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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部门是由CIE（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广播课监督的。该单位的人来到抗争团体中，劝工人们停止罢工行动，甚至无预警地突然跑到工人的工作地点，威胁对方如果不停止就会有麻烦。此举让资方顿时气焰高涨，这注定了工会的全面失败。
NHK起先也是不满战时的做法，频频推出民主化节目，并在这段期间教唱劳动节的歌曲。CIE的广播课不时指示他们在节目中讨论天皇制的问题，这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美国人的做法比较民主。后来，节目中出现了“真相箱”单元，并在播报新闻方面和民主化运动中加强这种倾向。渐渐地，广播课还通过部课长，要求国会减少激进派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这种偏右的新倾向不断引发工会和资方之间的摩擦。昭和二十四年的春天，工会在位于砧区的广播技术研究所召开的大会上分为两派；职场上，“真相箱”和“周日娱乐版”逐渐成为其他员工的眼中钉。接着陆续有人离开，许多人脱离第一工会跑去第二工会，原本有八千人的工会，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而最终剩下的这些人全部被开除了。
其中编辑部员工早在清共运动开始的一年以前，就已被全部调到位于目黑区的广播文化研究所。他们在那里终日无事可做，相当于被流放荒岛。
广播节目基本上是由新闻和音乐这两大部分构成的，经过各种变化后还能以广播剧或其他形式呈现。朝鲜战争期间，新闻播报占了很大的比例。而说到演艺类节目，战前倒是有落语<a id="zw22" href="#zhu22"><sup>[22]</sup></a>表演或浪曲<a id="zw23" href="#zhu23"><sup>[23]</sup></a>演唱，不过这类节目都是“借用现场”，电台其实只负责提供场地，并不提供什么创意和设计。文艺部也一样，虽然有久保田万太郎<a id="zw24" href="#zhu24"><sup>[24]</sup></a>担任文艺部长，但其实文艺并不存在。为此，增田官房长官还曾为播报新闻太民主化向NHK抗议过。
不过，NHK的清共行动和报社不同，很明显，这里并非由经营者下令，而是有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指令。
这是因为GHQ负责管理电波，并以驻军广播部的名义使用NHK的部分建筑。无论是下达作战命令还是军令，广播都是最快捷的方式。即使在国内范围内，广播在及时性和广泛性上也都具有报纸所难以比拟的强大影响力。就这个角度而言，广播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NHK的使命，以及报社的作用各不相同，所占比重也不一样。例如，在朝鲜也听得到广播节目，朝鲜人又懂日语，因此GHQ在对广播的处理上非常谨慎。所以当时的NHK几乎毫无自主性，可说是由司令部直接管理，对解雇者的通告也是由GHQ直接下令。
这项命令并没有解雇书，仅用口头通知解雇者，对方就要在几个小时以后离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GHQ将解雇者集合，要求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离开此建筑。
“在清共行动正式开展的那一天，早上十点过后，广播文化研究所的人都被叫去集合，GHQ以宣读文书的方式命令他们从现在开始不可进出此建筑。所长被GHQ叫去后仓皇归来，由部课长代为传达消息，部课长宣读文书时还不停地发抖呢。就算被追着问，得到的答案也只是“总之，这是上级的命令，这是麦克阿瑟的命令，我们无法违抗，只得奉命行事”，把责任通通推给麦克阿瑟。据说在大阪，黑人宪兵全副武装，连总社大楼都有宪兵拿着枪把守，叫我们快滚。”——在NHK工作、并遭到驱逐的某员工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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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清共行动的特征，无论在哪家公司都有以下几个共通点：
①这是占领军下达的绝对命令；②黑名单早已列出；③解雇者一旦接获通知，必须当场离开办公室或该建筑；④未发生抗争；⑤几乎所有公司都有第一工会和第二工会，工会势力不集中。
有关“清共行动是来自占领军的绝对命令”这一条，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是间接接获通知的。只有NHK有GHQ代表出面，那是因为电波发送权由占领军占有，而且占领军也在使用该建筑。其他单位均未采用直接方式，都是通过经营者间接转达，宣称这是司令部的指示。例如，“读卖新闻”就是以社长公告的方式发表如下指令的：
奉联合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于昭和二十五年六月六日、七日、二十六日、七月十八日下达的指令及文书指令，将公然破坏日本安全的激进分子从言论机关驱逐，乃自由民主的报纸的义务。此次有相关方面的再三嘱托，本报社决定借此机会，将激进派及其党羽全部解雇，今日，着令左记诸君立刻辞职。这次的处置优于一切国内法规或劳动协约，此点希望诸君谅解，并继续平静完成社务。
基于以上理由，在交给当事人的解雇令上写着：
本社决定将公然破坏日本安全的激进派及其党羽一律解雇，
因此命阁下今日立刻离职。
这份麦克阿瑟的文书指称：“激进派是有害团体，他们企图煽动大众，发动暴力行为，借此将和平稳定变为无秩序的斗争。”因此，日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都被剥夺了公职；并于六月七日抨击《赤旗》<a id="zw25" href="#zhu25"><sup>[25]</sup></a>为“充斥着虚伪、煽动和反动性的报导与社论”，将编辑部全员放逐，六月二十六日命《赤旗》停刊一个月，七月十八日下令无限期停刊。
各家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放逐行动，就是扩大延用对《赤旗》的这项解释。
遭到指名的社员们有守卫随伺在侧，在主管、局长和便衣刑警的环视下拿到解雇令。尽管社员们齐齐质问“这次究竟是美军的指示或命令，还是联合军的唆使”，局长却只是含糊其辞，并未多作答复。
接到放逐令的公司有“朝日”、“每日”、“读卖”、“共同”、“日经”、“东京”、“时事通信”和“放送协会”这八家，其后全国各地方报社也相继被给予同样处置。全国总共四十九家，被解雇的员工总数超过七百人。（《新闻协会十年史》）
GHQ对报纸的监视之前就已有些征兆。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发动了一场反对公安条例的示威游行，谁知参加这场示威的东交工会成员桥本金二突然从建筑物二楼坠地身亡。而共同通讯社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特意在照片上画了一条从二楼到地面的虚线。由于这篇报道明显是在暗示警察的暴行，使得GHQ大为愤怒。当下认定这是社内的激进派在搞鬼，遂把包括理事长伊藤正德在内的东京各大报社代表通通叫去，作出严厉警告。结果，共同通讯社把九名激进派领导打入冷宫，从编辑部调至资料室等地。后来伊藤正德自己也在GHQ的施压下被赶出共同通讯社。这些都是日后清共行动的伏笔。
在可议的清共行动一齐展开的数天前（《赤旗》停刊后的第一个星期），CIE召集各社首脑，下达“立刻将社内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这项重大指示。各社接获通知后，共同约定于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一齐发布解雇通知。
这对工会来说非常出乎意料，虽说事前隐约已有预感，但工会还是大为震惊。部分勇敢的女性员工面不改色地接过解雇通知，还针对革命后日本的未来慷慨陈词，叫大家趁早觉悟；也有些男性员工苦苦哀求，直嚷着自己不是激进派，要求收回成命——这正是我在某社看到的情景。不过，被解雇的人虽然拿着解雇书当面质疑，或跑去找工会商量对策，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却都只换来一句：“现在什么都不能说，等时机成熟，自然会告诉你的。”有些公司甚至还请来便衣或制服警察在一旁待命，时间久了就强迫赶人，不肯离开的会被警察强行拖出去。（摘自赤泽新一所著《新闻界掀起赤色旋风》，刊于《文艺春秋增刊》昭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号）
不只报社，其他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过资方接获指令后短短四天内就拟好了解雇者名册，动作之快令人惊叹。因此有人推测，这份激进派及党羽名册一定是事先就拟好的。
关于这份名单的拟定，可说因社而异。有些公司是将资方、GHQ和特审局三方提出的名单加以比对之后挑出共同人选，也有公司并非如此。当时，激进派要按照团体规定登记身份，因此很容易率先肃清。这是由特审局长官提供的，因此也可说是特审局的名单。GHQ的指名大致也是由特审局提供的。
此外似乎还进行了不记名检举。凡是被单位主管盯上的人都将被列入黑名单，在工会活动中发表过“偏激言论”的都在名单之内。
有些人就算没那个意思还是被列进了名单。据说宣布名单时不仅当事人错愕不已，其他人也都感到惊讶。但无论如何，被指名的人不容分说都会被赶出去。
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九日，东京正下着小雨。在那场雨中，我和二十名同事一起被赶出共同通讯社的大楼。经营者还叫了警察，强迫我们离开。几十名警察将我们团团围住，恐吓我们如果不走就要动用武力。走出去的街道两旁也都成排地站着警察，曾经并桌而坐的同事只能从人缝中挥手向我道别。走出大楼后，我又在雨中走了一阵，紧绷的情绪才开始慢慢放松。浑身湿透走在路上的我，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摘自小琼广胜所著《思想》，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此外，有些人只因为一点小事便被指名放逐。指控曾购读《赤旗》还算说得过去，有些人只因为家里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就被烙上激进派的烙印。也有些人是因为家中有拥护激进派的弟弟，导致高居课长一职的哥哥要被公司开除。还有人是因为在职工大会上批评过上司而遭到放逐。这些放逐行为全都建立在“这是占领军的指示”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绝对命令上，所以当事人无法作任何抵抗。
可想而知，对经营者来说，也想趁机把平时热衷于工会运动或看不顺眼的人列入黑名单中一并铲除。虽然GHQ的新闻课课长殷波登曾发表言论说这项指令被放大解释了，但对大部分经营者来说，不必引发任何纷争便可让“眼中钉”乖乖离职，也就乐得把这项指令视为珍宝。而在主管的劝告下改变主意的人则可以继续留下。不久前还握着某人的手大加鼓励的女部长，自从放逐令发布以来，便突然对人不理不睬。此外还有人因为“协助”拟定名单工作而升官变成组长的。
面对这种情形，工会方面大致没什么反抗，甚至还有报社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一、遵从占领政策；二、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这次的处置应为不得已。”新闻界的劳工联盟虽然召开了驻东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在会上爽快地认可：“这次的处置是秉承抵制激进派素来抵抗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加上其对朝鲜目前局势所表现出的态度，我们认定，这次活动并不是为了钳制民主主义和新闻言论界的劳工运动。”不管工会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无法抵抗这沉重的压力。
工会这种不抵抗态度，必须结合当时劳工运动的情势来研究。国铁发动定员法<a id="zw26" href="#zhu26"><sup>[26]</sup></a>，并公布第一批开除名单，工会正要发起抗争之际发生下山事件<a id="zw27" href="#zhu27"><sup>[27]</sup></a>；紧接着，第二批开除人员名单公布后又发生了三鹰事件<a id="zw28" href="#zhu28"><sup>[28]</sup></a>和松川事件<a id="zw29" href="#zhu29"><sup>[29]</sup></a>。由于被渲染得对工会方面不利，导致劳工遭到其他阶级的孤立，瓦解了抗争态势，政府得以强行进行期待中的行政整顿。相反地，工会的抗争却退潮了。虽然日立接着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反对企业整备抗争，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也使得工会运动再度衰退。这段期间，产别<a id="zw30" href="#zhu30"><sup>[30]</sup></a>旗下各有力工会内部的“民同”<a id="zw31" href="#zhu31"><sup>[31]</sup></a>势力窜起，加速了工会组织的分裂。民同派的有力工会相继脱离产别，最后结成“总评”<a id="zw32" href="#zhu32"><sup>[32]</sup></a>，产别完全失去主导权，萎缩为无力集团。劳工运动的这种状态，令日本政府和占领军更有信心强行推动清共行动。
此外，激进派对这次清共行动几乎毫无作为，这也是造成抗争意愿低落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在这段清共斗争期间，激进派的内部斗争也在以最拙劣的方式不断上演。不仅未能将斗争组织化，反而将大众抗争的努力化为流水。（摘自齐藤一郎所著《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审局又在拟定清共名单这件事中插了一脚。特审局原本是昭和二十二年由内阁调查局演变而来的，是负责审查放逐者资格的审查机构。起初成立的目的纯粹是依照占领方针，对秘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或称反民主团体——与个人进行调查。没想到，团体等规制令一出现，特审局便私自扩大其解释，称反民主主义团体中包含左派，便逐渐将矛头转向左派势力。
这里拟出的清共名单是以这个团规令所交出的名册为主，包含亲共派名单，并在各个政府机构进行调查。据说连经济安定总部生活物资局局长东畑四郎（东畑精一的弟弟）都被列入了清共名单，让首任特审局局长泷内礼作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这项调查的牵涉范围之大及离谱的程度。
这次以报界为主的清共行动也引发了国会内部的一些问题，社会党的赤松和共产党的梨木议员都提出质询，然而大桥法务总裁却宣称：“将新闻机构内部的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是正确的，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不仅全面赞同这项处置，并极力支持。”接着，总司令部GIE的纽坚特中校也在八月三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因此，有这两股势力撑腰，清共行动更是大肆进行。慢慢地，政府公务员、教育界、国铁私铁等民间产业也相继受到波及。
那么，这次清共行动的受害者后来的处境如何呢？根据《日本新闻协会十年史》的记载：
有人当场接受解雇，自动离职；有人以不当解雇为由向地方法院申请有身份保障的假处分；有人提起诉讼；有人以不当劳动为由向劳动委员会申诉；也有人不仅向老委员会申诉，同时向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可说形形色色。法院方面对假处分的申请全部驳回，劳委收到申诉十九件，申请者总数多达一百八十三人。但之后分别以放弃、驳回、和解、救济等处理方式解决，到昭和二十六年八月为止，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多半申诉都已解决。
中央劳动委员会对这次解雇给出的解释是：清共不是与工会活动相关的解雇，因此并非不当劳动行为的解雇，所以这次解雇不在劳动委员会的处理权限之内。这是因为中央劳委会担心，如果把这次清共归为不当劳动行为，劳动委员会一定会被GHQ整垮。因为麦克阿瑟发起的这次放逐行动，并非根据国内某项法律开展，也不受司法约束。此外，各地的法院也陆续驳回了申请，可能是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再怎么审理也毫无意义吧，法院多半劝当事人和解。
但在这当中，《朝日新闻》的小原和梶谷这两位记者的情况比较特殊。原本这两人既非激进派也不是同路人，小原记者由于报道了当时凑巧发生的改造社罢工事件而触到GHQ新闻课课长殷波的大忌，殷波等遂向报社主管提出警告，大意是说“小原是激进派，如果在我的报社里一定会被开除”。最终小原遭到放逐。而梶谷记者被放逐的理由，则是他曾咏诗吊唁某死去的激进派成员。这两人就公司的不当解雇一事一直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历经八年，终于胜诉，回到原报社上班。
这种情形算是非常罕见，即便法院受理这类型案件，多数人也会因为耐不住漫长的审理过程而半途而废，不是选择“和解”，就是撤销诉讼。对经济上陷入窘境的被解雇者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对所有诉愿机关丧失希望后，被解雇者只能在贫困的生活中度日。
例如NHK的技术员转而当起收音机修理工；其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做起翻译、写杂文、从商，或卖烤地瓜、卖酱菜、卖书……
眼看着他们的生活被逼到这种地步，也难怪有人开始动脑筋，想把他们训练成谍报员。
这次传播界的清共运动发生后，很快便波及其他产业部门。除了新闻、通讯、广播界有总共七百四十五人被解雇外，电力产业解雇二千一百三十七人，石炭产业解雇二千零二十人，化工业解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第一次金属制造业解雇一千零四十八人。失业者总计超过一万零八百六十九人。（数据由劳动者劳政局发表）
此外，八月三十日，全国劳动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联）也被视为激进派团体，遭到解散。
激进派在日本劳工运动中的势力就这样几乎销声匿迹了。
很多被解雇的人都受到威逼利诱，被迫成为内奸。例如，一名产别会议的干部某天在路上突然被一辆吉普车拦了下来，要求他从事间谍工作，甚至被用枪威胁。据全递的村山副委员长说，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抗争时，进驻军专用的线路曾遭剪断，于是，搬送工事分会长、全递的青年部长、副部长、工事协议会书记长都遭到逮捕，被送上军事法庭。之后书记长倒戈当起间谍，不久就升为组长。此外，不停有人劝他们，说只要透露公会内部的消息就不会遭到起诉，也不会受到军法审判。全递的村山副委员长表示：
有个现在在沼津当理发师的人，是全递出身，做过神奈川地区的全递总部书记长。昭和二十四年九月七日至十日出席了全递在上诹访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由于他的发言推崇统一而遭到开除，之后一直有人强迫他从事间谍工作。后来他去了横滨，替进驻军工作，没想到却因之前曾在全递的经历被发现又遭到开除。这之后又经历了好几次开除，最后终于在横须贺的CID情报单位找到工作。由于他懂英语，因此被聘为口译员，但结果还是因身份被揭穿而被开除。神奈川的刑警盯上了他，无论他去哪里都会被跟踪，刑警看他走进横须贺的CID情报局，连忙通报，所以他才会被开除。据说曾有一名日裔美籍人主动找到他，劝他既然已经脱离原来的组织，不如把过去的事情抖出来，还说会照顾他一辈子，一开口就提议每个月给他五万圆巨款，见他不答应，甚至加码到十万圆呢。对方还说只要他把过去的所见所闻逐一报告就行了。但他连这个也拒绝了。据说对方还不罢休，又请他协助在《日本时报》的广告栏上刊登广告——那里经常有卖车或卖房的广告——想必这也是某种策略吧。听说一直到最近还在骚扰他。在全递成员中，他的情况算是最特殊的。日本各地还有许多人遇到这种状况，几乎都是被威胁。例如恐吓他们如果不干就会被开除。札幌电信局就发生过这种事。
同时，曾被训练为情报搜集员的人，如果没被现在的公安调查厅（由特审局转变而来）的情报网网罗，那就算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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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烙上清共烙印而遭到解雇的人，不论再到哪家公司都得不到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