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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还记得，就证明的确有那样的记忆。有一次同样是母亲带着我走在夜路上，那个男人就走在母亲身旁。我清楚地记得和母亲并肩而行的男人的背影……
我还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对我说的话。
“你是乖孩子，所以今晚的事情不能告诉别人啊。我知道你如果说不说，就绝对不会说。”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就不由得憎恨母亲。某种禁忌的怀疑随着神经不断成长，我逐渐明白了那个意思。渐渐地，我开始对母亲让三四岁幼儿保密的居心，萌生出一种几乎想吐口水的憎恨。
正因为有这种记忆，使我再也不想问母亲任何问题。不，是问不出口。也许我虽然憎恨母亲的秘密，却也在袒护她吧。
即便如此，记得有一次，我还是不动声色地问过母亲。
“那时候，有个叔叔常来我们家吧？”
“没有呀。”
母亲说着猛摇头。
“也没有那么一个熟人？”
“没有。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我就此噤口不语。
还有这样的记忆……
漆黑的天空中，只有朱红的火焰在燃烧，是红色的火。那不是烧得正旺的熊熊大火，只有一丝火焰，款款摇曳，一点一点连成一条线。应该是在烧山吧。的确，火正沿着山坡燃烧。
幼小的我握着母亲的手，屏息望着这幅画面。暗夜中，如魔术般燃烧的火色，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直到多年后依旧难以忘怀。
可是，在场目睹这幅画面的不只母亲和我，还有那个男人。我记得他和母亲并肩而立，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在黑暗中望着山上的火。
4
父亲不在家，母亲总是去某处见父亲，而母亲身边还有其他男人……这段模糊的记忆不知把我折磨得多苦。实际上，那是比所谓的记忆更缥缈的印象，甚至只是幻想，毕竟那时的我只有三四岁。
但我认为那不只是单纯的幻想，二十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一切。
那是距今数年以前的事，恰好是母亲十七周年忌日，母亲结束其三十七年的人生已有十七年了。既无手足、亦无亲戚的我，把母亲褪色的旧照片放在佛坛上，请庙里的和尚念经，一个人办了一场冷清的法事。不管她生前怀抱着多大的秘密，对我来说她终究是母亲。
趁这个机会，我从行李箱底层抽出母亲生前用来放信函的旧肥皂盒。本来是为了找盒中母亲的照片，但我发现盒子里还有其他看似母亲友人的妇人的照片，以及那家小孩子的照片。这种不相干的照片总共有十张。我从小已看惯这些照片，明知无聊，却还是因为暌违已久，不禁拿起来一张张地审视。不料，一张已褪色的旧明信片从照片之间滑落。
那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上用浅淡的笔迹写着“河田忠一经过长期疗养，药石罔效……”
是极为公式化的死亡通知。这种事通常会用铅字打印出来，但眼前这张却是以拙劣笔迹亲手书写而成的，收信人是住在B市的母亲，寄信人那一栏写着“九州N市惠良寅雄”，日期是十九年前的。因为只是一张平凡无奇的明信片，所以我也没多想，就这么随手收了起来。
奇妙的是两三天以后，我突然在电车上想起这张明信片，真的是毫无前兆地突然想起。
那个死亡的“河田忠一”是什么人？这个当时只被我当成母亲的某位友人、不抱丝毫疑问的名字，却蓦然令我好奇起来。“死亡通知”这种形式化的明信片，过去从未让我如此深思过。
想到这里我才注意到，死者和寄通知的人姓氏不同，似乎不是近亲，这一点也很奇怪。通常讣闻会写“家父某某”或“家兄某某”，这样可以看出死者和通知者的关系；但那上面只写着“河田中一经过长期……”，看不出个所以然。
不管怎样，我还是先写信给这张明信片的寄信人——九州N市的惠良寅雄，向他打听河田忠一吧。当然，我只是多少带着一丝怀疑，还没有把儿时记忆中的那个男人和河田忠一明确地联想在一起。
那封信被盖上“查无此人”的戳记，无情地退了回来。那张通知死讯的明信片是十九年前寄的，这些年来对方一定已经搬家了，收信人下落不明也是理所当然。但这下子我失去了线索。
可是，又过了三个月吧，我因某种需要翻阅电话簿。我忽然灵机一动翻到“E”那一页，结果发现惠良（ERA）这个姓氏很罕见，连东京都的电话簿上都没几个这个姓氏的人，可见得这个姓氏有多特别。我决定利用这一点。
我写了一封信给九州N市的市长，信中表明我想找一位可能住在贵市的惠良先生。因为惠良这个姓氏很少见，所以想烦请市长代为询问一下市米谷配给所，若寻到此人，再将惠良氏登记的地址告诉我。我要找的人虽然是惠良寅雄，但本人说不定已经死亡，所以我拜托市长把姓惠良的人的全名和住址统统告诉我。
没想到，这个荒唐的要求亲切的N市市长居然答应了。市长可能是觉得稀奇，于是命部下调查了市内的十几处配给所吧。最后，N市市公所给了我三户姓惠良的人家的地址。上面虽然没有寅雄这个名字，但我对这位异乡市长的好意简直感动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