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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吓坏了。”亨奇说，“我自己有一支枪，点三二口径的柯尔特，同那支枪的口径一样。但那是一支大肚子枪，一支左轮，不是自动手枪。枪皮上包着的橡皮掉了一块。那是三四年以前一个叫莫理斯的犹太人给我的，我们都在一家酒吧间工作。我的枪没上执照，但是我平常从不带枪。”
布里兹说：“你们这些家伙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枕头底下再搁着把枪，早晚有一天得有人叫枪打死。这你该明白。”
“见鬼了。这个人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亨奇说。这时他已经把领带系上了，只不过系得东扭西歪。他已经非常清醒，但是不停地打哆嗦。他站起来，从床头拿起一件上衣穿上，又重新坐下。我发现他点烟的时候，手指头抖得厉害。“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过道里碰见过他两三次，他从来不跟我打招呼。我想我碰见过这个人，可是我说不准。”
“就是住在你对面的人。”布里兹说，“咱们现在把事情梳理一下。你收听的垒球赛是电台重播的节目，是不是？”
“三点开始。”亨奇说，“从三点到四点半，也许更长一点儿。我们大概是三点半出门的，在外边大概待了一局半的时间，也许两局。二十分到半个小时，不会更长。”
“我猜想他是在你们快走出楼房的时候被打死的。”布里兹说，“收音机的声音会把这么近的枪声盖住。你们的门一定没有锁，也许根本没有关。”
“有可能。”亨奇疲惫不堪地说，“你记得不记得，亲爱的？”床上的那个女人还是拒绝回答，甚至看都不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