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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莫利打断了他，“别一下子跳到这里，说说看，你为什么能这样断定？”
“为什么？他自己讲的啊——还不止一次，从他的那封信上看！”
“你得指出来给我看，哪里这么说过。”莫利顽抗不动。
埃勒里叹口气。“他不是写他终于有‘几分钟独处的时光’吗？很清楚，如果当时有人在身边，他绝不会这么写。事实上，他还宣称他在等某人来，在这一点上，唯一存在争议的是，如果能证明这封信是伪造的，以上的推论才可能无效。然而，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依笔迹断定，这封信确实出自马尔科之手无误。我也极乐于接受你的观点，因为这样有助于证明我的论点：如果马尔科在凌晨一点仍活着，且一人独自坐在露台上，那就表示谋杀他的凶手在那一刻尚未出现。”
这时莫利探长忽然开始注视远处，埃勒里住了嘴。此时，从岩壁的夹缝中可以看到一艘大型划艇的船首，船上满满的全是人，船的两侧还拖着奇形怪状的器材，半浸在湛蓝的海水之中——这是负责在西班牙岬角沿岸执行打捞任务的人，试图找到约翰·马尔科消失的衣物。
“我们的潮汐专家，”埃勒里继续说，但目光仍锁在那艘划艇上，“告诉我们，在凌晨一点，海滩的宽度约在十八英尺左右。而我刚刚已经说明了，那时马尔科仍好端端地活着。”
“那又怎样？”探长顿了一下，问道。
“好啦，探长，你今天早上一定看过海滩是什么样子了！”埃勒里举起双手，说道，“或者这么说吧，两小时后，我和麦克林法官到达此地，当时海滩的宽度已因退潮而达到二十五英尺到三十英尺。你没看到海滩上有任何奇怪的迹象，不是吗？”
“是啊，我不记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确实没有，这也就说明，在今天凌晨一点到一点三十分这段时间，海滩上没有任何奇怪之处！潮水一直往后退，离露台越来越远，因此，凌晨一点之后，若当时宽度十八英尺的海滩上留有任何足迹，那海水根本不可能洗刷掉它们。此外，昨晚到现在一直没下过雨。另外以此地的蔽风情形来看，高达四十英尺的嶙峋岩壁形成了天然屏障，海风不大可能把沙滩上的足迹给抚平。”
“继续，孩子，继续。”法官催促道。
“于是，事情很清楚了，若杀死马尔科的人是由海滩上到露台来的，那他肯定会在沙滩上留下脚印。我已说明那人必然是凌晨一点之后才到的——当时的沙滩宽度足足有十八英尺以上，但事实上海滩上一无所有，也就是说，谋害马尔科的凶手绝对不可能经由海滩到露台上来！”
长久的沉默，只有不远处划艇上拖曳装备时的吼叫声，以及海浪打上沙滩的温柔响动。
“原来你千方百计为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莫利探长闷闷不乐地点着头，“的确是一番清晰的推理，奎因先生，但我用不着这么废话连篇也同样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理由是——”
“理由在于，只有两种方式到露台上来，既然海滩那条小路排除在外，那凶手必然是经由陆路，由上头的小路下来的。肯定是这样的，对吗，探长？但结论得经过证明才能说是结论，它并非是不证自明的，没什么是不证自明的。除非它能通过逻辑的严格检验，否则二选一的答案里没有一个可说是不证自明的。”莫利没好气地高举双手。“是的，谋害马尔科的凶手确实是由上头的小路下来的，但要经过验证我们才能称之为正确无误的论点。由此，我们才有机会找到路，朝前走。”
“幸好没有多少路，”莫利暴躁地说，又狡狯地看看埃勒里，“也就是说，你认为凶手是这屋子里的一员，对吗？”
埃勒里耸耸肩。“从小路下来，意思就是从小路下来。那幢西班牙式建筑里的人，这再理所当然不过了，嫌疑深重。然而，这条小路向上连到岩石地峡的公路，穿越岩石地峡又连到去公园的路，去公园的路又连到——”
“主公路是不是？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莫利沮丧地接口，“全世界的人都可能宰了他，包括我本人。神经病，我们去屋子里吧。”
莫利探长自言自语地走在前头，埃勒里两人跟着他。埃勒里沉默地擦拭着他的夹鼻眼镜，法官压低嗓门问他：“同理可证，凶手逃离谋杀现场也是经由那条小路，毕竟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他同样无法不露痕迹地通过宽达十八英尺以上的沙滩，也绝不可能在沙滩上杀马尔科，要不然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痕迹。”
“哦，这个啊，完全正确，但我担心莫利探长可能失望透顶，我刚刚那一番话语的确没什么伟大的结论，但事情需要证实啊……”埃勒里叹了口气，“真正让我无法释怀的是，我实在无法接受马尔科赤身裸体这个事实，这就像瓦格纳式的主乐调，钻在你的脑子里赶也赶不走一般。法官，这里头其实隐藏着极其微妙的一点。”
“我的孩子，所谓微妙不微妙还不是你搞出来的。”法官说着，迈着大步，“绝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是单纯的。我不否认这的确是一个困扰人的谜题，不管凶手是男是女，他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还要抽空脱掉被害人的——”法官晃着脑袋。
“嗯，是啊，那得花相当一番工夫。”埃勒里思考着，“你曾替一个睡着或失去知觉的人脱衣服吗？我有，而我敢向你保证，做起来可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你会有一堆麻烦，比方说手啊脚啊等部位，都得花力气对付。没错，真得花一番工夫，这样一番工夫可不能忽略不计，尤其是在那么特殊的时刻，而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理由。当然，他不用解开披肩就可以脱掉马尔科的所有衣物，因为披肩没袖子；也可能是先脱掉披肩，剥去马尔科的衣物，再把披肩系回去。但还是存在那个问题，为什么非脱他的衣服不可？同样的，为什么脱他的衣服却要留着披肩？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就算我们先接受马尔科是一手写信一手抓着手杖这件事，但凶手要脱他的衣服，就一定先得拿下他的手杖，不是吗？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马尔科手上的手杖，必然是凶手又放回去的——一个愚蠢、无意义的举动。这里必然隐藏着一个必要的理由。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纯粹是故布疑阵吗？我想得头都痛起来了。”
麦克林法官沉思良久才搭腔。“从表面来看，我承认，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尤其是脱掉衣服这部分，至少我可以说，一点也不符合正常的道理。埃勒里，对我个人而言，我不想用凶手是某个变态或精神失常的人这种理由来解释。”
“如果说凶手是女的——”埃勒里梦呓般说道。
“胡说八道，”老绅士不高兴地打断他，“你不会真这么认为吧！”
“哦，是吗？”埃勒里冷笑出声，“我很清楚地察觉到，你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想到了这类可能，毕竟，我们无法把这样的可能排除。我知道你是长年上教堂的虔诚之人，但不管怎样，这确实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犯的案，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有一个被性爱困扰却遭遗弃的女性了……”
“你满脑子肮脏东西。”法官低声道。
“我满脑子逻辑。”埃勒里反驳，“当然，我也承认，从现阶段所显示出的一些事实来看，并不符合精神病患者作案理论——主要在于我们看不出凶手有这样的迹象……当然，如果你乐意的话，我说是女性凶手。”埃勒里又叹了一声，“好吧！那个叫彭菲尔德的好朋友又是怎么回事？”
“啊？”法官叫了出来，但戛然而止。
“彭菲尔德，”埃勒里好整以暇道，“你不可能忘记那个彭菲尔德了吧？卢修斯·彭菲尔德，法律顾问，纽约市公园路十一号。刚刚你那样子实在是孩子气到极点——‘得到灵感，抬起眼睛’。如果真忠实于威尔·科林斯的话，你应该把‘愁苦的灵魂从成熟的荆棘中穿过’。”
“小心成熟的荆棘缠上你的脚！有时候你真让人恼火！”法官粗声粗气地说，“你这算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吗？要知道，我一度被当作斯芬克斯。我可不是假装悲伤春秋，只是想起一些往事。”
“想起什么？”
“很多年前的事了，十年，或更久以前。我主要负责处理律师协会内部的一些违禁案子，经常有一些烦人的事。好像曾在一次特别肮脏的调查中见过卢修斯·彭菲尔德先生，自那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只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声可不怎么好。”
“啊！”
“这时候说‘嘘’更合适。”法官干巴巴地说，“他当时被一群愤怒的律师同行起诉——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彭菲尔德的话——总之，他们起诉了他，要求撤销他的律师资格。再说得直白一点，他被起诉诱导证人作伪证，巨额贿赂陪审员，还有一些令人不爽的作为。”
“结果呢？”
“没有一件事能被证实。律师公会没有被愤怒左右，他们同样没有证据。他的辩护能力是大师级的，一直如此。最后有关撤销其律师资格的控告被撤回……关于卢修斯·彭菲尔德的事我可以跟你说一整天，我的孩子，现在我脑子里关于他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了。”
“这么说，约翰·马尔科是在给一个坏蛋写信喽？”埃勒里喃喃道，“而且，从他们的熟悉程度来看，他对他的人品毫不在意。你能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有关卢修斯·彭菲尔德的一切吗？”
“简单来说，”麦克林法官苦笑道，“卢修斯·彭菲尔德是尚未送上绞架的坏蛋中最坏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