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了哪里？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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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伊摇下车窗，任由风拂过脸庞：“没事。”

我们到教堂的时候，几十名消防员已经列队站好了。里面没有尸身。棺材本来应该放在祭坛边上的，现在用一顶消防头盔代替。“我永远忘不了那段记忆，”金利的一位兄弟在悼词中说道，“我相信，时间会抚平这份伤痛，因为记忆永远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鲜活。”

我瞟了谢伊一眼。其他人都开始抽泣了，而他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表情极其空洞。

到了10月末，谢伊开始对寻找记忆失去兴趣了。“有什么意义呢？”他问我，“我要找出什么呢？他们都死了。”

有一天，他从一位死去同事的亲属那里得知，9月11日的一则新闻视频表明，40号消防车队的人和他的卡车进入了双塔范围内。他想，任务终于结束了，于是准备观看视频。在这份颗粒感十足的视频里，他看到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进去了，但他没有。“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谢伊说，“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最后，他不再寻找答案了，而是投入到了帮助遇难消防员家属的工作中。他多次担任募捐活动的主题发言人，虽然他的手腿挫伤的地方，还有手术去除了大量受损组织的腹股沟区域仍然疼痛不已。去年11月份，他几天前刚从加州的另一次活动上回来，就又去了布法罗的一次筹款会，那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不肯让自己痊愈，”斯黛茜告诉我，“他承受了太多伤痛，但他什么都不肯说。”

他正看着场地，这时，一个陌生人提出要跟他合影。他走开了。

第二天清晨，587次航班在肯尼迪机场附近的洛克威半岛坠毁。记者相信这也是一次恐怖袭击，于是试图请谢伊发表评论。他没有跟他们说话，而是走进酒店健身房，戴着颈托走上了楼梯机，看着电视里大火燃烧的画面。“请问你有什么感受，谢伊先生？”他模仿着记者们说道，“请问你有什么感受？”

“他开始做噩梦了，”斯黛茜说，“拳打脚踢的。”

他告诉我：“我记得梦的内容。”

一度压抑的情感卷土重来。他时不时地流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他说。

他看了一篇讲创伤后应激的文章，还画下了文中的一句话：“伤痛不是问题。这是恢复的第一原则。”

到了12月初，消防站里的很多人也表现出了症状。“这是有征兆的，”凯利告诉我，“大家的婚姻也开始起火了。我不知道酗酒是不是比以前更严重，但肯定是有。”

虽然其他人都在消防站“大家庭”里寻求庇护，但谢伊之前离开了一阵子，现在感到了疏离。许多顶替死者的新人基本上不认识他，谢伊第一次试着重新融入团体。“跟他们在一起，”他说，“这是我现在的头等大事。”

他们一起去罗斯福岛参加反恐培训。“他兴奋极了，”斯黛茜说，“他又能穿上制服了。”

12月中旬，他的颈托拆了。断骨自然长好需要一年时间，之后他就有可能重返一线了。然而，在大家吃饭聊天的厨房里，他觉得别人都在躲着自己。有时，他上午来了，几乎没人认出他，他说，他想要引起话题，但他们似乎不感兴趣。“许多人连看都不愿意看我，”谢伊有一天在车里告诉我，“说起来奇怪，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我让他们想起了其他人。”

还是12月，谢伊有一天醒来，独自站着。“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我跟伙计们一块死了，事情就简单多了。”他说。

凯利告诉我：“真是不忍心看。每次我跟他讲话，他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凯利接着说道，“首先，他需要身体上的痊愈。在此之后，他就有希望归队，当一名全职的消防员，他就靠这个活着了。他肯定会往上升的，他很擅长看书。”

9·11袭击三个月纪念日前夕，谢伊早早来到圣诞活动现场，参与布置。许多死者家属也在，他准备了热狗和德式酸菜。他跟其他人一起忙活，说着“是，长官”“不是，长官”。“跟我说话的人多起来了，”他说道，“也许时间真的是良药。”

消防站墙上悬挂着9·11当日的出勤人员名单，是一块黑板，写着每一个上了车，但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的名字。黑板外面罩了一层有机玻璃，以作长久纪念。底下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凯文·谢伊”，几乎像是后补上去的。

“我要过去了。”谢伊说。

他有一天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声音很激动。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在讲起爆点。他说，第二天下午，消防局会来切尔西接他们。

那天很冷，谢伊穿着运动衫和登山靴。斯黛茜站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那一天之后，他再也没来过这片区域，而且在电视和报纸上也会有意回避相关的画面。利亚姆·弗拉赫蒂是第四搜救队的，出现在了消防局的面包车里。他在培训学校里当过谢伊的老师，9·11之后，他坚持在遗址中寻找同事的遗体，每天只留出一点睡觉的时间。“我那天看到他们了，真是了不起，”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一直往里冲，顶着倒下的大楼往里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