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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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莱纳抚养弗雷德里克到两岁半——“他跟其他小孩一样，完全正常。”她说。后来，在她父母的要求下，儿童福利机构介入了。吉莱纳的一个亲戚形容她“喜欢喝酒跳舞，整夜不归。她不想跟那个孩子有任何关系”。吉莱纳坚持说，她已经在另一家工厂找了个工作，完全有抚养能力，但法官还是把监护权判给了她的父母。多年以后，吉莱纳给弗雷德里克写信说：“你是我的儿子。两岁的时候，他们把你从我身边偷走了。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分开，如今竟成了两个陌生人。”

弗雷德里克说，他妈妈特别想要别人的关注。他们没见过几次面，她每次都装出得了不治之症的样子，于是他就只能赶紧去帮忙。“她看我担惊受怕就感到开心。”他说。吉莱纳对此是否认的，但她也承认，有一次自己要轻生，儿子就只好过来找人帮忙。

五岁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跟随外祖父母去了穆尚普，南特东南方的一个小村。弗雷德里克有一半的阿尔及利亚血统，没有爸爸，还穿着从天主教慈善机构领来的旧衣服，在村子里很受排斥。于是，他开始在学校里吹牛。他说爸爸是“英国特工”，所以不在身边。雅文·布尔格伊在小学里教过他，说他早熟，有魅力，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观察力，画出来的漫画风格奔放，也挺好看。“他总能和人建立起联系。”布尔格伊回忆道。他还注意到了一些心理压力的迹象。有一次，弗雷德里克跟外祖父母说，一个邻居骚扰他。不过，村子里大家关系都很紧密，也就没人当回事。弗雷德里克在一幅漫画里，描绘了自己在河里快淹死了的画面。他的行事越发乖张，会大闹课堂，还偷邻居家的东西。十二岁的时候，他被送去了南特市的格雷茨利私立少年收容机构。

在那里，用一名老师的话说，他的“小剧本”越发魔幻了。伯丁经常假装失忆，故意在街上“走丢”。1990年，刚过完十六岁生日，弗雷德里克就被迫去了另一家少年收容所，很快他就跑掉了。他搭车去了巴黎，又饿又怕的他捏造了第一个假身份：他走近一名警察，说自己是走丢的英国儿童，名字叫吉米·塞尔。“我梦想着他们会把我送去英国，在我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要更美好。”他回忆道。当警察发现他几乎不会讲英语时，他就讲了实情，然后被送回了收容所。但是，他学会了一套所谓的“窍门”，并开始凭借这门本领漫游全欧，在孤儿院和福利院之间来往寻觅，想要找到一处“完美的收容所”。1991年，他出现在法国的朗格勒，假装生病，被送进了圣迪济耶的一家儿童医院。医疗报告显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他只通过纸笔回答问题，说自己名叫弗雷德里克·卡西斯——姓是根据父亲的名字“卡西”编造的。给弗雷德里克看病的医生叫让-保罗·米兰尼斯，他在一封给儿童福利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接诊了一名离家出走的少年，没有说话能力，完全脱离了之前的生活。”

伯丁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一个家，一所学校。就这么简单。”

几个月后，医生们开始揭开他的过往，于是伯丁坦白了真实身份，然后继续流浪。“我宁愿一个人走，也不想被别人带走。”他告诉我。在冒名顶替生涯中，伯丁经常自己揭露真相，仿佛暴露带来的关注与骗局本身同样刺激。

1992年6月13日，扮演过十多个不同的小孩之后，伯丁也满了十八岁，成了一个法定的成年人。“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里度过的，然后突然有人告诉我‘到此为止了，你自己上路吧’，”他回忆道，“我怎么可能成为自己无法想象的存在呢？”1993年11月，他装成一名哑童，躺在法国奥什镇的街道中央，被一名消防员送到了医院。当地报纸《南比利牛斯快讯》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文中问道：“这名哑童……从何而来？”第二天，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题为神秘哑童至今仍未透露他的秘密。跑出去后，他被发现在附近故技重施，承认自己就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南比利牛斯快讯》于是宣告：奥什哑童会说四门语言。

伯丁的假身份越来越多，于是他试图抹杀掉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天，穆尚普市长接到了一通来自“德国警方”的电话，通知他伯丁的尸体在慕尼黑被发现。伯丁母亲回忆道，知道消息后，“我的心跳都停了”。伯丁一家一直在等着尸身运抵，但杳无音信。“这又是一个弗雷德里克的残酷游戏。”他母亲说。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伯丁已经犯下了多起向警方和地方治安官说谎的罪行，国际刑警组织等机构也对他日益关注。1995年，法国人气电视综艺节目《一切皆有可能》的制片人邀请了他。伯丁走上舞台时，脸色苍白，似乎连青春期都没到，主持人挑逗性地问观众：“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迈克尔、于尔根、凯文，还是佩德罗？他的真实年龄呢——十三岁，十四岁，还是十五岁？”在被问到为何要这样做时，伯丁还是坚持说他只是想要关爱和家庭。他总是这样说，于是成为了骗子界里罕见的既让受骗者愤怒又能博得同情的人物。（他母亲对儿子公开宣称的动机的解释就不怎么客气了：“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合理的借口。”）

《一切皆有可能》的制片人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甚至给了他一份台里新闻编辑室的工作。但是，他很快就离开了。其中一位制片人后来对记者说，他去创作“内心戏”了。有时，伯丁的骗局被上升到了存在主义的高度。他的一位法国崇拜者开了一个网站以宣扬他的变身，将他誉为“生活的演员，全新人类认同哲学的使徒”。

有一天，我去拜访伯丁，他讲了把自己装扮成小孩的办法。他在《猫鼠游戏》等电影里见过一些冒名顶替者，他说自己想要和他们一样，努力把犯罪提升为一种“艺术”。他说，第一步是想出一名要扮演的小孩。接着，他会逐渐充实他的生平和习惯，从籍贯、家庭到抽动症。“关键就是不能事事撒谎，”伯丁说，“否则会穿帮的。”他说自己一直坚持的信条是“能简则简”“虚虚实实”。选名字的时候，他喜欢用跟自己的回忆有深刻联系的，比如卡西斯。“名字是绝对不能忘的。”他说。

他把自己的行为比作当间谍：表面细节都可以换，内核一定不能变。这样不仅更容易取信于人，还让他能够保住部分的自我，坚守某种道德的核心。“我知道自己可能很残酷，但我不想成为怪物。”他说。

想好角色后，他就会照着去易容——精心剃去胡须、用脱毛膏除去睫毛。他习惯穿肥大的长裤和袖子能包住手腕的衬衫，突出自己的“小”。他会在镜子前问自己，别人眼里的自己，会不会是他想要别人看到的样子。“最不该做的就是自欺欺人。”他说。

身份捏造好了，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找到自己与角色的共同点——许多演员都会用这种技巧。“大家总是问我，‘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呢？’”他告诉我，“我觉得自己能当好演员，就像施瓦辛格或者史泰龙那样。但是，我不想扮演某个人。我想成为某个人。”

为了方便融入现实社会，他还会让当地部门误以为他扮演的角色确实存在。他在奥尔泰兹就是这样做的，打热线电话，声称有人身处险境。当局一般不会讯问看似困苦的小孩子。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伯丁长得太成熟了，他也不会辩驳。“小年轻就是想看起来老练些，”他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赞扬。”

虽然他强调自己很精明，但也大方地承认了骗子们都明白却很少说出来的真理：骗人并不难。人们对其他人的行为都有一些基本的预期，很少去警惕对方会不会打破这些预期。利用某些原始需求——虚荣、贪婪、孤独——伯丁这样的人就能打消他人的疑虑。于是，大多数骗局都漏洞百出，甚至荒谬绝伦，揭穿时简直显而易见得让人面颊发烧。伯丁的把戏一般是利用他人的善意，而不是诱发更阴暗的渴望。他说：“没人会想得到，可怜的小孩竟然会撒谎。”

1997年10月，伯丁告诉我，他当时在西班牙利纳雷斯的一所少年收容所。负责的儿童福利法官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来证明自己真的只有十几岁，否则就要采集他的指纹了。国际刑警组织可是已经把他的指纹备案了。伯丁知道，作为一个有案底的成年人，他很有可能会坐牢。他曾经试图逃跑，但被抓了回来，之后的行踪就受到了员工监视。于是他做了一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同时也让他朝着“怪物”更进了一步，虽然他此前一直说自己不想当“怪物”。他这次的身份不是捏造的，而是偷来的。他假扮了一名十六岁的得克萨斯失踪男孩。伯丁已经二十三岁了，他不仅要让当局相信自己是一个美国小孩，还要让失踪男孩的家人也相信。

伯丁说，这个计划是在半夜想到的：如果他能让法官以为自己是美国人，可能法官就会放他走。他申请使用所里的电话，拨给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国立失踪绑架儿童中心，要来了一个真实身份。他操起旅途中学到的英语，自称名叫乔纳森·杜立安，是利纳雷斯少年收容所的所长。他说所里来了一名受惊的小孩，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是说英语，美国口音。伯丁以自己为模板描述了小孩的模样——又矮又瘦，下巴突出，棕发，门牙有缝——并询问数据库里有没有长相类似的人。经过查找，伯丁回忆道，中心的一位女职员说可能是尼古拉斯·巴克莱。巴克莱是1994年6月13日在圣安东尼奥被报告失踪的，时年十三岁。报告里说，巴克莱最后一次被看到时身穿“白色T恤、紫色长裤、黑色网球鞋，背着粉色双肩包”。

伯丁说，他当时故意用怀疑的口气问，中心能不能发来更多巴克莱的相关资料。女职员说，可以第二天把巴克莱的失踪启事寄过去，传真当时就可以发。他报了借用办公室的传真号，然后就挂断电话等着。他朝门外看有没有人过来。阴暗的走廊静悄悄的，但是能听见脚步声。启事终于通过传真发过来了。字迹很模糊，大多不可辨认。但是，照片长相跟他差不太多。“我能搞定。”伯丁一边想一边回忆道。他很快给中心拨了回去，告诉女职员：“我有个好消息。尼古拉斯·巴克莱就在我身边。”

她大喜过望，于是给了他圣安东尼奥警局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官的号码。他说，这一次自己装成西班牙警方，给美国警官打了电话，讲了从中心女职员处获得的尼古拉斯的具体信息——比如粉色双肩包——宣称失踪儿童已经找到了。警官说，他会联系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伯丁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捅下多大的娄子。

第二天，伯丁在利纳雷斯收容所截下了一个来自国立失踪绑架儿童中心的包裹，收信人写着乔纳森·杜立安。他撕开信封，里面是清晰的尼古拉斯·巴克莱失踪启事副本。上面有一个瘦小男孩的彩色照片，脸色苍白，蓝眼睛，头发是偏黄的浅棕色。启事上列出了几项辨认特征，包括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间文着一个十字架。伯丁看着照片，自言自语道：“我完蛋了。”不光是没有文身，他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深棕色的。他赶忙去院子里把启事烧了，然后进浴室给头发做了漂白。最后，他找到一个朋友，用缝衣针和钢笔墨水赶制了类似巴克莱那样的临时文身。

不过，眼睛还是个问题。他绞尽脑汁地编故事解释。他被一个儿童卖淫团伙绑架，用飞机运到欧洲，受尽了折磨，他们甚至对他进行了人体实验？行，这就能解释眼睛的事了。人贩子往他眼睛里注射了化学药品。他之所以不会说得克萨斯话了，是因为在三年多的监禁生活中，他们不让他讲英语。他是从西班牙的一间锁住的房子里跑出来的，当时看守不小心忘关门了。这个故事很疯狂，违反了“能简则简”的原则，不过这也是迫不得已。

没过多久，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响了。伯丁接了。来人是尼古拉斯·巴克莱同母异父的姐姐卡雷·吉布森。“天啊，小尼，是你吗？”她问道。

伯丁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压低声音说：“嗯，是我。”

尼古拉斯的妈妈贝弗利接过电话。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块头很大，脑袋很宽，头发染成棕色，在圣安东尼奥的唐恩都乐上夜班，一周无休。她跟尼古拉斯的爸爸一直没结婚，独自抚养尼古拉斯和他姐姐卡雷、他哥哥杰森长大。（她跟卡雷和杰森的爸爸离婚了，不过还是在用前夫的姓，多拉希德。）她以前吸海洛因成瘾，在尼古拉斯小时候费了很大力气戒毒。他失踪后，她又开始吸毒了，还用了新品种美沙酮。卡雷说，虽然日子很苦，贝弗利作为母亲还是不错的：“她可能是吸毒的人里最清醒的那种了。我们会一起玩，家里挺整洁，也没断过粮。”或许是为了补偿过去不安定的生活，贝弗利很注重作息规律：晚上10点到早晨5点在店里工作，然后去“好日子酒吧”玩弹球喝啤酒，最后回家睡觉。她有粗糙的一面，嗓子抽烟抽哑了，但是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为人和善。下了夜班，她会把卖剩下的甜甜圈都送去流浪儿收容站。

贝弗利把话筒凑到耳朵边上，另一边传来了小孩般的声音，说他想回家。她告诉我：“我惊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都不好使了。”

卡雷已经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贝弗利戒毒期间，往往是她在维持一家人的团结。尼古拉斯失踪后，妈妈和弟弟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卡雷只是希望一家团聚。她主动提出去西班牙接尼古拉斯回来。她在一家包装货运公司做售后，单位同意给她报销路费。

几天后，她在一名美国使馆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收容所，伯丁当时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但是，就算真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也没有因此住手。他用围巾裹住自己的脸，戴上帽子和墨镜，然后走出了房间。他本来以为，卡雷肯定会马上认出自己不是她的小弟弟。然而，她冲过来抱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