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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卡雷都是理想的下手对象。“我女儿心肠特别好，很容易被人操纵。”贝弗利说。卡雷只去墨西哥的蒂华纳参加过一次派对，此外从没出过国，也不熟悉欧洲口音或西班牙。尼古拉斯失踪后，她经常看有关可怕的儿童绑架案的电视报道。她身上有两重压力：一是公司给她出了路费，二是她要代表全家确认此人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弟弟。
虽然伯丁叫她“卡雷”，而不是像尼古拉斯以前那样叫“姐姐”，而且有法国口音的痕迹，卡雷还是说她可以确定他就是尼古拉斯。不是因为他不可言说的苦难故事没有漏洞。不是因为他的鼻子很像她的叔叔帕特。也不是因为他有着和尼古拉斯一样的文身，而且知道很多家里的细节，能叫出不少亲戚的名字。“是因为你的心，你想要去相信。”卡雷说。
她给伯丁看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伯丁每张都看得很仔细：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这是我爷爷。
有了卡雷的担保，美国和西班牙警方都没有提出异议。尼古拉斯仅仅失踪了三年，而且联邦调查局的职责也不包括怀疑自称是失踪儿童的人。（该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之前局里从没遇到过伯丁这样的案子。）马德里警方称，卡雷宣誓说伯丁就是她的弟弟，而且是美国公民。他拿到了美国护照，第二天就乘机返回了圣安东尼奥。
伯丁曾幻想着融入一个真正的家庭。但是，在去美国的途中，用卡雷的话说，他开始“惊恐不安”，颤抖，出汗。她想要安慰他，结果他说自己觉得要坠机了。他后来说，要是真坠机就好了：否则怎样才能逃出自己挖下的坑呢？
飞机于1997年10月18日平安降落，尼古拉斯一家都来接机了。伯丁从卡雷的照片中认出了他们：贝弗利，尼古拉斯的母亲；布莱恩·吉布森，卡雷当时的丈夫；布莱恩与卡雷十四岁的儿子科迪、十岁的女儿尚特尔。只有尼古拉斯的哥哥杰森没来，他当时正在戒毒恢复期，住在圣安东尼奥。一位朋友录下了重逢的过程。在视频里，伯丁裹得很严实，帽檐压得很低，棕色的眼睛挡在墨镜后面，已经开始褪色的文身被手套盖住。伯丁本以为尼古拉斯的亲戚会“绞死”他，但他们都冲过来拥抱他，诉说思念之情。“我们都被情绪冲昏了头脑。”科迪回忆时说。但是，尼古拉斯的妈妈没有上前。“她看上去丝毫不激动”，不像“看到自己的儿子”时应该有的样子，尚特尔告诉我。
伯丁怀疑贝弗利起了疑心，不过她最后也过来迎接他了。一家人进了卡雷的加长林肯轿车，在麦当劳点了吉士汉堡和薯条。据卡雷回忆，“他坐在我妈妈身边，跟我儿子聊天”，大谈“多么怀念学校，还问什么时候能见到杰森”。
伯丁跟卡雷、布莱恩住在一起，而不是贝弗利。“我上夜班，觉得扔下他一个人不好。”贝弗利说。卡雷和布莱恩住在圣安东尼奥以北三十五英里的春枝城的一处房车里，周围是僻静的树林。轿车走在土路上，旁边驶过拉着煤渣砖的卡车，还能听见狗朝着引擎声吠叫。一路上，伯丁都盯着窗外。用科迪的话说：“我们这里没有网，一路到圣安东尼奥都没有信号。”
窄小的房车跟伯丁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不太一样。他跟科迪一个屋，睡在地上的泡沫床垫上。伯丁知道，要想成为尼古拉斯，瞒住自己的“家人”，他就要了解尼古拉斯的一切。于是，他开始挖掘信息，偷偷翻看抽屉和相册，观看家庭视频。伯丁每次从家里的一个人那里知道了尼古拉斯当年的某个细节，就会把它讲给另一个人听。比方说，他说有一次尼古拉斯把科迪从树上摇了下来，布莱恩对此很生气。“他知道这件事。”科迪回忆道，依然对伯丁的知根知底程度感到惊奇不已。贝弗利注意到，伯丁跪着看电视，跟尼古拉斯一样。尼古拉斯的多名家人对我说，伯丁看上去比尼古拉斯冷淡，口音也有点奇怪，他们都觉得这是因为他自己讲的苦难遭遇。
伯丁逐渐过上了尼古拉斯的生活，他对两人的一些共同点感到震惊。尼古拉斯的失踪日期恰好是伯丁的生日。两人都来自贫困的单亲家庭。尼古拉斯与父亲几乎没有联系，后者多年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儿子。尼古拉斯是个可爱但孤独的儿子，脾气不好，渴望获得关注，在学校里经常惹麻烦。他有一次偷网球鞋被抓住了，他妈妈还想过送他去少管所。（“我管不了他，”贝弗利回忆道，“控制不住他。”）尼古拉斯幼年时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铁杆粉丝，收集了全套专辑，甚至有一件和杰克逊在《颤栗》的MV里面穿的那件一样的红色皮夹克。
贝弗利讲，伯丁很快就“融入”了。他进了一所高中，每天晚上做作业，科迪溜号时还会教训他。他跟科迪一块玩任天堂游戏，还跟全家一起看卫星电视。与贝弗利见面时，他会上前拥抱，嘴里说着：“你好，妈妈。”他偶尔还会在周日跟家人一起上教堂。“他真的挺好的，”尚特尔回忆道，“特别友善。”有一次，卡雷给伯丁拍家庭视频时问他在想什么。“回到家里，跟大家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他答道。
11月1日，伯丁住进新家后不久，私家侦探查理·帕克正坐在圣安东尼奥的事务所里。房间里到处都是精心隐藏的摄像头：一个放在眼镜后面，一个藏在钢笔里面，还有一个在十速自行车的把手上。墙上挂着帕克出外勤时拍的一张照片：一名已婚妇女和情人正从公寓窗户里往外瞟。雇主是她的丈夫，他将这张照片称为“来钱照”。
帕克的电话响了，是电视节目《证据确凿》的制片人。后者听说了十六岁少年尼古拉斯·巴克莱的传奇回归，于是想雇帕克协助调查这件绑架案。帕克同意了。
帕克年近六十，一头银发，声音刺耳，活像廉价侦探小说里的人物。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大红色的丰田敞篷车，当时跟朋友说：“你觉得老头开这车怎么样？”虽然帕克一直想当私家侦探，不过之前三十年他都在卖建材和木料，最近才得偿所愿。1994年，帕克遇到了一对圣安东尼奥的夫妇，他们二十九岁的女儿遭到强奸，还受了致命刀伤。这件案子没有破，于是他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在研究它。他发现，一名最近假释的杀人犯之前住在受害者家旁边。于是，他来到屋外蹲点，坐在一辆白色面包车里，拿着红外望远镜往里面看。嫌疑人很快被捕，最后定了谋杀罪。受到这次经历的鼓舞，帕克成立了一个“谋杀俱乐部”，专门破解冷门案件。（成员包括一名大学心理学教授、一名律师、一家炸货店的厨师。）不出几个月，俱乐部就找到证据将一名空军军人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勒死了一名十四岁少女。1995年，帕克获得私家侦探执照，于是就离开了从事一生的木材生意。
帕克跟《证据确凿》制片人谈过之后，很容易就知道了尼古拉斯·巴克莱住在卡雷和布莱恩家的房车里。11月6日，帕克和制片人、摄制组一行人来到此地。家人不想让尼古拉斯跟记者说话。“我很注重隐私。”卡雷说。但是，伯丁来到美国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了，他同意发声。“我当时希望获得关注，”他说，“这是一种心理需求。放到今天，我是不会做同样的事的。”
帕克站到一边，热切地听着这位年轻人讲述他编造的故事。“他冷静得像根黄瓜一样，”帕克告诉我，“没有低头，没有肢体语言。什么都没有。”但是，帕克对他奇怪的口音感到迷惑。
帕克在尼古拉斯·巴克莱的架子上看到了他小时候的照片，看看照片，又看看眼前的这个人，不禁觉得不对劲。他曾听说，人的耳朵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指纹一样，于是走到摄影师跟前，小声说“给他的耳朵一个特写。越近越好”。
帕克把这张尼古拉斯·巴克莱的照片揣进口袋。采访结束后，他马上回到办公室，用扫描仪将照片传到了电脑里。接着，他研究了《证据确凿》的采访录像。帕克把耳朵放大了比对。“有点像，不过不一样。”他说。
帕克请教了多名眼科专家，问他们注射化学药品能否将眼睛从蓝色变成棕色。医生说不能。帕克还与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的方言专家通了电话，得知一个人即使被监禁三年，也能很快恢复母语的口音。
帕克将自己的怀疑告知了当局，虽然圣安东尼奥警方之前已经宣布“自称尼古拉斯·巴克莱的回归男孩就是尼古拉斯·巴克莱本人”。帕克害怕尼古拉斯一家身边正住着一名危险的陌生人，于是给贝弗利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发现。据他回忆，他当时说：“不是他，夫人。不是他。”
“不是他？你什么意思？”她问道。
帕克讲了耳朵、眼睛和口音的事情。他在档案里写道：“家属感到难过，但坚称那就是小尼古拉斯。”
帕克说，他几天后收到了伯丁一通怒气冲冲的电话。虽然伯丁否认自己打过，但是帕克把它记录在案了。根据记录，伯丁当时说：“你以为你是谁？”帕克说自己不相信对方就是尼古拉斯，这时伯丁回敬了一句：“移民规划局相信我就是尼古拉斯。家人也都相信。”
帕克在想，要不就算了吧。他已经通知了警方，而且调查合同也快到期了。他手头还有别的案子。而且，毕竟知子莫若母。然而，男孩确实有法国口音，可能还带点摩洛哥腔。果真如此，一个外国人来到得州的偏远森林，跟另一家人住在房车里是何居心呢？“我以为他是恐怖分子，我敢对天发誓。”帕克说。
贝弗利租住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栋破旧公寓楼里，帕克去看她时就开始跟踪伯丁了。“我在同楼租了个屋子，看着他出门，”帕克说，“他直接去了公交站，戴着随身听，还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
伯丁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觉得跟卡雷、贝弗利一起住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走出家门，在街上游荡。“我并不喜欢走进另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似的，”他说，“我还没做好准备。”有一天，卡雷和全家给了他一个纸盒子。里面放着尼古拉斯的棒球卡、唱片和各种纪念品。他小心翼翼地一样样拿起来。有一封信来自尼古拉斯的一个女朋友。他一边读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不是他。”
来到美国两个月后，伯丁开始受不了了。他脾气很大，不爱理人，用科迪的话说就是“不正常了”。他不去上课了（有个同学嘲笑他说话像“挪威人”），然后就被留级了。12月，他开上布莱恩和卡雷的轿车去了俄克拉荷马。一路上车窗大开，播放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尖叫》：“我受够了诡计/谎言是恶心的……求你发发慈悲/因为我快受不了了。”他因超速被警方拦了下来，然后被捕了。贝弗利、卡雷和布莱恩把他从警察局领回了家。
他的生母吉莱纳说，伯丁往欧洲给她打了电话。他与母亲有不少矛盾，但似乎依然思念着她。（他给她写过一封信：“我不想失去你……要是你不见了，我也会跟着消失。”）吉莱纳说，伯丁悄悄跟她讲自己在得克萨斯，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她相信伯丁是她的儿子。吉莱纳感到很难过，就把电话挂了。
圣诞节前不久，伯丁走进浴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棕色的眼睛、染过的头发。他抓起剃须刀，开始划自己的脸。他被送进当地医院的精神病诊室观察了几天。后来，伯丁在笔记本里这样改写了尼采的一句话：“与恶龙缠斗之时，小心不要成为另一条恶龙。”他还写了一首小诗：“我的生活是虚幻的，每一天都是希望的影子/我真实的生活从未开启，我真实的事业从未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