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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七十九岁生日前夕，福里斯特·塔克干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票。他的蓝眼睛炯炯有神，白发整齐地梳成背头，可谓风采依旧。但是，他的身体却越发衰老，患上了高血压和胃溃疡等疾病。他做了四重旁路手术，妻子劝他回到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滩的住所。那是一座桃红色的房子，旁边是一座高尔夫球场，是为退休准备的。附近的一个地方有“周六之夜”活动，供应高档肋排，还可以跟其他老人一起跳舞，每人只需十五块五美元，甚至还有一座湖，塔克可以坐在岸边练习吹萨克斯管。
但是，1999年春季的这一天，邻居们要么在打高尔夫，要么在照看孙子，而他却驱车前往约五十英里外位于朱庇特市的共和安全银行。塔克向来对外表极其看重，这次他穿了一身白：折缝鲜明的白长裤、白运动衫、白绒面皮鞋，还有一条泛着光的白丝巾。
他在ATM机前停了片刻，把丝巾围在脸上，就跟盗贼一样。他又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把美军制式柯尔特.45手枪，冲进银行。他走到一号柜台前说：“把钱放进来。全放进来。”
他晃了晃手枪，让每个人都看见。出纳在柜台上摆了几叠五元和二十元的钞票，塔克检查了一下里面有没有染料包<a id="zw1" href="#zhu1"><sup>[1]</sup></a>。他看了看表，又去了二号柜台，然后说：“过来，你也装。”
接着，他把厚厚的钞票装好——超过五千美元——往门口奔。出去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看两名出纳。“谢谢，”他说，“谢谢。”
他把车开进一家附近的停车场，那里存着他的“保险”车，是一辆红色的庞蒂亚克，查不到他的头上。他用抹布擦了擦这辆偷来的“烫手”车，把自己的东西扔了进去。他有一把.357麦林手枪、一把锯短的.30卡宾枪、两顶黑尼龙帽、一个手枪皮套、一罐梅西防身喷雾、一副史密斯威森手铐、两卷黑色电工胶带、一个警徽、五节七号电池、一个警用扫描仪、一把玻璃刀、一副手套、一顶钓鱼帽，此外还有一瓶治心脏病的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平安到家，仿佛干净利落地逃脱了。
他在家里点了一会儿钱就回到车里，又朝高尔夫球场开去，邻座上整齐地码放着抢来的钱。这时，他注意到有一辆没有牌号的车在后面跟着。为了确认，他拐到了另一条街上。后面的车还在。接着，他看见一辆警车在后面停了下来。他狠踩油门，想要甩掉警车：左转，右转，再右转，再左转。他经过了北庞帕诺浸信会教堂、科利尔丧葬服务中心，还有一排车道上停着快艇的粉色平房，最后被逼到了死胡同里。他正要掉头，只见一辆警车挡住了路。一名警官——詹姆斯·齐恩队长——正要去拿霰弹枪。齐恩的车跟木栅栏间有一点缝隙，塔克现在身体前倾，开着车朝缝隙冲了过去。齐恩当了将近二十年的探员，事后说自己从没见过类似的事情：白发老人朝他飞奔过来，脸上还带着微笑，仿佛很享受这一段谢幕演出。接着，就在警车往堤上开的时候，塔克的车失去了控制，撞到了橄榄树上。安全气囊弹开，把他撞在了座椅上。
警方发现此人身份后着实一惊。他不仅已经七十八岁了——用齐恩的话说，他看上去“就像刚吃完黄昏特价晚餐一样”——而且是二十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持枪劫匪之一。他的从业时间已经超过了六十年，几乎每次被关都能成功越狱，堪称他那个时代的越狱大师。
2002年的一天，我去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看他。他承认了一起抢劫罪，被判了十三年，当时被关在监狱的医疗中心里。医院是一座陈旧的黄色砖制建筑，房顶是红色瓦片，建在一座小山顶上，远离大路，周围都是武装警卫和铁丝网。我拿到了一张说明，上面写着“不得携带武器、弹药、金属切割工具”，然后被护送穿过了多个房间，身后的房间封闭后，前面的才会打开。最后，我来到了一间空的等候室。
没过多久，警卫就推着一架轮椅出来了。轮椅上的人身着棕色囚服，外面是一件绿色的翻领夹克。他身体扭曲着前倾，仿佛要最后转一次什么东西，然后就凝固住了。他起身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叫福里斯特·塔克。”
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带着南方腔调。握手致意后，他拄着拐杖，缓步走向木桌。“抱歉我们要在这里见面。”他说道，等我先入座。
齐恩警官告诉我，他从没见过这么彬彬有礼的罪犯：“见到齐恩警官以后，替我向他问声好。”甚至一名同意他有罪的陪审员也说：“你忍不住要赞美他——他真有风度。”
“好了，你想了解什么呢？”塔克说，“我这一辈子基本上都在监狱里——除了越狱的时候。我1920年出生，十五岁就入了狱。现在我八十一岁了，还在监狱里。但是，我成功越狱过十八次，失败过十二次，计划过的那就更多了。我觉得这些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俯瞰着监狱的广场。我很难想象，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跟通缉令和午夜逃狱打交道。他的手指跟竹节一样，还戴双光眼镜。
“我说的越狱成功就是骗过看守，”他眯着眼看着窗外，继续说道，“可能他们最后会抓到我，但我至少跑了几分钟。”
他抬起手，指向一个地方：他有一次试图逃跑，就被击中了那里。“我身体里还有子弹残留，”他说，“当时火力全开，我被击中了三次——左肩和右肩都是M16步枪打的，腿上是大号铅弹。”
他的声音有点干，我就从自动售货机里给他买了瓶饮料。他跟着我，透过玻璃罩往里看，没有上手摸。他选了一瓶胡椒博士：“跟樱桃汽水差不多，是吧？”
他看起来很满意。把饮料递给他时，他又瞟了一眼糖果，我就问他还要不要别的。“麻烦你了，”他说，“我要一块椰子巧克力糖。”
吃完以后，他开始跟我讲“福里斯特·塔克的真实故事”，他讲了好几个小时，累了以后就提议第二天上午继续。我们谈了好几天，他一直坐在靠窗角落里。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轻咳一声，然后我就去给他买喝的。他总会跟着我去贩卖机，警卫在远处看着。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钱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才发现他的眼睛在四处游走：墙壁、窗户、警卫、围栏、铁丝网。我突然想到，越狱大师塔克原来在利用跟我见面的机会踩点。
“第一次越狱时，我才十五岁，”塔克告诉我，“十五岁的时候跑得可快了。”
那是1936年的春天，他被判了偷车罪，收押于佛罗里达州的斯图尔特镇。镇子不大，位于圣鲁西河畔，遭受了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他告诉警方，偷车纯粹是为了“找刺激”。不过，在监狱里面，刺激很快就变成了恐慌。就在狱警解开手铐的那一刻，他飞一般地冲了出去。几天后，一名副警长在橘子树中间发现了正在吃橘子的他。“那是我第一次越狱，”塔克说，“就是这样。”
司法官决定把他转去少管所。他在里面没待多久，但就在这么一小段时间里，塔克就把五六把锯条从牢房的窗户里递给了几个认识的小伙伴。“他们还没逃出去，不过锯条都在。”他说。那天晚上，他锯开了一根窗条，然后就溜了出去，还帮了其他两个男孩从那个小豁口中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