到本迪戈的旅行妓女谋杀案，布莱特附近的烟草农场有人杀死了自己的叔叔和阿姨，打算把他们变成饲料喂猪。
辛戈从来没有提到过克罗马迪。
“我有了不好的预感。”维拉尼说，他有些不舒服，调整了一下坐姿。
“我们查了他的银行记录，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或者我能活到……总之，什么都没有，只有工资和一些福斯特股份的分红。”
“他才不会喝他们生产的酒，”凯辛说，“他讨厌他们送的酒。”
维拉尼看了看他，眼里闪烁着某种近乎绝望的神情。他打开窗户，把烟蒂弹了出去，差点打到一只海鸥，惊得它跳了起来。凯辛想起了码头上的那次会面，那只海鸥在半空中接住了烟蒂。
“三年前，”维拉尼说，“辛戈从他哥哥那里继承了一百万澳元，德里克。德里克给全家人留下了一大笔钱，大约一千四百万澳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