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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权威柯南·道尔专家欧文·多得利·爱德华说道，“恐怕这就是证据指向的地方。”
吉布森告诉我，身在苏格兰的爱德华也在私下调查格林之死，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爱德华曾与格林共同阻挠拍卖会的召开。但是，尽管民意汹汹，拍卖会还是在格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个月后进行了。爱德华提起故友时说：“我想他对这些文件知道得太多了。”
几天之后，我飞往爱丁堡。爱德华说要和我分享他的发现。会面安排在老城区边缘的一家酒店。酒店建在一座小山上，山上有几座中世纪城堡，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柯南·道尔当年跟随约瑟夫·贝尔博士学医的地方就在不远处。贝尔博士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型之一。（有一次上课，贝尔拿着一个小玻璃瓶说：“同学们，这里面是一种强力药剂。尝起来非常苦。”接着，出乎全班的意料，他蘸了一点这种琥珀色的液体，放到唇边舔了舔。他说道：“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的辨识力……我放进这种可怕的液体里的是食指，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最后舔的却是中指。”）
爱德华早就等在酒店大堂了。他生得矮胖，梨形身材，连鬓的花白胡须已经够夸张了，可同样花白的络腮胡子还要更胜一筹。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皱巴巴的粗花呢外套底下是一件V领毛衣，背着一个大双肩包。
在酒店餐饮部坐下后，我等着他在包里翻找书籍。爱德华写过不少书，其中一本叫《追寻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柯南·道尔早年生活专著。这时，他从包里拿出了格林编的几本合集。他说：“格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柯南·道尔研究专家。我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理查德迟早会成为我们中最了不起的一位。我是懂行的，这话不掺假，不夸张。”
他说话的时候，下巴总是会蹭到胸口，弄得胡子都散开了。他告诉我，1981年的时候，他正在研读格林的一本关于柯南·道尔的书，当时两人就见过面。格林当时还在跟吉布森合写柯南·道尔作品目录，不过他还是与爱德华共享了全部资料。“他真是个好脾气的学者啊。”爱德华说。
对爱德华来说，格林之死甚至比福尔摩斯故事里的案件还要离奇。他拿起一本柯南·道尔的小说集，用福尔摩斯那样冷静、讽刺的语调朗读起《身份案》中的一段：
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奇妙何止千百倍，甚至那些非常平凡的事情都是我们所无法设想的。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这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面正在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诡异的巧合、阴谋的策划、钩心斗角以及一连串奇妙的事件……这些事情代代不息，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陈腐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面目可憎而失去销路。
爱德华合上了书，说自己之前经常跟格林谈佳士得拍卖的事。“我们的生活被一个事实主宰着。柯南·道尔有五个孩子，三个成为了他的文学继承人，”爱德华说，“剩下两个儿子是花花公子。我记得，有个叫丹尼斯的，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另一个叫阿德里安，是个恶棍，无赖。当然了，他还有个了不起的女儿。”
他说，格林跟膝下无子的琼女爵关系很近，甚至成了她的干儿子。要知道，柯南·道尔的孩子们之前对父亲的传记作者可是很敌视的。比方说，四十年代的时候，阿德里安和丹尼斯与赫斯科斯·皮尔森在《柯南·道尔传：生平与艺术》上有过合作。书一出来，阿德里安就发现皮尔森将他父亲描绘成了一个“常在街上晃悠的人”——这个词还是柯南·道尔自己用过的。阿德里安马上自己出了一本书，叫《真正的柯南·道尔》，丹尼斯则宣称要跟皮尔森决斗。为免亡父受到恶意学者的伤害，琼女爵提出由自己保管他的遗物。但是，她很信任格林，因为他一直努力在尊重传主与追求真相之间寻找平衡。
爱德华说，琼女爵不仅让格林看过宝贵的资料，还曾请他帮忙把各类文书送到律师行保管。“理查德跟我讲，是他亲手转移的这些文件，”爱德华说，“所以，他掌握的信息真的很危险。”
他认为，格林是此次佳士得拍卖的“最大障碍”，因为他不但看过部分文件，而且可以证明琼女爵有意将文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爱德华说，拍卖信息公开后不久，他和格林就了解到，此事背后的人是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侄孙查尔斯·弗雷和弗雷的两个表兄弟。但是，两人都不明白，这些远房亲戚是如何合法取得这批资料的。“我们只知道，这里面有阴谋。有人想要吞占原本应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爱德华说，他又补充道，“这不是假设——我们都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
爱德华还确信老友是被谋杀的。他提出了一些佐证——格林说有人要害他，还提起了那个要“毁了他”的美国人。爱德华说，有人推测格林是在“游戏”过程中窒息身亡的。但是，现场没有迹象表明格林当时正在进行性行为。他还说，一般而言，勒死人是要用很大力气的——“只有专业杀手才会用”。此外，格林没有得过抑郁症。爱德华指出，就在格林死前一天，他还在跟另一个朋友商量下一周去意大利度假。不仅如此，如果格林真的是自杀，肯定会有遗书。格林凡事都要写下来，不可能落下这么大的事。
“不仅如此，”爱德华继续说道，“他是被鞋带勒死的，但他从来都是穿懒汉鞋的。”爱德华还像福尔摩斯那样，在看似琐碎的细节中发现了疑点——特别是床边那瓶喝了一半的琴酒。爱德华认为，这是有陌生人来过的明证。格林很懂酒，当天晚上喝过葡萄酒，之后是绝不会再喝琴酒的。
“犯人至今逍遥法外，”爱德华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道，“一定要小心。我不希望你也被勒死，就像可怜的理查德那样。”分手之前，他又告诉了我一件事——他知道那个美国人的身份。
那个美国人（要求匿名）住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取得联系后，他同意在杜邦环岛酒店附近的廷伯莱克酒吧见面。到的时候，我见他正坐在吧台，小口喝着红酒。他有点发福，但看上去高得惊人，长着一个鹰钩鼻，头顶灰色地中海。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穿着扣角领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胸前口袋里还放着一根水笔，跟大学教授似的。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站起身来，把我领到里屋的一张桌子边。屋里满是烟味，还有一台播放中的点唱机。点好菜后，他做了自我介绍，跟爱德华和我讲的差不多。他是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老会员，参与管理柯南·道尔在美国的文学遗产。但是，他的主业带有一丝危险的气味，至少格林的朋友们这么认为。他是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职员，负责秘密行动。（“他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亲信。”爱德华是这样描述他的。）
这个美国人说，他1970年拿到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专业是冷战与核武器研究。他是被福学爱好者们对完美逻辑的追求拉入坑的。“我从来都是把两方面分开的，”他对我讲，“我觉得，五角大楼的同事们没几个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一个文学人物如此痴迷。”他说自己是通过福学圈认识格林的。两人都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也都根据福尔摩斯的故事起了代号。美国人叫“坏记性罗杰·普雷斯科特”，出自《三个同姓人》中的美国伪币制造者。格林叫“三面人形墙”，出自《三面人形墙》中的庄园名，在故事中，窃贼想要盗走庄园中一份记述丑闻的手稿。
他说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和格林共事过。在编一本柯南·道尔研究文集期间，他曾请格林——他认为格林是“在世者中对柯南·道尔了解最深的人”——写一篇关于柯南·道尔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的重磅文章。“我与理查德的合作一直成果颇丰。”他回忆道。到了九十年代初，他们遭遇了一场顿挫——原因是格林与琼女爵的关系突然破裂了。
“理查德之前与琼女爵很亲近，拿到了许多家庭照片，表现出一副仰慕柯南·道尔的样子，”他说，“后来，她看到了理查德出版的一些文字，突然意识到他在歪曲父亲的观点，于是两人就这么决裂了。”
美国人一直说，他不知道格林写的什么东西惹恼了她。但是，爱德华和其他福学爱好者说，之所以没人知道起因具体是哪篇文章，是因为格林的文风向来不带感情。R.迪克森·史密斯是格林的朋友，常年经营柯南·道尔及相关图书。他说，格林有时写得比较直率，之前琼女爵也没有因此生气。但是，这个美国人利用她对父亲声誉的敏感神经，把这些话揪了出来，像是用“螺丝刀”似的把它们“扭曲”了。爱德华是这样评价那个美国人的：“我觉得，他在不遗余力地伤害理查德，挑拨理查德与琼女爵的关系。”爱德华和其他一些人说，自从琼女爵疏远格林之后，这个美国人与她便越走越近。爱德华告诉我，与琼女爵争吵是格林永远的痛。“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副心碎的样子。”他说。
我追问此事时，这个美国人只说了句：“我是琼的代理人，所以才被扯了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后来格林跟我就淡了，也不再合作了。”他说，两人在福学活动上还是会碰面，但向来克制的格林却经常专门躲着他。
史密斯告诉我，格林在生前最后几个月里对这个美国人“有执念”。“他老是在想，这个人下一步会做什么呢？”死前的一周里，格林跟几个朋友讲，这个美国人要破坏自己反对拍卖会的行动，而且担心他可能会诋毁自己的学术声誉。3月24日，格林死前两天，他得知这个美国人正在伦敦，准备出席一场福尔摩斯协会的晚间活动。格林有个朋友说他给自己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不想见他！我不去。”就在活动开始前，格林决定不去了。这位朋友说：“我想那个美国人把理查德吓坏了。”
我提到了格林朋友们的说法，这时，那个美国人把餐巾打开，擦了擦嘴角。他解释说，自己在逗留伦敦期间与查尔斯·弗雷约谈了。他现在是弗雷的文学代理人，就像当年担任琼女爵的代理人一样。两人讨论了佳士得拍卖一事。但是，这个美国人强调，他有一年多时间没跟格林见面或交谈了。至于格林去世当晚的情况，他有些尴尬地承认，自己正在和妻子参加开膛手杰克犯罪地点重游活动。他说自己最近才知道格林死前很在意自己，还说有些福学家模糊了崇拜与疯狂的界线。“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个角色的感觉”，他说福尔摩斯是个“吸血鬼一样的人物”，有些人就被他吸干了。
服务员上菜之后，美国人吃了几口牛排和洋葱圈，接着说道，柯南·道尔当年感到被自己创造的角色压住了。虽然这些故事让他成了当时收入最高的作家，柯南·道尔也对不断“创造谜题和构建归纳推理链条”心生厌倦，这段苦涩的评论是他的原话。在故事里，福尔摩斯似乎被使命压得喘不过气，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次解决案件后都要靠注射可卡因（“百分之七溶液”）来克服随之而来的厌倦和空虚感。但是，柯南·道尔却没有这样的释放管道。他私下对一位朋友透露：“福尔摩斯对我来说已经成了负担，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用柯南·道尔的话说，福尔摩斯“不接受光明，也不接受阴影”的个性让他所向无敌，最终也让他难以忍受。此外，柯南·道尔还害怕侦探小说掩盖他所谓的“更严肃的文学作品”。他还花了几年时间来构思多部历史小说，他相信自己能借此跻身文学殿堂。1891年，柯南·道尔完成《白色纵队》后宣布：“这是我的巅峰之作。”这本基于“勇敢虔诚骑士”传说的中世纪背景小说当时很火，但很快就被福尔摩斯的光芒掩盖了。他还写过几部长篇，语言相对生硬死板，也是类似的情况。1899年，柯南·道尔完成了家庭小说《间有合唱的二重奏》，之前曾帮助他出过一部书的知名文学评论家安德鲁·朗有一段评语，反映了广大读者的观感：“虽然此书不乏野趣，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华生医生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
成功带来的悖论让柯南·道尔越来越抑郁：福尔摩斯在读者心中越是真实，它的创造者的存在感就越弱。最终，柯南·道尔感到自己别无选择。正如那位美国人所说：“他必须杀死夏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知道，他的死必须惊天动地。“这样的人物是不能用小事故、小毛病打发的。”他对一位密友说，“他的结局必须惊心动魄。”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构思完美的谢幕。1893年12月，福尔摩斯诞生六年后，柯南·道尔发表了《最后一案》。它打破了原有的套路：没有难解的谜题，也没有精妙的推理。这一次，福尔摩斯成为了猎物，猎手是莫里亚蒂教授——“犯罪界的拿破仑”，他在伦敦市“建立了一个犯罪帝国，市里几乎一半的案子都是他做的，而且几乎每次都干净利落地逃走了”。莫里亚蒂是一名数学家，也是第一位与福尔摩斯势均力敌的对手。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他是“一个天才，一位哲学家，一个有抽象思维的人”，他身材很高，如同苦行僧，外貌也与福尔摩斯相似。
然而，这篇故事最惊人的地方在于：这两位逻辑学家竟然都坠入了逻辑的反面，变成了眼中只有对方的偏执狂。有一次，莫里亚蒂告诉福尔摩斯：“这不只是危险……这是必然的毁灭。”最终，两人一同坠入了瑞士莱辛巴赫瀑布下方的悬崖。后来华生根据现场情况推断，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是在崖边打斗时同归于尽的。写完《最后一案》后，柯南·道尔在日记里写道：“福尔摩斯已死。”他显得很愉悦。
谈及此处，这位美国人似乎感到很震惊：柯南·道尔真的做到了。不过，他还是指出，柯南·道尔终归无路可逃。在英格兰，人们戴上黑纱悼念福尔摩斯。在美国，人们纷纷成立了“福尔摩斯复生会”。虽然柯南·道尔坚称福尔摩斯的死是“合理的”，读者们还是谴责他太残忍，要求他再把福尔摩斯写活。毕竟，没有人真的看见他掉下悬崖。格林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有一个杀人者受到了被杀者的纠缠、被迫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的话，那一定是先创造了福尔摩斯、后来又将他毁灭的那个人。”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柯南·道尔于1901年发表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主题是一个古老的家族诅咒，但情节发生在福尔摩斯死亡之前。两年后，柯南·道尔完全屈服了，重开福尔摩斯系列，在《空屋》中不无牵强地解释道，福尔摩斯当初只是假死，目的是躲避莫里亚蒂一伙的追杀。
美国人告诉我，柯南·道尔死后，福尔摩斯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后人身上。“琼女爵认为，福尔摩斯是他们一家的诅咒。”他说。他还说，她与父亲一样，也希望别人关注他其他的作品，但总是不得不屈服于成千上万的福迷——许多人给福尔摩斯写信，请他帮忙解决真实的案件。1935年，G.K.切斯特顿发表短文《走上神坛的福尔摩斯》，表达了自己对福学爱好者的看法：“这已经越过了玩笑的界线，朝着臆想幻觉的方向发展了。”
不仅如此，好几名扮演过福尔摩斯的演员也被蒙上了阴云。巴兹尔·雷斯波恩曾十多次出演这位大侦探。他在自传《角色内外》中抱怨道，由于扮演的福尔摩斯太出名了，他的其他角色都“默默无闻”，即使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公众把他和他最著名的角色混为一谈，电影厂和观众要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同一个角色。最后，他只好感慨自己“无法杀死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另一名扮演者杰里米·布雷特也感到很崩溃，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他曾经大呼：“去他妈的福尔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