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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惊喜得目瞪口呆。在当时，德意志民族只有两位伟大的演员：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和约瑟夫·凯恩茨。前者是北德意志人，气质浑厚，热情奔放，为他人所不能及；后者是我的老乡维也纳人，神态温文尔雅，善于台词处理。而现在，将由马特考夫斯基来再现我塑造的阿喀琉斯这个人物，由他来诵念我的诗句；我的这出剧将得到德意志帝国首都最有名望的剧院的扶植——我觉得，这将为我的戏剧生涯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而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但是，从那时起我也总算长了一智：在舞台的帷幕真正拉开以前，是绝不能为一切预计中的演出而高兴的。虽然事实上已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练，而且朋友们也向我保证说，马特考夫斯基在排练我写的那些诗句台词时所表现的那种雄伟气派是从未有过的。但是当我已经订好前往柏林的卧铺车票，却在最后一刻钟接到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借口——当他不能遵守期限或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时，他对剧院通常都是采用这种借口。可是几天以后，报纸上登出了马特考夫斯基逝世的消息。我的剧本中的诗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张善于朗诵的嘴最后念过的台词。
……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唤醒，告诉我说，他是约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碰巧也读到我的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悲剧人物忒耳西忒斯，他将立刻为此事和城堡剧院联系。当时城堡剧院的经理是保尔·施伦特，他作为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的面貌领导着维也纳的这家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了我的剧本中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立刻把我请到他那里去……我答应试试。我完成了一出独幕剧的初稿，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我尽量体会凯恩茨的气质和他的念台词的方式，以致我下笔时，能无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词都符合他的愿望。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出短剧。随后他又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一只手套那么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话也重复了三遍：“像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
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就把他送到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忧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生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项的演员名单……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海旁的房子》<a id="zw1" href="#zhu1"><sup>[1]</sup></a>，并已写完了导演手本。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应验呢。……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个主角……
我心里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释为是意外的厄运。可是在他们以后，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同意让他扮演《穷人的羔羊》中的角色，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出新剧。事情是这样的：许多许多年以后，即1935年的夏天——我在这里把自己的编年史中的时间提前了——当时我在苏黎世……他说，皮兰德娄<a id="zw2" href="#zhu2"><sup>[2]</sup></a>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Nonsi sa mai交给他来首演，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兴行首演，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说，首演应当在维也纳举行，并且要用德语……但是皮兰德娄怕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他的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个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首演……
……可是真像鬼魂作怪一样，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当我一天清晨打开报纸时，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莫伊西患着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因他患病排练将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会十分严重。但是当我去探望我的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安慰自己说，天哪，幸亏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徒劳地去探望凯恩茨的情景骤然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可是，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在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又在一位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重演了。由于高烧他已神志昏迷，我没有被允许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以后，我站在他灵柩前，而不是在排练时见到他——一切都像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看到第二个演员在开演前死去时，周训的心里就开始发冷。和他的小说用语相比，茨威格是以近乎淡然的语气叙述这一系列事情的，他并没有特意用许多渲染气氛和心理的形容词。可正是这样有疏离感的叙述，尽量克制不流露内心情绪的态度，让人没办法对他说的事情产生怀疑。
等看完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四宗死亡事件，周训已经明白费城为何会这样惊惶失措，如果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恐怕还要更加不堪，现在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已经手脚冰凉了。
“你是怀疑，怀疑你叔叔的死，和这有关系？”周训深吸了口气问。
费城倒是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点头说：“我叔叔的死有太多巧合，原本就有些蹊跷，如果茨威格的剧本有着让人神秘死亡的诅咒力量，我没法不产生这方面的联想。本来，人已经死了，究竟是不是诅咒，能否破除已经无所谓，如果我再早些日子看到茨威格的这本传记，或许就不一定会选择接过我叔叔的工作，把《泰尔》导出来。”
“啊。”周训一声惊呼，他这才想起来，要是费城坚持要搞这个话剧，诅咒的力量或许还会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