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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特审局直属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诸位负责的事务中也带有这种外交性。我们与民政局的关系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特审局行事透明，一切都要向民政局报告，绝对不能有所隐瞒，或背地里偷偷摸摸做事；第二，要保有日本人的良知，即使面对民政局也要不亢不卑，言所当言。同时，为我们工作负责的应是日本政府，因此不能把责任推诿给民政局。外出工作时严禁提及司令部或民政局这些字眼……（摘自昭和二十五年十月，吉河特审局局长在人事院五楼讲堂对新入职人员所作的训示）
这一点可说是特审局的特性。换句话说，特审局虽直属GHQ，表面上却打着日本政府的招牌，是个典型的行使间接统治权的机构。
有一段关于吉河特审局局长是如何被威洛比发掘的趣谈，而这和前面提到GHQ“历史课”的工作也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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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的实际工作似乎是整理苏联战略情报，这一点前面已提过。同时，威洛比还在着手搜集佐尔格的资料。据说整理相关资料的人似乎是荒木夫人及她的小组。
当时的记录几乎均毁于空袭，顶多只剩检察官和法官各自持有的油印复写本。受到GHQ侦讯的检察官与警察均隐瞒了负责佐尔格案的检察官姓名，而此人正是吉河光贞。众人皆不透露是因为说出名字就一定会被开除，特别是年轻的检察官，一旦被革职，以后便无法立足，因此才尽量隐瞒。
查不出事件真相的G2只好利用CIC展开巨细靡遗的调查。但唯独与佐尔格相关的部分怎么查都是一片空白。G2不耐之余开始对日方施压，日方最后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供出吉河检察官的名字。吉河光贞至此在G2声名大噪。
乖乖去G2报到的吉河检察官，带着未被烧毁的佐尔格打字稿。这是佐尔格在拘留所中亲自用铅笔校正过的德文稿。如何证明这是出自佐尔格手下的呢？吉河的回答是：“首先，用铅笔写的德文的确是佐尔格的笔记。此外，每台打字机的字体都不一样，即便是个人用的打字机，也会因多次摩擦而打出这台打字机所特有的字体。这点只要和佐尔格打过的其他文件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这份打字稿是把他平时惯用的那台打字机没收后，命令他打的。”这份珍贵的资料立刻被交到威洛比手上。美国出版的《威洛比报告》中用大字写着：“这是吉河先生从满目疮痍的东京抢救出来的唯一资料”。但他同时利用了这段“发现经过”，篡改、捏造了该书的重要部分。这份《威洛比报告》其实是威洛比用来打击GS的武器。
在这份报告书中，提到了佐尔格的间谍活动如何扰乱日本作战。他的策略远至日本在诺门坎（Nomonhan）败给俄军，甚至影响日本军没有北攻却改采南进的战略活动，非常详细地架构出“佐尔格自白”的框架。这份报告书中还首次出现了间谍伊藤律的名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除了GS，美国政府内部也有“赤色分子”，因此也等于是在警告他们。不过G2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新政派从GS彻底赶出去。
吉河光贞学生时代时参加了东大的新人会<a id="zw14" href="#zhu14"><sup>[14]</sup></a>，据说因此迟了一年才得以进入司法省，此人可说是左翼通。吉田首相做主，让他接替泷内礼作担任特审局局长，打从一开始就为放逐赤色分子打好了基础。
前面提到那段吉河局长的训示是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的事，实际上，GHQ的政策就是在这一年出现大转变的。
一旦开始大举放逐财政界人士，外界的批评不可能不浮上台面。
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就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一月二十八日这一期刊登了《日本的放逐行动内幕——美国军人的对立》这篇论文，作者是该杂志的东京分社社长康普东·帕克南。
这篇论文不只抨击经济放逐，指责这是错误政策，还挑明了GHQ内部的对立。他的主张是：“由于放逐行动波及财界，日本约有两万五千至三万财界人士失去原职，甚至连亲属都无法就职，所以牺牲者预估超过二十万人。此举将导致日本所有的经济机构丧失功能。如此一来，日本的经济就将会落入炒新钞<a id="zw15" href="#zhu15"><sup>[15]</sup></a>的暴发户、黑市商人和投机者手中。极左派不仅占尽便宜，还给了虎视眈眈的苏联一个机会。有能力、有经验又有教养的国际阶层——他们素来乐于协助美国——将会被彻底斩除。”
文中如此抨击。
GHQ自然不会对此放任不管，他们显然认为这篇论文“有害”，不久便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反驳，论战日趋白热化。麦克阿瑟首先表明，写这篇报道的人对问题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放逐计划的细节是慎重决定的，名单上没有一般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因为这些人并未影响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立案），这样的行动居然被曲解为违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甚至遭到反对，这实在太可笑了。我接获命令后，结合各方情势对实施方法作过周详的考量，身为司令官我打算从宽处理。之所以马上作出计划，并不仅仅因为身为最高司令官本该服从基本命令，而是考虑到若采用其他方法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端，甚至造成新的战争。
民政局引用麦克阿瑟这番驳斥言论，强调放逐行动对日本的经济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帕克南的口诛笔伐仍未停歇且毫不留情，他在四月到五月发表了数篇痛批日本经济混乱的报道。五月二十六日那期，再度以石桥湛山<a id="zw16" href="#zhu16"><sup>[16]</sup></a>遭到放逐一事公然和GS对立。
大多数占领军相关人士都对放逐行动将扩大到何等地步持有疑问，也开始毫不避讳地质疑为何亲美派日本人被大刀阔斧地逐一铲除。民政局一直捏造事实，声称放逐行动是日本政府干的。但在东京，人人都知道这场运动其实是民政局指导的，有时甚至还直接下令日本政府动手。
接着，帕克南便以石桥湛山事件为例，详细揭露了已被日本审查委员会判定不需放逐的人却遭到惠特尼局长擅自下令放逐的经过。
此外《新闻周刊》六月十三日这一期，又以长达五页的篇幅刊载《日本的混乱》这篇报导。
放逐行动对美国造成的打击之大，远比日本激进派势力抬头更严重。放逐范围本应由麦克阿瑟决定，但他全权委托给了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由他拟定放逐行动的施行细则，并强迫日本政府视之为政令。这一切都是为了伪装成日本人放逐自己同胞。放逐行为充满左派和反资本主义色彩。东京有许多美国人深信，藏身在民政局内部的激进分子们，偷偷将这种主义运用在放逐行动中。（摘自住本利男《占领秘录》）
由于帕克南如此痛批占领军政策，使他成为GHQ的眼中钉，最后终于被赶出日本。不过他在占领初期的论调虽然当时得罪了GHQ，日后却正如他所言，GHQ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起来实在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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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安插在GHQ的三名“亲信”都很无能，他们只有打仗经验，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高层无能又无经验，这已成了常规。举例来说，占领军负责经济科学方面的少将却一辈子待在炮兵队。担任GHQ民政局局长的少将则是正规的步兵军官，显然并没有监督日本全国民事行政的经验。在军政部底下负责所有教育课程的中校，之前不过是在美国南方（众所周知那里并没有进步的学制）某一州的某所无名中等学校担任管理员。在军政部底下负责所有民间情报的中校，以前原本是某大型石油公司的广告宣传人员……掌管经济科学的部长，地位应该不低于经济学者；民事学部长这个职务应该分派给具有行政经验的人；教育部部长应是具备丰富经验与见识的教育家；至于情报部长，应该是宣传或舆论调查专家。而这些职位的接替者必须都是文官。（摘自特克斯塔《在日本的失败》）
对于这个人人批判的无能军方首脑部门，美国政府为何没有下令撤换呢？答案很简单，他们太相信麦克阿瑟了，而且“本土军人”比美国政府的势力更强。关于这点，只要想想过去日本关东军有多强势就知道了。
其中被视为军事专家的威洛比，就是日后朝鲜战争时，由于过分轻视中国军队的实力，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
威洛比性情粗暴，很喜欢欺凌下属，颁布的政策朝令夕改，完全不当一回事儿。惠特尼则是把一切都交给凯吉斯，自己花天酒地。马卡特<a id="zw17" href="#zhu17"><sup>[17]</sup></a>更喜欢在会议上针对最基本的经济术语问一些无厘头的问题，使得举座啼笑皆非。这些无能的首脑，为了争取麦克阿瑟的“印象分”，在各单位放逐了超过必要人数的人，也难怪日本各界会陷入混乱。加上这当中又掺杂了中伤和阴谋，还有GHQ的下级职员和口译者的介入，情势就变得更复杂诡异了。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最后GHQ的政策不得不大幅度转变。
这个转变的重点，就是松本治一郎<a id="zw18" href="#zhu18"><sup>[18]</sup></a>遭放逐一事。将半生都奉献给部落解放运动的松本，何以非得被放逐不可，这一点令人百思不解。但如果把此举视为GHQ政策转换的过渡，就解释得通了。
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松本被列入房主黑名单，但立刻遭到抗议。当时任首相秘书官的福岛慎太郎向GHQ陈情，解释松本不该被列入放逐名单的原因。最终松本得以成为参谋院副议长，在国会开幕式上挑起天皇的拜谒问题。这一点招来保守党的反感，昭和二十三年九月，GHQ再次追究他的资格问题。昭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进行总选举，翌日松本治一郎就遭到了放逐。
松本被视为“右派”而遭到放逐，但他其实是左派分子，可算是这次清共行动的头号牺牲品。
如果不采取这种看法，就无法了解松本治一郎被放逐问题的本质。
占领初期，任职于GHQ民政局的多数要员都是思想开明且进步的。他们面对日本的民主化时，打算把在美国本土无法实现的理想政策与激进政策拿到日本实验一番。正如凯吉斯所说，他们想把日本当做试验地。
可是，这项民主化政策产生了GHQ没有料到的效果，那就是共产党的出现，劳工运动的日益激化。GHQ不得不自行扑灭自己煽起的火。
在占领管理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上，负责统治或管理的国家总会优先考量自己的利益。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顺应国际情势的变化，联合国（尤其是美国）也随着政治利益的改变而改变政策，这么一想，修正管理日本的方针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为配合联合国（尤其是美国）期待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国际地位自然也会变化。（《战后日本小史》矢内原众雄编·冈义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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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共之谜至今仍未解开，就连这场旋风的主导者究竟是谁都无法查明。是杜鲁门总统？麦克阿瑟元帅？还是GHQ的劳动课？不，难道是当时的政府吉田内阁出的主意？放逐名单的拟定和协助拟定者都是谁？传媒界人士为何最先被开刀？这些问题都未解开。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起，席卷全国各产业的清共行动总共持续了约半年，无论规模还是手段都颇为复杂、古怪。（《文艺春秋》一九五九年六月《日本的污点·清共》）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的罗雅尔宣言<a id="zw19" href="#zhu19"><sup>[19]</sup></a>，很快便给左派阵营和劳工运动界带来冲击。正好那一年三月爆发递信<a id="zw20" href="#zhu20"><sup>[20]</sup></a>斗争，这是后来阶级抗争的开端，而且是以国家机构中最激进的成员为中心，颇值得日后记述。
这等于是过去只在政府内进行的斗争转入职场和地区，连接成实际民主战线。这场斗争在各地引发浪花效应，罢工频发，威胁到政府与资本家阵营。这种情势直接导致政府颁布“公务员无权罢工”这项政策，不过美国顾问胡佛以GHQ公务员制度课课长身份施压也是部分原因吧。
胡佛企图在《公务员法》中明文规定，日本公务员不像美国人，没有罢工权，也没有正规团体交涉权。
GHQ劳动课的齐伦课长和胡佛为此发生了冲突，当着麦克阿瑟的面展开长达八小时的争论。但最终齐伦还是输了，虽然他的任期还剩一年多，却悄然搭上货船返回美国。
齐伦在启程返国的四个小时以前，召集全体干部，发表了三十分钟的演说。主旨是：“今后，日本公务员的处境恐怕会很艰难。不过你们拥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或许可以抗争到底。但是，我无法断言现在采取行动对你们究竟是好还是坏。”
后来事情正如齐伦所言，那一年十二月，《公务员法》被修正，同时制定了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关系法。此外，除国铁和烟草公卖局具有团体交涉权外，在其他部门任职的公务员不享有这项基本权利。自治体相关人士则被二〇一号政令<a id="zw21" href="#zhu21"><sup>[21]</sup></a>绑住，动弹不得。
就这样，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清共行动的阴影也在逐渐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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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因清共行动而被解雇者宣称，“这是GHQ下达的绝对命令”，并表示“这项命令凌驾于国内一切法令之上”。因此，无论什么协约，一旦碰上这项命令，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最先盯上的是广播界——不过当时还没有民营电台，主要是针对NHK。接下来就以NHK为例，略作讨论。
NHK早在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就发生过罢工运动。那次是为了确立国体交涉权和要求加薪，主要发动者是报纸、通信和广播界工会。不过报界人士后来全部脱离，结果只有NHK展开了罢工。当时的民主势力还很强，所以劳方猜想，占领军应该不会介入。而资方起先确实采取守势，中途却开始转变态度，那是因为资方发现有占领军和政府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