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了哪里？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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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搞清楚的就是这个。”

谢伊缠着绷带，有点坐立不安：“有人说不记得最好。我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不是要救人这件事，也许有助于应对这种应激后……随便你怎么称呼吧。”

桑德伯格问队里跟他一块去的人里有几个失踪了。谢伊第一次从绷带里把头抬起来。“全失踪了，”他说，“除了我一个。”

他从没想过当消防员。他来自消防员世家——爷爷、伯伯、爸爸、哥哥都是——但他是个异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那种肌肉男”。跟许多人相比，他的身材要小一些，更有书卷气。他不喜欢运动，也不喜欢喝酒。他起初是做软件的，干得很棒。但是，1998年的时候，他觉得应该继承祖业了。

2001年夏天，初到40号消防车队的35号云梯车队时，他凌晨3点钟就到了。其他人正好出勤，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鸡蛋、法式吐司和浇着巧克力的草莓迎接他们。“他们看着我，就好像在说‘这个疯子是谁？’。”谢伊回忆道。

“很多同事都不知道该拿小凯怎么办。”史蒂夫·凯利说。

但是，他对工作展现出了近乎虔诚的投入。后来，他渐渐发现，自己岗位的要求就是乐于助人。对长官要斩钉截铁：“是，长官！”“不是，长官！”听电话时则要内敛：“我是消防员凯文·谢伊。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虽然不少同事觉得谢伊受了这么重的伤，肯定要退休了，但是他承诺要在圣诞节前重返岗位。“我有家庭，”他说，“但这里也是我的家。”

在恢复期，他坚持肌肉锻炼和高蛋白饮食。但是，他跟某些失忆的人不一样，他忘不了自己忘了某些事。不管是随便看电视节目，还是遇见了失踪人员的家属，他都会想起记忆中的空白。

有一次，一名消防员无意间向谢伊提起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有一名孤独的搜救员，他没有努力把遇难者搬出来，而是在双塔前吓坏了，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人。”谢伊说。

他哥哥布莱恩告诉我：“他需要把事情搞清楚。我不想三十年以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莫名的愤怒。我不想他变成那种精神崩溃的越战老兵。”

他也认为，恢复这段记忆是有必要的——“不管最后发现什么。”于是，他连绷带都没拆，就开始像侦探一样分析线索。

侦查的起点是一份病历，上面写着：“患者，三十四岁，白人男性，消防队员……在世贸中心外围被掉落物击中，失去意识。”

谢伊很快查到了9月11日接诊自己的神经科医生是谁，然后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细节。医生说，他只知道谢伊是在担架上被抬进来的，颈部伤口似乎是从前部击中的。“还有别的吗？”谢伊问，“什么都行。”

医生想了一会儿。“嗯，我还记得一件事，”他说道，“你说自己朝着亮光爬了二百英尺。”

谢伊不记得爬过，甚至不记得这样说过。“我脖子都断了，怎么能爬二百英尺？”谢伊问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试图采用更系统的办法。他采访了亲朋好友，问他们记不记得自己在医院里透露了什么细节，他自己后来都忘了的细节。有人告诉他，他当时说自己抓着一个紫色的K类灭火器，是扑灭飞机失火用的。

后来，知道他在找线索的人多了，他被信息淹没了。一天早晨，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了一张名单，上面有几十个人，都说自己有消息。“人们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说‘是啊，我当时就在现场，是我把你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乔·帕特里切洛，消防队副队长，谢伊跟他认识很多年了。他打来电话说，第一座塔楼即将倒下时，他看到了谢伊。“你在指挥中心拥抱了我，”帕特里切洛说，“你记得吗？”

“什么指挥中心？”

“南塔里的。”

谢伊脑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一个满是人的房间。他们站在即将分崩离析的南塔大堂里。“我记得。”谢伊后来告诉我。“我敢确定，”他兴奋了起来，“其他事情可能也会想起来的。”

没过多久，谢伊接到了一名当时在现场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谢伊，谢伊是在阿尔巴尼大街的瓦砾中被发现的。谈话之后，谢伊拿出一张纽约市地图，在面前展开。他测量了南塔大堂——他在那里拥抱过帕特里切洛——到阿尔巴尼大街的距离，回想自己是怎么过去的。他做了几条笔记：第一座塔楼倒下十分钟前见过帕特里切洛。塔楼九秒钟内就倒了。阿尔巴尼大街，隔着一个街区。

他努力不做假设，但还是忍不住开始构建故事的片断。“我是在阿尔巴尼大街被发现的，”他要把这作为事实告诉别人，“我在大堂指挥中心里，拥抱了副队长帕特里切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