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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市政府于1834年冬天承诺开辟新水源。然而，计划尚未实施，华尔街附近就爆发了一场火灾。当时河道封冻，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再加上风力强劲，于是大火蔓延开来。不到几分钟，大火就从证交所烧到了华尔街，接着是南街和前街，继续不停。（浓烟在费城都能看到。）大火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焚毁了近七百座建筑，城内抢劫大盛，政府不得已派军队进驻。大约三分之一座纽约城沦为废墟。一名目击者称它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还写道：“我的身体疲惫不堪，精神饱受摧残，头脑中满是写之不尽的恐怖景象。”
纽约市的第一座引水渠就此开工了。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科罗顿水渠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它在当时被视为建筑奇观。它开工于1837年，完成于1842年，长度超过三十英里，起止点分别为科罗顿水库和哈德逊河东岸，尺寸为八十七英尺，由砖块造成，优雅美观。水渠完工之时，全城教堂钟声大作，上千人涌上街头游行，穿过一座座新建的喷泉，欣赏太阳下闪耀的水光。日后出任纽约市长的菲利普·霍恩在日记中写道：“纽约市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科罗顿的水……水！水！这美妙的音符响彻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群众带来欢乐与兴奋。”
但是，十二年后，城市用水再次供不应求，管线水压大大降低，三楼以上都供不到了。到了1882年，纽约城每周要迎来上千名移民。《纽约时报》呼吁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水”，还说“由于供水不足，家庭的健康……正在受到损害”。在前一个世纪里。纽约市对民生问题相当消极。现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却几乎成为了宗教性的信仰。1905年，乔治·麦克拉兰市长刚刚参加过纽约市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典礼，就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愿景：“开辟新的纯净健康的供水渠道。”许多人都将其视为谵妄。工程预计耗资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七亿美元——是全球最宏大的城市供水系统。1907年，麦克拉兰在动工典礼上宣称：“真正为人类历史进程带来永久变化的，不是大事件，也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每天在做的小事情。”
没过多久，上千名劳工来到卡茨基尔山，开始清理植被。根据宏大的《麦克拉兰法案》，市政府征用了两万五千多英亩土地，包括伍德斯托克以南肖肯地区的上百座住宅。一名法官对此颇有微词：“就算是全能的主也不会授予大天使这么大的权力。”九个村庄被拆毁，有些烧为白地，近三千名居民遭到驱逐，连坟墓都被挖开了。“树木被砍光了，村庄像梦一样消褪了。”《金斯敦自由人报》如是报道。
多座大坝建了起来，河水被引入卡茨基尔，雨水也被收集起来。整个高原盆地被淹没，形成了一个大水库；再加上其他几座水库，总面积几乎和曼哈顿岛一样大。在淹没前的照片中，肖肯地区辽阔青翠，几个月后，它就成了波光粼粼的大湖。
与此同时，沙猪们凿穿山体，在山坡下打洞，建设了卡茨基尔引水渠。水渠长九十二英里，以肖肯为起点渐次降低，依次经过斯特姆国王山、怀特平原，然后从地下一千一百英尺的深处穿过哈德逊河。纽约新任市长威廉·盖诺称之为“史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然而，这还不是整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根据工程师的精心设计，渠水要流向扬克斯市的一座水库，然后进入另一条位于市区深处的隧道。该隧道要承受每天流过超过五亿加仑水的压力。接着，水要向上流，通过的管道越往上越细，最后从全市上百万个水龙头里流出来。1911年，纽约市一号输水隧道破土动工。许多人下去之后再也没能上来。长期工的日工资约为两美元。有一次，在这种压力之下，在地下一千两百英尺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暴乱，工人们用铲子和镐头互相攻击。
东河两岸的情形同样艰难。戴安·加卢夏在一本纽约输水系统史《流动的资产》中写道，在自然地下水的作用下，此地岩质相当疏松，于是沙猪们建造隧道的作业成为了将人活活淹死的陷阱。为此，工程师被迫在两岸分别修筑了一个沉箱，那是一种巨大的倒置箱型结构，在修筑布鲁克林大桥的地基时被率先采用，带有一定风险。沉箱由钢筋混凝土制成，边长约十五英尺，重达两千吨，只有底部开口。降入疏松表面后，沉箱内会注入压缩空气，将泥水挤压出去。沙猪们会坐在框里，通过钢制作业井，进入一个环境类似于潜水舱的气密室。空气泵入后，沙猪们会感到耳膜鼓胀，血液流向身体中央。许多人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待气密室内外压力平衡，沙猪们就会通过暗门爬进沉箱，站在齐膝深的泥中，把水底的淤泥用顶部开口处的桶运出去。工人承受的水压很大，一次最多干两个小时。在挖掘过程中，沉箱会缓慢下沉，自然地形成一道作业井。一名在布鲁克林大桥施工期间进过沉箱的工程师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脉搏一开始会加速，然后降低到正常速率以下。声音听起来模糊而不自然，说话也很费力。燃烧的火把、深深的阴影、嘈杂的锤钻链锯声、若隐若现的半裸人形，到处都有西西弗斯在徒劳地推着永远到不了山顶的石球。若是此时还有诗兴，一定会觉得这里便是但丁笔下的地狱了。”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泄漏”的威胁，也就是沉箱外壁出现裂缝，原因是内外压力突然失衡，后果类似于飞机航行途中舱门打开，伴随着恐怖的尖啸声，就像水壶开了一样。人们只有几秒钟时间躲进气密室，否则就可能被下面吸进去。1916年东河地下隧道施工过程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当时是下午，三人被裂隙吞噬，其中两人死亡，生还者名为马歇尔·马贝，被间歇泉冲了上来，据说泉水有四层楼那么高。“我感觉自己被推进了洞里，”马贝后来对记者说，“我越是挣扎，周围的东西就挤得越紧，以前从没被挤得这么紧过。我都快窒息了。”
卡茨基尔工程造成的工人死亡数目不得而知，但是据1913年《松丘镇前哨报》报道，“每年约有百分之十[工人]死伤。记录在案的水渠工程各级事故已经超过了三千八百起……承担这项艰苦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籍或黑人劳工。由于劳工的身份地位，死亡事故并未引起公众关注。”
1917年，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最后一次爆破终于完成了。人们现在可以在地下从曼哈顿一路走到卡茨基尔。市政府组织了纪念活动，但比科罗顿水渠完工时要低调多了。中央公园一座由该水库供水的新建喷泉打开的那一刻，大雨便下了起来。
“你能闻到吗？”吉米·瑞安问。
“闻到什么？”
“炸药味。”
我们回到了三号隧道内部，看着沙猪们把碎石铲出去——用瑞安的话说，叫“弄走”。就在几分钟前，他们在我眼前引爆了炸药，湿润的空气中满是烟尘。很快，一切都被笼罩在了一片稀薄的黄雾之中。这些岩石连地震都无可奈何，现在却被炸到了周围的墙壁上。有些裂为两半，露出斑驳的云母，在尘土中发出美丽的白光，其余的黑色石头就单调多了。
目前工程处于初期，开凿岩石的方法和修建第一条输水隧道时差不多。用瑞安的话说就是“塞进去，炸了，然后清理”。这是一种重复的、暴力的仪式，没有日夜之分，时间的流逝早已被爆炸的震荡所取代。他们现在要把炸碎的花岗岩搬到大框里，由洞口的起重机沿着他们下井的路径拉上去，每次二十八吨。沙猪们各司其职。有搬运的，有插火药的，有打信号的，还有留在上面操作起重机的，负责把工具材料跟卷扬机连到一起的。布莱恩·索恩是一名资深的起重机操作员，他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门技术。我就是放得稳。上面的人会把东西正好送到下面的人的头顶上，让下面的人放心，这很重要。如果砸到人了，你不能说‘哎呀，不好意思’，那个人可就没命了。所以，你必须做到最好。”
多年以来，瑞安已经从搬运工升为了工头，也就是“走来走去的老板”，现在更是成了沙猪工会的主席，对整个团队负有很大的责任。一名同事给予了他沙猪界的最高称赞：“吉米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但是，瑞安在泥水中奋力穿行时，眼睛会从安全帽下向外瞟，有一点警惕。有的年轻沙猪刚要回忆差点丧命的往事，他就会扬起眉毛说“有些话不能讲”或者“你就爱胡说八道，是吧？”。有些人跟渔民一样，喜欢大谈海上的故事，瑞安不一样。他很少说起自己在地下的时光。轮班结束后，他就直奔皇后区的家，经常会脱下工服，换上鲜亮的高尔夫球裤，去林克斯式球场打一把，呼吸着清新的草香，挥舞着酸痛的胳膊，努力把球打进洞里。他妻子告诉我：“他从来不说隧道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底下做什么。”
跟这门行当的一般情况相比，瑞安算不上迷信。他不戴护身符，也不会拒绝在13号或星期五下井。但是，他从来都很警惕。现在，其他人都在说笑，瑞安却一个人站着，静静地检查墙体，确认没有裂缝，不会导致大块剥落。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隧道尽头，那里放着一堆温度还很高的碎石。没挖这么深的时候，他们发现过很多东西：珠宝、武器、假牙、一箱钱币、一座殖民地时期的地牢。“下水管道里有时会看见老鼠，”瑞安说，“不过，这么深的地方就只有沙猪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小心摊开后，里面不是午饭，而是一盒万宝路。虽然烟尘已经很呛人了，他干活时还是成天叼着香烟——就像他喜欢读的老派推理小说里的侦探一样。在工友里，他似乎是独一份的。
有人在碎石边上搭了一把十英尺长的梯子，瑞安靠着香烟照明爬了上去。“来呀。”他说。等我到了顶上，他朝下指了指隧道，仿佛在说：来，好好看看。我看见十几个人在朦胧的烟尘中来往穿梭。下面传来杂乱的声音：镐头奋力砸向崎岖的岩石、钻开新的插洞、桶子来来往往，还有萤火虫一样迸发的火星。五个月的爆破清理，两班轮换着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工程师与承包商精心测量最快路线，即便如此，隧道还是只延伸了两条街：从第29街到第31街。但是，站在隧道一端的顶部看着另一端，岩壁上滴着水，到处是硫黄的光，我对隧道设计总算有了一点感觉。
“你觉得我们这个大工程怎么样？”瑞安问道。
后来，瑞安在工房里脱靴子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爷爷当年就是干这行的。”他把靴子并在一起，接着说：“他是1922年从英格兰来美国的。起初是在荷兰隧道里干，后来二号隧道开工，他就过去了。二号比一号的规模还要大。真的很惨。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自从一号隧道建成以来，纽约市用水量不断增加。到了1929年，日用水量已经比当年增加了三千五百万加仑，于是二号隧道开工了。一条从特拉华河引水的新渠建了起来。（它现在依然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长输水隧道”的保持者。）又是被淹没的村庄，被挖开的墓地。
吉米的祖父叫尼克·瑞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说吉米·瑞安跟他长得很像，但用吉米的话说，尼克有点“野”，话音里明显能听出来是打了折扣。尼克嗜威士忌如命，当时隧道里的工人经常喝这种烈酒。他基本没受过正规教育。跟他同辈的沙猪大部分是刚到的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西印度群岛。他们就有一套衣服，在鞋子上包上塑料袋就来上工了。供水委员会有时会把他们安置在营地里，还会教他们的子女读写，当地村民经常抱怨“这群外来的”。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尼克他们队站在隧道里，头上摇摇欲坠的岩层只有几根木头撑着。尼克·瑞安戴的不是安全帽，而是有点像牛仔戴的那种帽子。1936年，尼克加入的“本地147协会”的一次早期会议纪要显示，会上警告大家，不要带手枪下井。
“就算是大萧条期间，大部分人也不爱干这些工作，”一名与尼克·瑞安在同家工会的矿工回忆道（记录在一部口述史中），“没人想到地底下，整天拿着铲子干活，然后到压缩气室里面去。我们这些人很不好对付，领导作风必须铁腕……他们会跟你讲，要么干要么滚。保险精算师会告诉你，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
尼克·瑞安的胸口剧痛，四肢僵硬，牙龈出血，还得了沉箱病。1937年，全家到处都要用钱的尼克·瑞安带着十八岁的儿子乔下井了。“我爸就是这么学会在地底下生存的。”吉米·瑞安回忆道。
“好多年以前就是子承父业了，”一名沙猪告诉我，他的父亲当年跟乔·瑞安一起工作过，“爸爸拉儿子，哥哥拉弟弟，表亲拉表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这里真是英雄不问出处。有案底也没关系，只要能待在底下干就行。”
乔比他爸爸更矮小结实，人称“红瑞安”。他总是怒气冲冲的，不认识的人还会觉得他很吓人。他背负着重担——或许还夹杂着怨愤——为了帮助有时起床太晚、赶不及上班的父亲养家，乔放弃了维克森林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奖学金，下井当了工人。尼克·瑞安1958年去世以后，他儿子开过一阵子加油站，不过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地底——那里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到了五十年代，纽约市对“纯净健康的水”的追求越发狂热了。这一次的触发事件不是人口爆炸，甚至不是大瘟疫，而是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