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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下午七点。戒作命第七号。
二十六日早上出动的官兵，应听从第一师团曲町地区警备队长小藤上校指挥。
此处明确指出“二十六日早上出动的官兵”受小藤步一连队长指挥。因此，自此行动部队又被冠上“小藤部队”、“小藤支队”或“地区警备队”的称谓。等于是“官军”，名目上为警戒“革命党”。
二十八日上午五点三十分。戒作命第八号。
贵官应在小藤上校的指挥下尽快将占领部队集结于步兵第一连队。
此外，为让该部队通过赤坂见附，两师团应开放该地区周边领域。（摘自寄给近卫、第一师团长的信。给小藤上校的则是“通知”。）
二十八日上午七点。戒作命第九号。
目前局势平稳，占领部队极有可能顺利撤退，留意避免刺激他们而酿成不测事端。（摘自给近卫师团长的文书）
到此为止都称“占领部队”。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戒作命第十号。
余奉上之命，须尽快恢复治安。为此可动用武力。
第一师团长应率领属下及指挥部队（包括步兵第二连队及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各步兵一大队与工兵第十四大队，以及一中队）对盘踞首相官邸附近至三宅坂附近的反抗部队准备攻击。
到这里，变成了“反抗部队”。
香椎奉杉山次长下达的“省部大多数人希望果断处理”之命，被迫采取武力镇压。再加上安井戒严参谋长的嘱托，最终在上午十点十分公开表示“改变决心，断然讨伐”。之前所说的戒作命第十号，就是在六个小时之后发布的。
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发布了戒作命第十一号，六点又发布了戒作命第十二号。
到了二十八日夜里十一点，发布了戒作命第十四号，内容是这样的。
叛乱部队终究不服上命，因此决定动用武力，以恢复治安。
第一师团坚守现在的防线至明天（二十九日）上午五点之前，并做好准备，以待随时展开袭击，将战斗区内的敌人尽数杀光。（对近卫师团也下达了相同的命令。）
到了这里已经明确变成了“敌人”。
虽然谈不上千变万化，但这短短三天之内的变化的确惊人。领导人的仓皇失措显而易见，不协调之处比比皆是。
摘自第十一部《奉敕令》
一旦兵临占领区前，急欲避免“皇军自相残杀”的军方可就束手无策了。这边行动部队的干部认为，一旦军方的管理权和军事中枢地带成为“人质”，对方最后就一定会答应行动部队的要求。正因如此，他们更加坚定地拒绝了毫无保证、只是一味要求他们撤退的和解方案。
然而，幕僚派远比他们预期中的强硬，终究不惜选择“皇军自相残杀”。打出的大义名号是“讨伐违背奉敕令的叛徒”。战势到二十八日傍晚已一触即发。
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起事军官也不得不做好应战准备了。
余根据事态发展判断迟早会发生皇军自相残杀的悲剧。
其后恐已无计可施，唯有静待变化，入夜后将发起攻击的态势愈发明朗。已收到将有夜袭的情报，因此严加戒备。（摘自村中遗书，收录于河野司所编《二·二六事件》）
接着再从士兵的角度看看目前的情势。
以下是步三第三中队的前上等兵泽田安久太郎（属清原少尉部队）的手记。
二十八日早晨，以所剩无几的口粮准备完早餐后离开大藏大臣官邸。只见避难民众推着堆满家具和日用品的推车，仓皇走在积雪上。在这肃杀的气氛中终将会爆发战争吧。毫无实战经验的我们，设想了各种作战方式。事态似乎在紧迫的氛围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我们也感到事态严峻，同时对未知前途产生不安和焦躁，且束手无策。
夕阳西沉时已看不到避难的市民了。我们进入一幢位于皇宫附近住宅区内的豪宅，门口挂着“中村藤太郎”的门牌。这家人似乎已经出外避难，只留下两名学徒看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二十六日以后的报纸。二十八日发行的每份报纸上，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写着“明早中央将对叛乱军发动攻击，呼吁曲町周边的市民尽快避难”。曾几何时，我们竟已被当成叛乱军，虽无人开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并有种逐渐被逼上断崖的绝望感。在昏暗的灯光下，担心儿子安危的双亲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忽隐忽现。于是利用休息时间修书一封，寄给故乡的双亲权充遗书。“为推动昭和维新而起事，却不幸蒙上叛乱军的污名。儿子认为，只要忠实服从长官命令，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俯仰无愧。感谢爸妈这些年来的养育之恩。”
悄然无声的深夜里，喇叭正广播着什么，我听不清楚。我们在附近找来几个垃圾桶之类的东西当成防御碉堡，并把轻型机关枪架在上面，伺机而动。上面已经下达严格指令，即使敌人来袭，在对方开炮之前我们不可主动射击，只能持步枪刺刀应战。
为掩护外面同志的行动，我们已用铁夹尽数剪断街灯电线，够不到也扔石块砸坏了。四下一片漆黑，伴随着异样的声响，心头有种难以言喻的不祥预感。
东方天空刚泛白，长官就下达了出击的命令。集合地点在三宅坂。为抵御饥寒，我们捡来些朽木生火。此时谁也没心情谈笑。
这时清原少尉来了，他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说道：“为了国家的前途，原本我们立志即便战到只剩最后一人也要实现昭和维新，但某些怯懦的同志临阵倒戈，使得我们濒临瓦解。现在只剩下第三中队和第六中队了，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抱定必死决心即便战到最后也要起事的人请举手。”
听到这话，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
“谢谢。看到你们有这个决心，教官我打从心底里高兴。”
同志们面面相觑，最后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
我们整理好军装，把子弹一颗不漏地填进枪支和轻型机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中略）
二十九日早上天光大亮以后，起事部队的士兵开始出现明确的归降征兆。
据记载，步兵第一连队主力的状况如下。
让第五十七连队通过后，奉小藤上校随机应变之旨救助下士官兵。这时接到步兵第五十七连队长的电话，遂立即赶赴首相官邸，却阴错阳差没能见到栗原中卫。只得要求攻击军自重，不得对叛军轻举妄动。此时叛军往山王饭店及首相官邸集结归顺的情势已大致明朗，没必要安排前往连队。
之后，古闲（健）中校于上午九点多接到负责侦查的猪股少尉的报告，报告说叛乱部队已出现动摇，一线部队正相继归顺。于是急忙于十点前集合中队长以上干部告知各位新情况，并命各中队长前往第一线，设法说服叛乱部队中的下士官兵们归降。
具体派遣松永上尉麾下八名军官向赤坂见附、山王下和溜池三地出发。
而后古闲中校又接获先遣军官报告，得知叛乱部队正朝山王饭店及首相官邸附近集结，遂将川村少校派往机关枪队，将本乡少校派往第十一中队。命其现场解除官兵武装，整理部队后命众人原地待命。
上午九点起叛乱部队开始动摇，之后便相继有一线部队（包围军）归顺的报告传来。显然，通过广播、传单和广告气球宣传奉敕令已收到效果。
步一的机关枪队是栗原安秀的，十一中队是丹生城忠的，两者都是起事部队的核心。如今连队只派两名少校过去解除其武装和集结士兵，可见大势已去。
原本和栗原队一起守在首相官邸的中桥基明中尉的近步三，昨晚就已逃散，到今天黎明已经找不到了。
步三的野中部队中，清原康平少尉的第三中队被清原潜回兵营。坂井直中尉在德国大使馆前对矶部说：“什么都别说了，我要让士兵们回去。”然后就把士兵交给劝降的军官，让他们归营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撑。成所然尔，如今大势已去，一两个人的坚持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矶部也只能如此感叹。（摘自《行动记》）
（中略）
起事部队中的下士官兵均按原队归还，到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左右，事件大致终了。
摘自第十一部《崩坏》
美国驻日大使乔瑟夫·C.格尔于二月二十六日早上十点，发了以下这封紧急电报给华盛顿的国务卿。
今早破晓，据报有部队占领了政府与部分市区，还暗杀了数名高官，至今一切尚无法确认。报社特派员无法发电报或打电话至国外。
发这份电报主要是为了确认我们的暗号电报是否正常。收到后请立刻报告。（摘自J.C.格尔著作《滞日十年》，石川欣一译）
四天后的三月一日，格尔在日记上如此写道：
与这四天的种种相较，叛乱前发生的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事到如今已懒得再提。但我必须将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一句地整合、叙述。这次事件的大团圆结局——我们都以为已被暗杀的冈田首相竟然毫发无伤地现身——有一种极为夸张的戏剧感。虽不知外界如何看待，但至少日本国民似乎都把叛乱者视为典型的大笨蛋。这是件好事。不过，悲哀与愤怒抹消了这起事件的幽默。（出处同上）
之后，格尔又把二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的日记整合为一章，拟了一个小标题，叫做《从早产的革命到公然的战争》。
被他称为“早产的革命”的这四天，东京市内，除了被叛乱军占领的区域外，一切都很平静。就连占领区的居民，明知军队之间即将展开战争，撤退时也都保持冷静，并未慌乱。他们很相信戒严司令部，完全听从收音机里的指示。
这应该是市民深信叛乱军不会乱来的安心感所致吧，即便是叛乱部队也会遵守军队纪律。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意识逐渐从市民心中消失，加上戒严司令部的宣传，使得他们对叛乱部队的指挥者日渐反感。
（中略）
再看三月九日寺内新陆相发表的声明的部分内容。
本起事件的起因原本就极为深刻。先以军方过分阐述建军本义，全军上下正本除弊，振兴军纪、规范军秩，充分落实天皇亲率之实，扶翼皇运、安定皇心。同时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加强皇基，涵养国力，增进国民福利。宣扬举国一新，并巩固国防保国家安定。在非常时期鞠躬尽瘁，使国运兴隆。
他嘴上说叛乱事件的原因“极为深刻”，却并未作任何具体说明，而是直接跳到了结论。“先以”全军一致正本除弊，振兴军纪，还要“同时”举国一新，巩固国防。乍看之下，还真看不出重点到底是整肃军纪还是稳固国政国防。
文章也两边各半，主旨不一。后半段还出现什么“天皇亲率”、“明征国体”这类字眼，正如众人所知，这是为了满足皇道派军人和国粹团体。此外，通过“举国一新，巩固国防”指向军方内部——也就是所谓新统制派（后述）的主张。换言之，肃军，又介入军方政治，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在这篇声明稿中十分明显。不过就印象来说，反而是后者比较强烈。
（中略）
常设军法会议（指高等军法会议、师团军法会议等一般军法会议）是允许公开审理、辩护和上诉的。但特设军法会议则完全不允许法官避嫌、公开审理、辩护和上诉。（参考陆军宪兵学校教官、陆大教授井上一男所著《陆军军法会议法大纲》和日高巳雄所著《陆军军法会议法讲义》）
因此，由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理的二·二六事件，就算不公开、不允许辩护和上诉，也完全不违法。
然而，我已再三强调过，特设军法会议只适用于战时事变或封锁交通的戒严地区（被包围地区），因此在此有异议。战地和占领地区是基于其特殊环境，不得不尽快结束审判。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难觅适当的律师。可是，当时国内既没有战争，也并没有处于战时紧张状态，可用的律师也多得很。虽说颁布了戒严令，但三月后东京的治安已恢复，变得相当稳定，似乎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
陆军方面应是基于相泽事件审判的前车之鉴。相泽的第一师团军法会议算是所谓的常设军法会议，允许公开和辩护。结果对手就利用公开审理，发起了所谓的法庭抗争。不仅给相泽机会发表公开演说，满井特别辩护律师还让真崎、林、桥本等将官出庭作证，并且不断申请大人物当证人。村中孝次、涩川善助等人还写下法庭旁听记录，借助相泽事件的文书宣传，煽动青年军官和右翼团体。二·二六的“起事”也受到了相泽事件的影响。
（中略）
特设陆军军法会议由陆军大臣担任最高长官，并一手指挥。因此，即便只是名义上，审判中也已渗入了陆军省的意思。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说。审理分为以下五个班。
第一班。
（一）香田上尉属下起事军官二十三名（包括涩川善助）。
（二）新军曹属下步三（六中队除外）的下士官四十名。
（三）大江曹长属下的近步三、步一和步三·六中队的下士官三十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