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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梯里盐月什么也没说。外来患者和等着取药的人挤满了大厅，两人在长椅上坐下后，盐月询问了信弘的病情。但是，他对这个话题并不热心，脑子里似乎在想别的事。伊佐子觉察得出，他正在为舅父的肝癌发愁。
不过，有盐月在身边，伊佐子还是感到了安宁。这种安心感在佐伯等人身上是体会不到的。这种安宁来自与盐月长年的缘分，也源于他不会令人感到危险的性格。他的“无害”常使人不满，只有在摆脱险境时见到他，才会明白这种安宁的珍贵。
“你舅父病情如何？”伊佐子问盐月。由于身在医院，搬出这个话题也不会显得不自然。
“唔，好像是慢慢地在变好。”盐月当即回答道，“从前天开始有食欲了。人也精神了不少，跟来探望的人谈得很欢。”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相比明朗的语气，盐月的脸色却显得很忧郁。
“也就是说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听说主治大夫啊，还对我舅父打包票说他能活到九十岁。”
难不成在病人面前说你肯定能长寿是医生的习性？通过佐伯的私密话也可以看出，那位政治家罹患肝癌多半是事实。医生诊断为癌症，却打包票说能活到九十岁，自然是为了不刺激患者和家属。不过，为了摆脱“误诊”的误解，患者去世后，医生会及早发布公告，表示病人得的其实是癌症，想表示他们对患者的死期也早已有所估计。医生会这么向遗属解释：病人怀疑自己得了癌症，要求我告知真相，这种场合，如果病人正当壮年，我就说能活到七十岁，如果是老年人，就说八十岁或八十岁以上，以此来鼓舞患者。医生的这样瞪眼说瞎话，理应得到人们的原谅、得到遗属的感谢吧？盐月的舅父明显就是这种情况。
这么一想，医生保证信弘会有八十年寿命的话也不足为信了。岂止如此，从医生对政治家的鼓励可知，信弘反倒是没几天可活了。
“你听我说，老爹，我准备让泽田给我写遗嘱。”伊佐子低声说道。
“嗯？什么？”盐月凑过耳朵，听明白后，他看着伊佐子的脸问道，“泽田先生想写遗嘱了？”
“上次我这么一说后，他说他会写。我不是因为他病情恶化了才说的，反倒是因为他好转了，觉得比较容易说出口了。”
“那是自然，也好，确保财产对你来说是头等大事，能让他写下遗嘱，你也就安心了。”
“我并不是要得到全部财产。只要涩谷的那片地全归我就行。”
“你也是铁了心啊。”
“‘铁了心’这种奇怪的词就不要说了。你想想，泽田不在了我怎么办？又没有孩子，年纪也大了。泽田也有责任保障妻子老了以后的生活啊。老爹不也赞成我三年内在那里开店的计划吗？”
“那是自然，这个所谓的三年，也是以泽田先生到时候有个三长两短为前提的嘛。不过，这跟你现在就让他写遗嘱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
“哦，既然泽田先生有这个心，那就让他写好了。”
“我问你，遗嘱要写成什么样才行？有没有固定的格式？”
“应该没什么固定的格式，全部由本人执笔，再在上面署名、盖章应该就可以了。”
“这么简易不要紧吗？难道没有在法律上绝对有效的格式？”
“你说的是那种形式吧，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写好遗嘱，把它交给律师保管？”
“不然总觉得不清不楚的。”
“我没继承过遗产，也没到写遗嘱的时候，当然是不知道详情了。因为这种事与我无缘嘛。”
“有律师在场，就显得比较正式了。我想委托律师。老爹你认识熟悉这方面业务的律师吗？”
“律师啊……还是委托佐伯律师吧，你看怎么样？”
伊佐子知道自己的心脏正在剧烈地跳动。不过，很快她便若无其事地回应道：“咦，佐伯先生不是专攻刑案的吗？”随后又不露声色地观察起盐月的样子来。
“就这么点儿事，无所谓刑事民事的，什么律师都行。”
这语调也好，表情也罢，都与平常没什么两样。盐月属于喜怒形于色的类型，看这情形，他好像还什么都不知道。虽然佐伯是盐月介绍的律师，但也只是一个从舅父那条线上推到他面前来的人，之前双方并不认识。在A宾馆结束三方会谈后，佐伯不过是出于义务，时不时地向盐月报告石井一案的情况，两人之间没有交往。因此伊佐子推断，盐月多半以为佐伯也只是事务性地向她报告审判进展而已。另外，佐伯的姿态中带着一点儿生意人的气息，又很会演戏。
“可是，找佐伯先生的话，会比较麻烦。”
“为什么？”
“我们已经委托佐伯先生当石井的辩护人，不是吗？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他和泽田见面啊。”
“原来如此。”
盐月也意识到了不妥，苦笑起来。石井的事一直瞒着信弘，所以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疏远感，以至于盐月都淡忘了石井的存在。
“不过呢，我觉得像写遗嘱啊、委托保管之类的私人事务，还是别找不太认识的律师为好。特别是你这种还跟人家女儿有纠纷的人。”
“话是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