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审判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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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瓦斯奎斯确信威灵汉是杀害三个孩子的凶手了。证据表明，当时地板上渗入了液体助燃剂，火焰是贴地燃烧的。如果真的像威灵汉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双脚必定会严重烧伤。但医疗报告显示他的双脚完好无损。

威灵汉坚持说，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火还在墙顶上，没烧到下面。“我用不着躲避火焰。”他说。瓦斯奎斯认为，这不可能，威灵汉是一边往外走一边放火的。先是儿童房，再是走廊，最后是大门口。后来，瓦斯奎斯这样形容威灵汉的行为：“他对我讲的故事纯属捏造……说来说去，一句真话都没有。”

然而，他没有明确的动机要这么做。三个孩子确实上了人身保险，但赔款金额不过一万五千美元，而且主要受益人是斯黛茜的爷爷，因为保费是他出的。斯黛茜告诉调查员，威灵汉是打过她，但从没虐待过孩子——“我家孩子都被惯坏了。”——她绝不相信威灵汉会杀死孩子。

官方结论是，威灵汉没有良知，他的一系列罪行最终演变成谋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此案的公诉人是约翰·杰克逊，科西卡纳副检察官。他后来接受《达拉斯晨报》采访时说，他认为威灵汉是一个“具有高度反社会倾向的个体”，将孩子们视为“自己生活的阻碍”。按照当地检察长帕特·巴切勒的说法：“孩子们是他喝酒、扔飞镖的障碍。”

1992年1月8日，火灾发生两周之后，威灵汉正跟斯黛茜一起开着车，SWAT特警队突然围了上来，让他们靠边停车。“他们把枪掏了出来，好像我们刚抢了十家银行似的，”斯黛茜后来回忆道，“我们只听到‘滴滴’两声，然后他就被抓了。”

威灵汉被指控谋杀。由于受害者有多名，按照得州法律可判死刑。与大多数得州检察官不同，有着法官梦的杰克逊个人是反对死刑的。“我认为它的威慑作用不强，”他跟我说，“我不相信它会有效果。”他还认为这是一种浪费，考虑到诉讼和上诉流程，得州每起死刑的平均费用为二百三十万美元，相当于判处四十年有期徒刑的三倍。另外，杰克逊说：“犯了错就真的不能挽回了吗？”但是，他的上司巴切勒却认为“某些犯下大罪的人就是放弃了生存的权利”，杰克逊后来也同意，威灵汉案实在太恶劣，是他从业以来“受害者人数最多的案件之一”，必须执行死刑。

威灵汉请不起律师，于是州里就为他指派了两个。一个叫大卫·马丁，前州国民警卫队员。另一个叫罗伯特·邓恩，是当地的辩护律师，从杀人到离婚，什么案子都接，自称“万事通”。（“在小城市里，你不能说‘啊，我只接某某类的案子’，那样肯定会饿毙街头。”他对我说。）

威灵汉被捕后不久，当局就收到了一名在监人员发来的消息。他名叫强尼·韦伯，与威灵汉在同一个监狱。他说，威灵汉之前向他坦白说自己“拿了一些打火机油，洒在墙上和地上，然后放了火”。威灵汉一案似乎是板上钉钉了。

即便如此，斯黛茜有几名亲戚——他们相信威灵汉有罪，虽然她本人不这样认为——告诉约翰逊，他们希望不要当庭审讯。于是，就在陪审人员选定前夕，杰克逊找到威灵汉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只要他们的客户认罪，州里就判他无期。“想到能够避免一起死刑，我当时真的很高兴。”杰克逊回忆道。

威灵汉的律师同样很高兴。他们确信威灵汉就是凶手，只要交给陪审团，肯定会被判有罪，然后就是死刑。“每个人都以为，辩护律师就一定要相信客户无罪，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告诉我，“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罪有应得。”他还多说了威灵汉一句：“所有证据都表明，罪犯百分之百就是他。就是他在房子里到处浇上助燃剂，然后把打火机油倒在孩子床底下的。”用他的话说，这是“经典的纵火案例”：“现场到处都是水坑状过火区域——这没什么好说的。”

马丁和邓恩建议威灵汉接受，但是他拒绝了。两人请来他的父亲和继母来沟通。欧根尼娅说，马丁给他们看了孩子尸体的照片，然后说：“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你们赶紧说服他认罪吧，否则免不了一死。”

两人去探监了。他父亲认为，如果儿子是无辜的，那就不应该认罪，而继母却劝他认罪。“我只是想让儿子活下来。”她对我说。

威灵汉不为所动。“我没罪叫我怎么认，更别提还是杀子这种罪。”他说。这是他最后的决定。马丁说：“我当时就觉得他疯了——现在也是一样。”

威灵汉拒绝认罪，这更坚定了检方的观点：他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杀人犯。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是这么想的。

1992年8月，审判在科西卡纳市中心一座石头建的旧法院里举行。杰克逊和各位检察官依次传唤了证人，包括强尼·韦伯和巴尔比夫妇。然而，案情的关键还是瓦斯奎斯与福格搜集的科学证据。在法庭上，瓦斯奎斯详细列举了纵火的不下“二十个迹象”。

“你认为纵火人是谁？”一名检察官问道。

“威灵汉先生。”瓦斯奎斯说。

检察官问瓦斯奎斯，他觉得威灵汉放火的动机是什么。“杀掉那三个小女孩。”他说。

辩护律师试图找一位持反对意见的火灾调查专家，但他们联系的人的观点都和瓦斯奎斯、福格一致。最后，辩护律师只传唤了一位证人：威灵汉家的保姆。她说自己不相信威灵汉会杀掉自己的孩子。（邓恩告诉我，威灵汉想要自己出庭做证，不过他和马丁都觉得不合适。）两天后，庭审结束。

在终结辩论中，杰克逊称水坑状过火区域和泼洒形状为威灵汉不容辩驳的“证词”，被火焰刻在了地板上。他手持一本从火灾现场取回的《圣经》，引用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一句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陪审团讨论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一致得出了有罪判决。正如瓦斯奎斯所说：“火是不会撒谎的。”

1999年的春季，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来找狱警，报上了卡梅隆·托德·威灵汉的名字。她也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她当时四十七岁，是一名休斯敦的法语教师兼剧作家，离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监狱。几周前，一个在反死刑组织工作的朋友找到她，鼓励她跟一个等待死刑执行的犯人做笔友，于是吉尔伯特就报上了姓名和地址。没过多久，威灵汉的回信就来了，笔迹潦草，字数也不多。“如果你愿意回，我很愿意与你通信。”他写道，还问她能不能来看看他。也许是出于作家的好奇心，抑或是一时冲动（她刚刚收到前夫患癌症去世的消息，心情很低落），她同意了。现在，她站在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一家老旧监狱的门前——在监人员管它叫“死坑”。

她穿过铁丝围栏和探照灯，在岗哨还被搜了身，最后进了一个小房间。几英尺外坐着一个杀了多名婴儿的罪犯，他穿着白色号衣，后面印着黑色的大写字母“DR”，是“Death Row”的缩写，意为“等待死刑”。左臂肱二头肌上有毒蛇和骷髅图案的文身。他身高近六英尺，肌肉强健，但双腿已经在多年的监禁生活中萎缩了。

她和威灵汉之间隔着一层有机玻璃。吉尔伯特一头棕色短发，散发着书卷气，有些不安地看着他。之前有一个狱友叫他“婴儿杀手”，于是两人大打出手。入狱七年以来，他与管教发生过一系列摩擦，时常被关禁闭，也就是“下地牢”。

威灵汉礼貌地跟她打了招呼，看上去对她的到来很是感激。他被定罪以后，斯黛茜为他的获释奔走过。她给时任得州州长安·理查德写信说：“在孩子方面，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因此，我相信他绝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但是，不到一年，斯黛茜就申请了离婚。来探望威灵汉的基本上只有父母，老两口每个月从俄克拉荷马州开车过来看他一次。“只有父母让我记得自己还是个人，而不是州当局描述中的禽兽。”他有一次这样对吉尔伯特说。

他不想谈死刑的事。“我住的地方是地狱，”他后来给她写信说，“每当有人来看我，我都想从这里跑出去。”他会问她课上得怎么样，艺术创作怎么样。吉尔伯特是个写剧本的，他怕她把自己看得“扁平”了。他还为自己糟糕的沟通能力道歉，他现在很难分清监狱和外面的氛围。

吉尔伯特问他，用不用自己从自动贩卖机里给他买点吃的喝的，他拒绝了。“别误会，我不要这些东西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后来给她回信说，“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进监狱就是为了这种东西。”

有人提醒她，犯人经常会忽悠访客。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于是告诉她：“我是个简单的人。仅此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一个被定了罪还想要操纵别人的杀人犯。”

两人的会面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继续保持通信。他的来信中似乎包含着反思，很打动她，完全不是她预料的样子。“我是一个真诚的、有感情的人，”他写道，“不会编造自己的感受或想法。”他说自己以前是个封闭的人，跟他父亲一样。但是，他补充道：“失去了三个女儿……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生活，该醒一醒了。我已经学会了打开心扉。”

她同意再来看他。几周后她回来时，他的感动是显而易见的。“在监狱里，外面的人从来不把我当人，一个妻离子散但还是坚持走下去的人，”他后来写信对她说，“但是，你回来了！我觉得，你大概还不知道你的到来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随着信件的不断往来，她开始问他那场大火的事。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如果真的有人在房子里浇上了助燃剂，然后点了火，那么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吉尔伯特并不天真——她认定他是有罪的。她不介意给他安慰，但不是来帮他翻案的。

不过，她还是对案子产生了好奇。当年秋天，她驱车前往科西卡纳法院查阅卷宗。当地有很多人还记得这场悲剧。一名工作人员有些困惑，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活活把自己孩子烧死的男人感兴趣。

吉尔伯特拿到卷宗，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查阅目击证词时，她注意到了几处矛盾。戴安·巴尔比称，消防局来到火场之前，威灵汉从未试过往屋里闯。然而，她当时在打火警电话，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在现场。同时，她女儿布菲说，自己看到威灵汉站在门廊上砸窗户，显然是想救孩子出来。现场的消防员和警方都说，威灵汉发了疯似的想进屋。

1992年1月初，警方得出了威灵汉可能犯了谋杀罪的结论。之后的目击证词就越发负面了。在戴安·巴尔比最初的口供里，威灵汉被描述为“歇斯底里”，她还描绘了房屋正面的爆炸景象。但是，到了1月4日，火灾调查员开始怀疑威灵汉有罪之后，巴尔比就说他当时完全有可能回去救人，因为她在外面只能看到“房子里面在往外冒烟”，而且烟不是“特别大”。

莫纳甘证词的前后变化更大。在第一份证词中，威灵汉是一个深受打击、屡次犯险的父亲，要外人拉住才行。然而，调查员准备逮捕威灵汉时，他却说威灵汉当时过于情绪化了（“他的那种紧张感，就像是眼看着刚生下来的孩子死掉的母亲一样”）；他还说自己有一种“直觉”，觉得威灵汉“与起火有某种关联”。

众多研究表明，证人对事件的回忆往往会随着背景信息的更新而改变。伊特利·德洛尔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深入研究过刑侦过程中的目击证人与专家证词。他告诉我：“心智不是被动接收的机器。只要你有了信念，或者期望，对信息的感知和记忆方式都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