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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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森说，与其他新入会的人一样，他被训练成了杀人不眨眼的人。当局收缴过一本雅利安兄弟会的“指导手册”，上面公然写着：“新鲜人血的味道或许难以忍受，但杀人就像做爱一样。第一次可能不太好，但熟能生巧。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若能记住这一点，更是事半功倍。”在与狱方的一次密谈中，一名雅利安兄弟会成员说，会里的人会研读解剖学课本，这样“捅人就能一击致命”。

根据监狱档案，1981年，汤姆森“从后面”走近帮派的一个敌人，“然后开始捅他”，而且对方已经“倒在地上了”，他还是“不依不饶”。汤姆森曾在信中写道：“最优秀的持刀械斗就像舞蹈一样。在理想条件下，目标是让对方流血——割他的双手、手腕、胳膊。失血会让对手变得脆弱，对面部（眼睛）和躯干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囚犯互杀的原因往往并非现实的龃龉，而是皮肤的颜色。有一次，希尔夫斯坦因和一名兄弟会的新人——克莱顿·方廷，一名朋友透露，他当时急于交“投名状”——合伙在淋浴间攻击了敌对帮派“DC黑人帮”的一名领导人，总共捅了六十七刀，接着把带血的尸体拖了出去，其他白人囚犯则高喊着种族主义的口号。希尔夫斯坦因后来被指控谋杀另一名囚犯，他在庭上宣称：“我是从死人身上走过来的。我的胸膛上溅满了种族战争中碾碎的内脏。”

为了控制烙印，绝望的狱方开始将帮会成员在各个监狱间转移。（没有囚犯会公开承认自己是帮派成员。当局要他们发誓做证时，他们一般会说：“先生，我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这项措施的作用只不过是将帮派的影响力扩散到了得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甚至更东边的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一份写于1982年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报告曾发出警告，帮派领袖“一直在征募新成员，只是现在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得克萨斯州的监狱社会学家拿到了一封烙印成员写的信，信中写道：“所有上周转狱的成员都写了回信，我们的大家庭似乎正在发展壮大。”另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正处于癌症式发展阶段。”

进入新监狱时，烙印成员往往搞一次杀人或伤人的“示范”，目的是在囚犯中间立威。据说，“男爵”曾下令把一个对手“带到大家面前，让这些混蛋知道我们是动真格的”。实际上，这个帮派杀人根本不掩饰，甚至会在狱警面前公然行凶，仿佛是在显示自己不怕报复，不怕枪毙，也不怕被判不许保释的无期。“就是要让人们觉得我们疯了，”汤姆森说，“就像尼采说的，让空间与现实屈服于我们的意志。”

1983年秋，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托马斯·希尔夫斯坦因身处伊利诺伊州南部的马里昂联邦监狱，等待警卫带他去例行淋浴。马里昂监狱位于圣路易斯东南方向约一百英里，于恶魔岛监狱关闭同年，即1963年投入运营，旨在遏制帮派暴力行为的蔓延，特别是希尔弗斯坦因这样的人。当时，他已经被判谋杀三名囚犯，还得了个绰号：“可怕的汤姆”（他自己签名也经常这么写，还有多处圆笔）。

带希尔夫斯坦因去浴室之前，警卫搜了他的身，确保没有携带武器（他身上常备钢笔等素描绘画用具），手腕也被铐住了。他身边站着三名警卫，其中一人是梅勒·克拉茨，看上去很精干，头发灰白，留着和士兵一样的平头。他已经干了十九年，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可能是这三个人里唯一不怕希尔夫斯坦因的。据说，他曾对他说：“嘿，我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你可走不了。”

警卫在监狱里押送希尔夫斯坦因的时候，他在另一名帮派成员的牢房外停了一下。后者依计行事，突然把手伸出来，用钥匙解开了希尔夫斯坦因的手铐。接着，希尔夫斯坦因从同伙的腰带上解下一把近一英尺长的刀。“这是我跟克拉茨之间的事。”希尔夫斯坦因朝他冲过去时喊道。

另一名警卫尖叫道：“他有刀！”但是，手无寸铁的克拉茨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他扬起手时，希尔夫斯坦因朝他的腹部捅了进去。“他就用那把刀捅向克拉茨警官，”另一名警卫后来回忆道，“他就一直那样捅了又捅。”希尔夫斯坦因拔出刀子时——“这个人，他不尊重我，”他告诉警卫们，“我必须解决他。”——克拉茨已经身中四十刀，很快就身亡了。

几个小时后，希尔夫斯坦因的密友克莱顿·方廷在监狱里被押着走时，在另一间囚室前停了一下。电光石火间，他也自由了。“兔崽子们要尝尝这个吗？”他挥着一把刀喊道，然后捅了三名警卫。其中一人死在了儿子的怀里，父子俩都在这个监狱里工作。据称，方廷说他不希望希尔夫斯坦因再造杀孽。

自美国设立联邦监狱以来，这是首次同一天内有两名狱警被杀。“你要明白，”汤姆森说，“这些人戴着枷锁，关在戒备最森严的监狱里，但他们还是能干掉警卫。这太明显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干掉你。”

随着烙印凶残的名声日益传开，它的层级也增加了。在“正式”成员方面，烙印依然秉承宁缺毋滥的原则，但是它还有几千名追随者。这些“啄木鸟”想要从烙印里捞好处，比如长期庇护、免费走私品、更好的活（工作分配往往是由忠实可信的帮派成员负责的）。用汤姆森的话说：“监狱边界归警卫管，里面归我们管。”但是，随着帮派各级成员数目的膨胀，组织管理越来越困难了。

兄弟会成立之初，每名成员在重大事务上都有同等的投票权。到了八十年代初，这项制度带来了混乱。在之前披露的一次谈话中，克利福德·史密斯对当局坦白：“我们以前是一人一票，什么事都一样。真的，什么事都是这样。有人就会闯进来，对别人大加抨击……几乎必须取得整个州的同意才行……你要传风筝出去——就是纸条——来回跑，反复谈。好不容易谈妥了，最后才跟你说，‘行，把这个人干掉吧’……你不能在院子里揍哪个对头一顿，然后他们两三周以后就又活蹦乱跳了，这样不行。”史密斯说，帮派成员越来越像“十二匹马拉一架车，都朝着不同的方向使劲”。加州管教局当时的一份内部报告甚至提出预测：“除非获得清晰明确、具有强制性的指挥链批准，否则雅利安兄弟会很可能不会对执法人员造成严重威胁。”

汤姆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推动的。“我希望把非理性的因素消除，将兄弟会打造成真正的有组织犯罪团体，”他说，“我对滥杀黑人不感兴趣。我只关心一件事：权力。”

他联合其他几位领导人，与关押在南加利福尼亚奇诺县一间监狱里的帮派成员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些成员被控袭击或谋杀其他囚犯，正在等待受审。汤姆森鼓动他们自辩，这样就能传唤全国各地的同伙来出庭做证。每次帮派成员发出“传票”，另一名成员就会被转移到奇诺来。于是，利用这套本意是阻止他们作恶的法律制度的漏洞，用一名成员的话说，就是“无限的传唤权力”，大部分烙印成员在几天的时间里齐聚一堂，在院子里连续会谈几个小时，几乎举办了一次秘密大会。

史密斯回忆道：“有一天，我们聚在角落里说‘兄弟们，看看吧，骨干全都在这了，咱们往前走一步吧’。”烙印的加州领导人决定建立一套指挥链，大致按照意大利黑手党的框架。一州的帮派管理运营由十人左右的委员会负责，委员均由多数选举产生。委员会负责执行已经成文的帮规，还可以随时授权攻击任何一名帮外人员。委员会的行动由三人理事会监督。当局称，汤姆森和史密斯就是加州的委员。烙印在联邦监狱体系内也建立了类似的层级制度，涵盖十余座最高安保等级监狱，其中男爵和T.D.宾汉据称都担任高层的理事。

新架构强化了雅利安兄弟会的控制力，但还有一个障碍要解决：告密。其他犯罪组织也要担心成员“反水”的问题。但是，在监狱里，每个人都有“跳反”的激励，而且只要在狱警耳边说一声就成了。八十年代初，前烙印成员史蒂芬·巴恩斯曾在谋杀案中指证一位新任理事，于是受到保护性拘留，任何人不得接近。作为回应，雅利安兄弟会制定了一条新办法：接近不了本人，就从家人下手。“我们要做的就是袭击……巴恩斯的妻子，”史密斯解释道，“如果不行，就动他的兄弟……或者姐妹，名单还长着呢，一直往下做……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办法。”

为了执行新办法，烙印的领袖要物色一名杀手，一个用帮里的话说“能上前”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柯蒂斯·普莱斯，四十一岁，雅利安兄弟会正式成员，即将从奇诺监狱假释。用一名前帮派成员的话说，他“会杀掉委员会下令干掉的任何人”。他的假释官说，在二十二年的生涯里，他是自己对付过的最危险的州立监狱囚犯。普莱斯身高六英尺，棕色短发，长着一双空洞的蓝眼睛。从照片里看，他的面庞皮包骨头，向前凸出，有一点像鬼魂。普莱斯当年表达过进入执法部门的愿望，但后来却捅死了一名囚犯，把两名警卫劫为人质，同时对另一个警卫说：“我要把你老伙计的脑袋爆掉。”

法庭和监狱记录表明，1982年9月14日，也就是普莱斯获释后不久，他与时年二十二岁、育有两子的伊丽莎白·希齐见了面，并从其继父家中窃取了多件武器，包括一把12号霰弹枪和一把毛瑟自动手枪。接着，普莱斯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殿市，史蒂芬·巴恩斯之父理查德的家中，按照处决的方式向其头部开了三枪。巴恩斯的邻居发现他躺在床上，面部朝下，牛仔帽掉在附近。

后来，普莱斯返回伊丽莎白·希齐家中，将其殴打致死，造成头部撞击共五处，显然意图杀人灭口。他之后买票观看了电影《甘地》。狱中的帮派成员很快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事情已解决。”

我曾试图找过迈克尔·汤姆森。我了解到，巴恩斯杀人后不久，他就神秘地退出了雅利安兄弟会，并做证指控普莱斯。后者于1986年被判谋杀两人。于是，汤姆森成了烙印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叛徒。（“他块头大，力气大，做事狠毒，也杀过人。然后，他突然间消失了，反水了。”一名雅利安兄弟会的预备成员难以置信地说。）据信，汤姆森收到的死亡威胁比监狱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他的家人被转移，他也被管教系统置于类似于证人保护项目的庇护之下。他以匿名的形式在各大监狱辗转，而且经常被关在保护性监禁的专用牢房里，与大部分囚犯隔绝开来。

寻觅几周之后，我给一所监狱打了电话。我之前听说汤姆森被关在那里。狱方坚称查无此人。又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了一名执法人员的电话，她知道我想找汤姆森。“他们以为你想杀掉他，”她说，“正准备将他转移呢。”

我向监狱官员说明了来意，给他递了一封信。他同意见面后，我便去了关押他的最高安保等级监狱。他在监狱里的代号是“房客”。进入监狱前，我把车交上去搜查，然后领到了一件格子衫，换下原来的蓝色牛津衬衫，它的颜色正好与某些犯人的制服相同，因此不被允许在监狱里面穿。我旁边还有几对母子在填申请表。他们都穿着白色连衣裙或平整的长裤，就像去教堂一样。

我们穿过几道铁门，每扇门关上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最后，我来到了一个灯光明亮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很多木凳木桌。其他访客可以随意去找犯人，而我却被领到房间后面，墙面上有一个伸进去的防弹玻璃窗，大小是三乘以三英尺。我坐了下来，透过被刻意磨花的窗往里看。我看见一个狭小的水泥牢房，有一部电话，一把椅子。房间四面密封，只有窗户对面有一扇铁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身材高大的汤姆森走了进来。他穿着白色的连体号衣，双手铐在背后。警卫解开手铐后，汤姆森向前弯下腰，我总算看到了他的脸。他满脸大胡子，跟隐士一样。头发中分垂肩，是七十年代的流行款——他就是那时首次被判谋杀罪的。他朝玻璃走近时，我在他浓密灰白的发丛中看到了一双天蓝色的眼睛。他坐下来，把手伸向话筒，我也拿起了我这边的话筒。

“路上如何？”他问道。

他的声音轻柔而谦恭。我问他为何退出烙印。他说，帮内讨论过要不要杀史蒂芬·巴恩斯的父亲和其他家人，从那以后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跟他们争辩了好多天，”他说，“我一直讲，‘我们是战士，不对吗？我们不杀儿童，也不杀母亲和父亲。’但是，我输了。然后，他们把他杀了，用枪决的方式。接着又杀了无辜的希齐，只是因为她知道普莱斯的枪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是那时离开的。我当时就说，‘这件事已经失控了。’”他靠向玻璃，哈气出现在了玻璃上：“我依然愿意为里面的人战斗，昂起头战斗，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但是，我不会杀外面的人，你们世界里的人。”

我问他，起初吸引他入会的东西是什么。他沉吟半晌。“这是个好问题。”他说。于是，他开始一条条列出理由。有庇护。有归属感。但这又不全是。至少对他而言，是权力的冲动。“我很天真，我觉得我们是高贵的战士，”他说，八十年代，他尝试过扭转帮派的性质，“我认为，帮派有组织就可以少流血。我以为可以约束没有道理的杀戮。我太傻了。本性难移。组织结构只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在谈话中间，汤姆森引用了多名哲学家的话，其中就有尼采。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对我说：“帮派经常误读了他真正天才的地方。”他自称一天内参与捅死捅伤十六人，现在却大谈哲学，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我问他接受过什么训练，他就伸出手，像医生一样给我演示刺杀技巧。“你可以从心脏右侧的主动脉插进去，也可以捅脖子，或者瞄准脊柱，这样能让对方瘫痪，”他用手来回比画着说，就像切肉一样，“我已经蹲了三十年监狱，知道十有八九是出不去了。我是个危险的人。我不喜欢暴力，但我擅长暴力。”

他说尝试过与其他犯人隔绝。“我不怎么去院子，”他说，“那里不安全。”他说唯一能真正交流的人就是警卫，因为害怕被认出来：“在这里，我的地位比杀死或者凌虐小孩的人还低。因为我叛离了雅利安兄弟会，我在这里是最底层的。”

烙印多次想要找到他。他说，自从进了保护性监禁牢房，烙印就派了个“睡客”——秘密的同伙——进来，想要捅死他。“你要明白一件事，”汤姆森说，“雅利安兄弟会的主旨不是白人至上。它要的是自己至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会不择手段。”

警卫来敲了敲门。“我得走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