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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在纽约的街道下面，在任何一个时刻，有多少“沙猪”（sandhog）正在奋力劳作。但是，一个冬日的清晨，第十大道和第30大街交界的西北角出现了一个洞，周围能看到有六个人聚在一起。洞口有三十英尺宽，用混凝土进行了加固，周围是高高的铝制围栏。几个月前，一名牧师来过，念了一段简短的祈祷词：“愿主保佑下井众人，愿你们从地底安全返回。”现在，太阳渐渐升起，他们从盖满白雪的地面走进一个绿色的金属笼，一个巨大的绞盘将其悬停在大洞上方。他们穿着黄色防水工作服，脚蹬铁头胶靴，带着手电筒、剪刀、香烟、止咳药片、小刀、备用袜子等，还有几个二十磅重的箱子，上面标着易爆品。
一名工人留在地面上，拉动操纵杆，笼子开始下降，地面上传来的光越来越弱了。詹姆斯·瑞安是队里的老人，站在大洞边缘看着深不见底的空洞。他有一张粗粝的长脸，上面还有伤疤。“我们准备了九箱炸药，”他说，“应该够用了。”
三十英尺，四十英尺，五十英尺，又五十英尺，又一百英尺。他的声音在作业井内回响。“两百。”一个人大声叫道。到了三百英尺，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就都看不见光了。被包裹在黑暗中，他们紧紧挤在一起。视觉不起作用了，他们就改用听觉——水珠滴下的声音、人声的回响、头顶钢缆的吱嘎声。到了五百英尺，空气更热了，也更沉重了。有一个人戴上了面具，隔绝浮尘。“好了，”瑞安告诉我，“就快到了。”
突然，一道细细的手电筒光柱从下面射了上来。他们都是“沙猪”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隧道挖掘工人。这个名字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指的是挖掘布鲁克林大桥下松软泥土的工人。笼子里的人，再加上我，基本都是人到中年，胸脯滚圆，指节突出。烟尘透过皮肤，进入了他们的眼睛。铃声响起，笼子停了下来，随着钢缆上下颤动。“就是这里了，”瑞安说，“做好准备。”他打开了笼子的门。我们现在位于地下近六百英尺深的地方。
直到此刻，我都只是听说过纽约市有一个看不见的帝国，一个迷宫般复杂的地下水管网络，深度与克莱斯勒大厦的高度相当。一个多世纪以来，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供排水管道，绵延数千英里，包括十九座水库和三座湖泊。纽约每日用水量达十三亿加仑，大部分通过两条干线输送，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利用重力从纽约州北部各水库抽来的。水源地海拔可达一千四百英尺，通过引水渠降低高度，提高速度，流入纽约市的地下管线，海拔低至负一千英尺。
但是，第三条水道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应对日益扩大的需求，并在纽约市一号水道和二号水道发生意外时作为备用，纽约市三号输水隧道于1969年开工，最初被誉为“西方文明历史上最宏大的民用工程项目”。截至目前，已有二十四人在建设过程中丧生，大约每英里一人，预计完工日期已经推到了2020年。
作为一项工程杰作，纽约输水隧道堪比布鲁克林大桥与巴拿马运河。但是，它自有其特殊之处：除了建设它的工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多年来，人们在城市之下建起了另一座城市，一个与曼哈顿的天际线同样拥挤的地下世界：包括四百三十八英里地铁线、六千英里下水道和上千英里的输气干线。“只要比墓穴深的，”沙猪们常说，“那都是我们修的。”输水隧道已经成为了沙猪们最伟大、最隐秘的成就，吞噬了几代工人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下去，”我请吉米·瑞安带我参观最新施工部分时，他对我说，“不过，相信我，下面跟梅西百货可是两码事。”
他五十岁，身材高大，沉默寡言，更喜欢用肢体语言交流——扬起眉毛，或者翘起嘴唇。他在地下的时间几乎与在地上一样多。“我从小就在三号隧道里做工，”他告诉我，“现在还在干。以后十有八九要死在里面。”1999年，瑞安被选为沙猪工会“本地147协会”的会长，现在肩膀都很难抬起来了。他的红头发里已经抽出银丝，宽阔的胸膛向内凹陷，好像随时要崩塌一样。
瑞安打开笼子后，我跟在他和其他人后面，走进了作业井底部。周围在往下渗水，滴到了我们身上。脚边是一个小水洼。前进途中，冰冷的水溅到了靴子上面。我陷入了一摊泥泞，瑞安用手把我拉了出来。
“别站在井口下面，”他说，“要是上面有东西掉下来，直接就砸到你了。”我往上看，几乎看不到井口。有一次，在皇后区，一个十六吨重的绞盘掉进了作业井中，造成了一死七伤。还有一次，一名工人被断掉的冰柱刺死了。
我跟着瑞安走进了隧道干线，很难找到方向。里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电灯泡，吊在固定于岩壁的绳索上，笼罩在雾中。为了适应带着水汽的灯光，我眨了眨眼。几个人打开了手电筒。透过阴影，我能看见墙边摆着一个医用担架和急救装备。最后，隧道映入眼帘：破旧逼仄，往两个方向各延伸出约一百码。在这一期建设中，三号隧道会延伸九英里，通到曼哈顿大桥，向北至中央公园；内壁会修整为光滑的圆柱形，直径十英尺，并以混凝土加固。但是，目前还是工程初期，要用钢钉加固位于隧洞顶部、形成于四亿多年前的尖锐黑色片岩，以免塌方。通风管道会沿着隧洞四周延伸，排出闭塞空气。这里不同于冰冷的地表，气温接近七十度，混杂着水汽和烟尘。
工人分成两组，分别走向两个方向的隧道尽头，开始在作业面上详细绘制工程图示。从中央开始，他们小心翼翼地每隔大约三英尺画一个白点，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格。接着，沙猪们操起液压钻眼机，在每个标记处钻一个十英尺深的孔。他们的四肢上下颤动，安全帽上的灯不住摇晃。
作业面准备工作完成后，他们一边听回声，以防有危险，一边用自己的黑话交谈：手提钻（jackhammer）叫“杰克腿”（jackleg）<a id="zw1" href="#zhu1"><sup>[1]</sup></a>；水桶（bucket）叫“战舰”（battleship）；长得像玩具枪、用来擦拭管道的海绵叫“兔子”（rabbit）。有时，洞内太吵了，工人就会在空中比画，跟哑剧似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取出喷筒，将水和空气喷到洞里，把灰尘冲掉。“一切都要做到位。”瑞安告诉我。
他拿刀打开了一个炸药箱，里面装着几十根红色的炸药。大家把它们装进洞里，就像给滑膛枪装弹一样。每根炸药都跟旁边的一根连着。很快，导火索就密密麻麻地排在了作业面上。接着，大家把灯一盏盏关了，直到隧道内漆黑一片。在一道手电光的指引下，我们回到了金属笼中。“我们跟爆点要有一千英尺的距离，”我们缓缓朝地面上升时，瑞安说道，“以前没有这个规定，工人耳朵都被震聋了。”
回到街上，天已经大亮了，瑞安在阳光下不适应地眨了眨眼。其他人忙着驱散交叉路口的行人，他则靠在一个不大的起爆器边上。一个穿驼毛大衣的女人说自己上班快迟到了，就要闯过去。“再等一分钟。”瑞安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头。另一名沙猪把手按在了T形操纵杆上。“走。”瑞安说。于是那个人就双手按下，大喊着：“起爆！起爆！”
地下传来一声巨响，震动声越来越强。人行道、栏杆和脚下的地面都开始颤抖。洞口上方的起重机也左右摇晃起来。一名路人先往天上看，又往地下看，看起来很茫然。“是炸弹吗？”另一个人问。一阵烟尘从井中升腾起来。接着，一切都安静了。隧道又向前延伸了九英尺。“搞定了，兄弟们！”工头喊道。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瑞安和其他人又消失在了洞中。
这一天结束时，沙猪们聚在自己的“小窝”里。那是一座不大的白色平房，有木头长椅、锁柜、一个淋浴头，位于第30大街的围栏区内。被泥巴染黑的黄色工作服挂在钩子上。角落里的一台电视机小声地播放着节目，几个人拿着毛巾在旁边看。另一人则在用拖布清洗他们脚边的地面。
瑞安找了张桌子，坐下跟我谈话。他的手肘放在安全帽上，脸颊侧面流下了一道泥水。由于常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他的听力受到了损伤，说话声音比一般人大。
“没人愿意谈，但我们现在真的很危险。”他说。瑞安解释说，旧隧道漏得跟“筛子”一样，有些部分已经建成将近一百年了，急需维修。但是，三号隧道完成之前都不能维护旧隧道。一部分原因是，进入一号和二号隧道需要停水，没有备用隧道的话，就会发生严重的用水短缺。但还不只如此。几名沙猪朝这边看了过来，这时，瑞安在桌子上用沾着泥的手指画了一个圆圈。“看到没？”他问我，“这些是控制水流的阀。”
“都在几百英尺的地下。”另一名沙猪说道。
瑞安说，隧道是圆柱形的，里面有断头台一样的水门，阀就是负责开合水门的，以此挡住水流。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水阀已经很脆弱了，不太好用。“他们担心，一旦试图把水阀关上，以后就打不开了。”瑞安说。
他擦去了眼睛上的一些泥。“看，”他说，“如果一条隧道失效，整座城市就要停摆了。有些地方会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医院。饮水处。消防。真要比起来，9·11都算不上什么了。”
谈论输水隧道隐患的不只瑞安一人，只是言辞没有这么激烈。2003年春，我见到了纽约市环保局负责人克里斯托弗·瓦尔德，他负责输水隧道的设计运营。他的胸膛宽阔，留着山羊胡，看上去更像沙猪的一员，而非政治家。他说话时还总想往前倾，好像要起跳似的。“虽然大家不愿意承认，但隧道是有寿命周期的，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开始退化。”他说。特别是金属阀门，它们的强度会不断减弱，直到再也承受不住水压。瓦尔德说，先修的两条隧道已经年久失修，除非三号隧道投入运营，否则停水维修的风险实在太大。他补充道，老化的隧道距离垮掉还有一段时间——“眼前还不至于出事”——然而，谁也没法预测到底能撑多久。
其他人的看法更为悲观。一位环保局科研人员对我说：“部分引水渠的渗漏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另外，环保组织“河流卫士”于2003年发布了一份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部分地区，这一非凡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例如，在纽约州北部的工业城市纽堡，连接市隧道网的地下水渠已经有多处裂口，漏水量巨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大型落水洞。
许多专家担心，旧隧道系统可能会同时崩溃。“工程师们会告诉你，隧道出事不会是渐进的，”瓦尔德说，“而会是灾难性的。”一号隧道被认为是最脆弱的一环，一旦出事，下曼哈顿、布鲁克林城区、布朗克斯区的部分地区都会停水。如果引水渠出了问题，那就是全市大停水。“到时便无水可用，”瓦尔德告诉我，“治理不是一两天的事，要花两到三年。”
之前，市政府有时会安抚民众对纽约供水系统的担忧。但是，在2003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提出，老化管线“非常脆弱”，而且“如果一条引水渠瘫痪，全城便会毁于一旦”。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参与三号隧道的项目管理工作已经有近十五年了，他也发声表示赞同布隆伯格的警告。“没有人知道，我们正面临一场潜在的灭顶之灾，”他告诉我，“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水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水龙头和消防栓里空空如也，广场上不再有喷泉，而是挤满了深受由烟尘与干燥散播的疫病之苦的市民——想象一下吧，就像查尔斯·爱因斯坦1964年发表的那篇未来主义小说《纽约干涸之日》一样。
然而，自建市以来，纽约长期缺水。虽然周围都是大海，但直到十八世纪，纽约的主要淡水水源都是下曼哈顿的一个散发着异味的池塘，名叫“集水塘”。人们会把自己的粪便倒在里面，有时还扔尸体。水的分发主要靠“茶人”。他们用大桶装水，走街串巷，惯于敲顾客竹杠。1785年，随着城市人口接近三万，《纽约杂志》向政府官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抱怨水源已经沦为“公用下水道”。一份日报宣称它“不仅恶心，而且致病”，接着还写道：“城市规模越大，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即便报纸发出警告说“倘若放任自流，瘟疫会让人口逐年减少，直到重视水源质量”，疾病已经在肮脏不堪的街道上四处传播了。1798年，黄热病导致两千名纽约市民丧生，小贩沿街吆喝着“大小棺材，随意挑选！”。1805年、1819年、1822年，瘟疫卷土重来。一名市民在当地报纸中指出：“纽约人就像寓言里面的富人一样。瘟疫之火吞噬生命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洁净的清水来滋润干咳的喉咙。”
1832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两名家住曼哈顿的儿童起床时感到剧烈腹痛。他们不能排尿，一直感到很渴，开始呕吐，皮肤泛蓝。第二天，他们都死了，又过了两天，他们的母亲也去世了。
亚洲霍乱到来了。这是一种极度痛苦的传染病，主要通过被粪便污染的水源传播。不到一个月时间，两千名纽约市民就丧了命，尸体颜色发蓝，手脚皱缩。超过十万名居民——也就是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逃去了附近的乡村。疫病平息时，已经有三千多条生命被夺走了。当时，一群医生来到这座城市，他们说城里“不断能听到恳求”的哭喊：“凉水，凉水，给我凉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