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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在大多数市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几名工程师下井关闭了一号输水隧道，以检查这座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设施是否需要维修。“想象一下，水龙头用了十年会是什么样，”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说，“这些东西已经连续工作几十年了。”
在井底，一根长长的铜杆从隧道里伸了出来，末端有一个转轮，作用是控制管线内部直径六英尺的阀门。但是，工程师们使劲转动手柄时，转轮颤抖着开裂了。“它承受的水压太大了。”瓦尔德说。
“他们担心，要是继续转的话，整个系统都会完蛋。”沙猪工会的业务经理人小理查德·菲茨西蒙斯说道。
全球最大的供水系统在建设几十年后，终于暴露出了它的弱点，一个让整座城市陷入危险之中的弱点。“人们都吓坏了。”城市供水工程师道格·格利雷说道。没有办法把水关掉，不能到里面去修补裂隙，也不知道隧道的崩溃是否近在眼前。
六十年代末，政府官员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了。“最早的隧道里有一条都用了七十年了，阀门没办法修，”时任美国国会议员、后来出任三届纽约市长的艾德·科赫回忆道，“有时我们甚至连阀门在哪里都不知道”。他还说：“没有吃的可以活下去，没了水可就不行了。”
1970年1月，寒冷的一天。三号输水隧道正式破土动工，它的规模比前两条隧道都要大。三号隧道预计分四期完成，长六十英里，起点为扬克斯水库，依次经过布朗克斯和曼哈顿岛南端，最后到达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项目要求新修一条地下引水渠。更重要的是，系统中央有三十四个专门设计的阀门。阀门材质不是青铜，而是不锈钢，而且缩短了柄的长度，提高了抗压能力。（大部分在日本制造，纽约市派驻当地的监察员为了确保加工精度，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所有阀门都放置在一个中央控制室里，抵达和关闭都很方便。
控制室的施工开始于1970年，1998年才完成。虽然与控制室连接的隧道尚未完工，但是环保局还是允许我参观了地下控制室的内部。它位于布朗克斯，距离沙猪工会大楼不远。地上完全看不出控制室的痕迹，只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塔，还有一个封闭的大门，大门通往一处绿草如茵的山坡。“我们一般不放人进来的。”格利雷站在门外对我说。
跟许多沙猪口中的“铅笔男”一样，格利雷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胡须修剪齐整，身着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了领带。正门是由实心钢材制成的，他开门的时候就跟开银行金库一样。“这处防空洞建于冷战时期，”他说，“原本是为了抵御十兆吨级核弹。”
他把身体压在门上，看见门缓缓打开，长舒了一口气。室内阴冷，走廊是由混凝土制成的。走下几级金属台阶，我们乘上了一台二十五层楼高的下行电梯。格利雷一边打开另一扇厚门，一边说道：“做好准备，你即将看到全新的长期供水系统。”
控制室形似飞机库，长度超过二百码，圆拱形的天花板高达四十一英尺，墙壁布满沉积物和藻类。吊灯悬在顶部就像新月一样。阀门依次排列在距离地面二十英尺的地方。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阀门外面的圆柱形钢管：重达一千七百三十五吨，由铆钉固定，横穿四十二英尺宽的控制室。每个钢管内有两个阀门，旁边有一个金属平台。格利雷兴奋地走上第一个钢管，抚摸着鱼雷形的外壁。“如果一条隧道出现裂缝，我们就能在这里把它关闭，”他说，“一切尽在掌握。”
如果阀门损坏，对应的钢管可以升到地上检查。格利雷说，部分损坏不会影响整体。旧隧道是从水库沿直线流入市区的，但三号隧道设计了多处流经控制室的冗余回路（上曼哈顿有一处，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共用一处），这样的话，部分地区断线就不会导致全城大停水了。
格利雷把手放在钢管上突出的一个小轮上，说道：“阀门是用电力开合的，停电时也可以手动操作。当然了，手动的话要拧两万九千圈。实在不行可以几个人轮流上。”
控制室里很冷，格利雷伸手向我展示另一项创新技术时，不禁打了个寒战。“这叫作蝴蝶阀，”他指着钢管里的水闸说。它不是像断头台一样直起直落，而是慢慢旋转到位的，“这样能减小压力，方便关合。”他说的时候，手还在顺时针拧着轮子。虽然他已经来过几十次了，但还是会驻足回望这几十个阀门。然后他说：“只要三号输水隧道完工，全市供水就会圆融自如了。”
1969年，就在三号输水隧道一期工程开始之前，吉米·瑞安的父亲带他下了井。“我十八岁的时候，他说‘跟我来’，”吉米·瑞安回忆道，“他是那种老派的家长。爸爸干什么，孩子不能问……接着，他们把我们装进了这个大筐里。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下面越来越黑。我爸让我跟紧了，看他怎么做。我就是这么当上沙猪的。生下来就是。”
吉米·瑞安得了个绰号：红发嬉皮。“当时正流行这个，”吉米有点抗拒地对我说，“老家伙都很潮的好吗？”虽然有点叛逆，但他还是继承了爸爸不服输的劲头。他跟我讲，他要向“老头”证明自己能干好。吉米的直率也让他大受欢迎。“对于吉米，我一句二话也没有。”他以前的工头巴蒂·克劳萨说。他还说，吉米是那种“一根可调扳手都不会偷的人”。
瑞安父子试过几份别的工作，但都没干多久，最后还是回到了三号隧道。1982年夏季里的一天，吉米·瑞安、克劳萨和几十名沙猪进了布朗克斯区范格兰公园的一处井下，准备将一条新隧道与控制室里的阀门连上。这一部分的工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沿着地下划好的轮廓建造一个形似龙骨的钢模，然后灌入水泥。为了到达坑顶，瑞安爬上了十八英尺高的脚手架。
正午前后，有些工人已经去吃午饭了，瑞安和其他几个人还在工作。这时，乔治·古鲁扎克——他也是沙猪，距离工地有一英里远——看到两辆二十吨的水泥罐车朝隧道开了过来。它们的刹车失灵了，正沿着缓坡加速前进。有些人想到在地上放置障碍物减速，但毫无效果。
水泥罐车撞上脚手架时，吉米·瑞安正在用钻头，然后就被抛到了二十五英尺的天上。“全都颠倒了，”瑞安说，“我摔得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灯全都灭了。我只能听见一片哭声。”
克劳萨没有受伤，在乱作一团的钢材、岩石、机器里摸索着过来了。他能听见其他人的呼救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手电，向前射出一道光柱。“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说。
强尼·瓦德曼之前在瑞安身边当钻工，现在被架在两辆车之间。车在他肩膀下面相撞，他就被悬在了半空中，腿晃荡着，胳膊向外伸出。“他看上去就像耶稣一样。”古鲁扎克说。他当时跟工友匆忙穿过黑暗的隧道赶到现场。一个人大喊瓦德曼死了。
瑞安的头部血流如注。“吉米伤得很厉害，”克劳萨说，“老天保佑，他还在找其他人，想帮帮忙。我不知道他怎么还能走路。”
在角落里，另一名沙猪麦克·巴特勒被困在了水泥管道和墙面之间。他的一条腿的大部分都被划开了，断掉的骨头露在外面。脚的皮肉向外翻开，被夹住了，动弹不得。“他都快流干血死掉了。”瑞安说。
有人掏出了一把折叠小刀，试图在不稳定的手电光下把他弄出来。但他的脚后跟死活出不来。“我跟他讲，我们要给他的脚截肢，”古鲁扎克说，“他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一名沙猪插了根香烟在巴特勒嘴里，另一个开始切他的脚后跟，把剩余的筋骨割除。“我把衬衫脱了，拿背心包住他的脚，用止血带缠着他的腿。”古鲁扎克说。
巴特勒被救出来以后，别的人把瓦德曼从半空中拽了下来。接触地面的那一刻，他发出了一声呻吟。他还活着。
迄今为止，这都是三号隧道工程中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后来巴特勒的整条腿都没保住。瓦德曼的腿骨和髋部断了，六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头部也遭受了重创。瑞安的前额和下巴缝了一百二十针，一条腿的膝盖骨碎了，六根肋骨骨折，双肩脱臼，花了八个月才恢复过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是沙猪。我就认这一点。”他再也没去过事故现场，话也越来越少。“这场事故把他的生命力带走了，”另一名沙猪说，“那股子劲头。”
“他们别想给我弄什么心理治疗，”瑞安告诉我，“别想进我的脑子。”
瑞安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就注意到父亲的呼吸困难。“他每走三十英尺就得停下。”瑞安说。后来，乔·瑞安开始往外咳黑色的浓痰。乔去看医生时，X光显示他的肺部有阴影。他患上了矽肺病，原因是常年吸入粉尘。
吉米·瑞安说，爸爸总是告诉他，沙猪都是死于意外。炸药炸死，触电电死，隧道塌了压死，石头、绞盘、冰柱掉下来砸死，被水淹死。脑袋被削掉，手脚断掉，气压不平衡爆掉。潜得太深死掉——可能是几百英尺，也可能是几英尺。死亡来得很快，往往也没有痛苦。
2003年5月，周四，升天节。瑞安穿上笔挺的花呢外套，戴上领带，开车离开皇后区的家，前往布朗克斯区的圣巴拿巴教堂，参加为所有三号输水隧道施工死难人员举行的葬礼。这座石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户可以打开，让阳光直射进来。瑞安坐着，身子前倾，外套紧紧裹住宽阔的双肩。长凳上满是人，有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有工程承包商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还有几十名沙猪和工程师。“让我们为纽约市三号隧道施工过程中受伤或死去的所有人祈祷。”牧师缓缓说道。
“让他们上天堂吧，”一名沙猪回应道，“让他们上天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