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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叫弗洛里安的女人面前抬起照片，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她扑过来抢，但没摸到。
“干吗把它藏起来？”我问。
她喘着粗气，一声不吭。我把照片塞回信封，装到衣服口袋里。
“干吗藏起来？”我又问了一遍，“这张照片和另外那些有什么不同？她现在人在哪里？”
“她死了。”那女人说，“她是个好孩子，但已经死了。你这个条子，快滚吧。”
女人黄褐色的眉毛绞在一起，上下耸动。她的手一松，酒瓶滑落到地毯上，酒水汩汩流出。我弯腰去捡酒瓶，她伸出脚想踢我的脸，于是我撤开几步。
“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藏起来。”我对她说，“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我只是个又病又老的可怜女人。”她咕哝道，“别来招惹我，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什么话都没说，什么要说的话都没想。过了一会儿，我走到她旁边，捡起地上几乎已经流空的酒瓶，放到她身边的桌子上。
她一直低头盯着地毯。收音机在角落里欢快低吟。屋外一辆汽车经过。一只苍蝇在窗户后面嗡嗡作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开始嚅动半片嘴皮，对着地板说话，吐出一堆毫无意义的零碎语句。她大笑起来，仰面朝天，呆呆流出一摊口水。她又伸出右手，拿起酒瓶，咯咯磕着牙齿喝光了剩下的酒。她举起空瓶子摇摇，然后朝我扔了过来。酒瓶飞落到房间一角，顺地毯滚动，最后砰一声撞到踢脚板上。
她再次阴险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就闭上眼睛，打起了鼾。
她可能在演戏，但我不在乎。突然间，我感觉受够了这一幕，简直受够了，实在受够了。
我在长沙发上捡起帽子，走向门口，打开纱门，来到屋外。收音机还在角落里嗡嗡低吟，那女人还躺在椅子里，呼呼打着轻鼾。关上门之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之后我关上门又悄悄打开，再次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只是眼皮下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我走下台阶，沿开裂的走道回到主路。
隔壁家的窗帘掀起了一角。一张狭窄、专注的脸贴在窗户上，凝视着这边——是个白发尖鼻的老女人。
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又在打探邻居了。每条街上都至少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我朝她挥挥手。窗帘落了下来。
我回到停车的地方，钻进车，开回七十七街分局，爬上楼梯，来到纳尔蒂那间位于二楼的臭烘烘的狭小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