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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过了几个检查哨，试图重走谢伊载着队员前行的路线。谢伊把脸压在车窗上，清除玻璃上的哈气。我们能看见废墟里的起重机顶部，外面还有两根巨型金属大梁，熔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你看，”谢伊指着对面的车窗说，“那就是40号消防车。我们就是开着它进去的。”路边停着一辆红色大卡车，侧面喷着“40”的号码。“它肯定被人移动过了，”谢伊说，“我们没把它停在那里。”他看了看我，希望获得支持：“对吧？”
穿过最后一道检查哨后，弗拉赫蒂说：“就是这里了。走吧。”
“这是南塔。”斯黛茜说。
“哪里？”
“那边。起重机旁边。”
“我的天哪。”谢伊说道。
眼前只有天际线上的一个大洞。弗拉赫蒂停好车，大家下来了。弗拉赫蒂给每个人发了安全帽，还大声喊着要我们接近废墟时小心。
“大堂指挥中心在哪？”谢伊问道。
“地下十层，”弗拉赫蒂说，“现在火还没灭。”
谢伊眨了眨眼。一下子，记忆的碎片开始联结起来了。“我抓着紫色的K类灭火器，”他说，“我要去找35号云梯车队的同事。有人在往下掉。我记得他们砸在了地上。我记得声音。我去给车灭火。接着，我进了指挥中心。我看见了帕特罗切洛，”他闭上眼睛，“我拥抱了他。我让他注意安全。”
他停了下来。他是怎么从大堂指挥所来到阿尔巴尼大街的？他不可能跑那么快。“也许是冲击波，”弗拉赫蒂说，“很多人都被冲击波带了出去。”
“阿尔巴尼大街在哪儿？”
“就在这里。”弗拉赫蒂说。我们开始奔跑，泥水溅到了鞋上。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的车依然遍布灰尘，车窗也碎了。谢伊回忆道，医生告诉过他，他说过自己朝着光亮爬了二百英尺。谢伊走了几步，停下，身子转过来。“他们在这里发现我的，”他说，“就是这里。”他回望着远处的塔楼：“附近有车库吗？”莱亚姆说路的尽头有一个，于是我们接着跑去，经过了路边一座焚毁的建筑物，还有几个戴着医用面罩的人。“肯定就是这里了。”谢伊说。
小小的车库有点潮。我们等了一会儿，接着冲回街上，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最后来到哈德逊河畔：“在这里，他们把我抬到了担架上。”
他的故事融合了弗拉赫蒂提出的“冲击波”理论，还估计了风速与冲击波的强度。讲完时，我们又冷又累。回到遗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工人们已经打开了探照灯。其他人四处闲逛的时候，谢伊径直走向南塔的残骸。
他站着，耳中是起重机的呼啸声。我盯着他看了几分钟，然后问道：“你还好吗？”
“还行。”
经过历时数月的寻觅，他似乎明白了：他可能永远不能知晓全貌，用逻辑把那天的事情串起来是不可能的。“我太累了。”他一边说，一边擦了擦眼睛。我宽慰他说，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尽到了职责，需要放手了。
谢伊朝大坑又走近了一点，双脚在边缘试探，说道：“我今天来，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证明——哪怕一件也好——我当时不只是在一味自救，还尝试过挽救其他人。”
200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