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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口了，嗓音平稳镇定：“比如呢？你可以把那些支票拿回去。它们是你的了。我已经把它们给你了。”
“没有人会像那样子给别人五千块。这毫无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大老远从洛杉矶赶回来。今天一早我就开车到那儿去了。没有人会对像我这样的人甜言蜜语，说自己身上有五十万，并主动邀请我去里约，还提供一处装满奢侈物品的豪华家居。任何人——不管是喝醉的还是清醒的——都不会那样做：就因为她梦见一个死人躺在她的阳台上，所以就要我赶紧四处行动，把他扔进大海里处理掉。等我把事情搞定以后，你又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呢——趁你在做梦的时候握住你的手吗？”
她推开我，朝车内远处的角落里靠去。“好吧，我是个骗子。我一直都是个骗子。”
我朝后视镜里瞥了一眼。一辆黑色小汽车拐进了我们身后的道路，停了下来。我看不出里面是谁或者有什么东西。接着，它猛地朝右转向，蹭着路边石往后倒，又沿着来时的原路开走了。某个家伙开错了道，发现这条路是个死胡同。
“当我沿着那些该死的消防楼梯往上爬时，”我继续道，“你吞下了安眠药，然后佯装成困得要死的样子，而过了一会儿，你真的就睡着了——我猜情况就是这样。没关系。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没有尸体。没有血迹。如果当时他在那里，我也许能设法把他从墙上翻过去。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做到，如果你了解如何托举重物的话。但就算是六头训练有素的大象也无法把他抛出那么远，能让他落进海里。从那儿到围墙有三十五英尺，你得把他扔出那么远去才能让他飞过墙头。按照我的估计，像一具男尸那样重的物体，必须至少扔出五十英尺远才能确保他飞过去。”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骗子。”
“可你还没告诉我是为什么。让我们严肃一点吧。假设有一个男人死在了你的阳台上。你会要我怎么帮你？背着他爬下消防楼梯，把他塞进汽车，一路开进森林里的某个地方，然后把他埋起来？当周围陈尸累累的时候，你真的必须偶尔相信别人一次。”
“你拿了我的钱，”她语气平淡地说，“你还向我献过殷勤。”
“只有那样做，我才可能知道是谁发了疯。”
“你发现了真相。你应该觉得满意才对。”
“我什么也没发现——甚至连你是谁都没弄清楚。”
她恼火了。“我告诉过你，当时我神志不清，”她急匆匆地说，“担心，害怕，酒精，安眠药——为什么你就不能放过我呢？我说过我会把那笔钱还给你。你还想要得到什么？”
“我拿那笔钱干吗用？”
“你拿去就是了，”现在她朝我嚷了起来，“就这么回事儿。拿上它走人。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好律师。”
“你这话简直是自相矛盾，”她嘲笑道，“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就不会去当律师。”
“没错。从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出来，你曾经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早晚我会查出真相，要么是从你身上，要么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但我现在对你还是很认真的。你遇上麻烦了。不管米切尔出了什么事，实际上，你已经惹上够多麻烦了，必须去找律师证明自己的清白。你换过名字，因此你有苦衷；米切尔找你敲竹杠，因此他有动机；一帮华盛顿的事务所律师正在搜寻你，因此他们有目的。而他们的委托人也有理由委托他们去搜寻你的下落。”
我打住话头，在刚刚开始变暗的暮色中紧盯着她，想尽可能看清她的表情。山下，大海开始转成宝石般的天蓝色，不知为何，它却未能让我联想起弗米利耶小姐的双眸。一群南飞的海鸥排成还算紧凑的队伍，却不是北岛熟悉的那种紧密规整的战机队形。从洛杉矶飞来的夜间航班越过海岸下降，可以看见左右两舷的灯光，机身下的警示灯闪闪发亮，它忽而转向海面飞去，又绕了一个慵懒的圆弧，这才降落在林德伯格机场<a href="#m006"><sup>[6]</sup></a>内。
“原来你只是一个坏律师的托儿啊，”她咬牙切齿地说，又从我的烟盒里抓起一支烟。
“我倒觉得他不是个很坏的人。他只是对工作过于尽心罢了。但那不是重点。你对他只要贴点小钱就行。重点在于某种叫作‘拒绝泄漏内情权’的东西。一个有执照的侦探并没有这种权利。而对一个律师而言，只要他是在维护聘请自己的委托人的利益，他就会拥有这份特权。如果这个律师雇用一名侦探工作以确保那些利益，那么这名侦探也会享有那种特权。这是他能得到那种特权的唯一途径。”
“你很清楚你能用那特权干什么，”她说，“特别是雇你监视我的人正好是个律师。”
我从她手里拿过香烟，呼呼地抽了两口，又还回去。
“没关系，贝蒂。我对你已经没有用了。忘记我曾试着帮助你吧。”
“说得好听，但那只是因为你想从我身上多捞几笔。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我也不想要你这该死的烟。”她把烟扔出窗外，“带我回旅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