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格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他并不是个好商人。同事们说，他有了钱就会花掉，不会投到公司业务上。2000年，他申请了破产，婚姻也破裂了。“主要就是女人的问题，”他妻子后来说，“我知道他有情况。”斯塔莎离开后，他似乎心灰意冷，离开了波兰，先是去了美国，后来在亚洲落脚，以教英语和潜水为生。
他开始倾力创作《杀人狂》。这本书凝聚了他的所有哲学执念，情节效仿《罪与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科利尼科夫坚信自己是优越的，正义出于己心，谋杀了一名罪恶的当铺老板。“上千件善行难道抵不过一件小小的罪行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问。如果说，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现代恶魔，那么《杀人狂》的主角克里斯就是一名后现代的恶魔。在他看来，不仅神圣不存在（“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那就看看精液与血液在一起的模样吧”），连真理也不存在（“真理在被叙事置换”）。书中的一名角色承认，他不知道克里斯构建出的人格中哪一个是真实的，而克里斯却说：“我很善于撒谎，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谎言。”
克里斯不受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约束——道德、科学、历史、传记、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欢之路。妻子当场抓到克里斯和她最好的朋友做爱后便离开了他。（他说自己至少“剥除了她的臆想”。）从此之后，他与一个又一个女人上床，从麻木到性虐。他将常规倒转了过来，专找丑女，认为她们“更真实，更鲜活，更可触摸”。他酗酒，他满嘴脏话，用书中一名角色的话说，他铁了心要玷污语言，要“史无前例地让语言污秽”。他嘲笑传统的哲学家，亵渎天主教会。有一次，他跟朋友喝醉了，便从教堂里偷了一座圣安东尼的雕像。圣安东尼是一位埃及的基督教圣徒，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沙漠中，与魔鬼的诱惑战斗，让福柯产生了浓厚兴趣。（福柯描写了圣安东尼求助于《圣经》来抵挡恶魔，却看到犹太人屠杀敌人的经文。他写道，“邪恶并不体现在人类个体之中”，而是“存在于语词之中”，哪怕是一本救赎之书也会打开“地狱之门”。）
最后，克里斯将终极的道德真理弃绝，杀害了女友玛丽。“我拉紧了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用一只手拽住她，”他说道，“另一只手拿刀，捅进她左乳下方……一切都被鲜血覆盖了。”接着，他在她身上射精了。谈到杀戮，他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呼应了维特根斯坦“某些行为是不可言喻的”这一观念。他说：“没有喧闹，没有词语，没有动作。完全的沉默。”
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为之受罚，同时由于索尼娅的爱，他又得到了救赎，在她的引领下回到了前现代的基督教秩序。但是，克里斯从来没有摘下他所谓的“沉默的白手套”，而他也从没有受到惩罚。（“谋杀无痕。”他宣布。）他的妻子也叫索尼娅——这并非偶然——从未回到他身边。
《杀人狂》的风格和结构衍生自众多后现代小说，这又加强了他的一个观念：真理是虚幻的——毕竟，除了谎言和神话创作，小说还是什么呢？巴拉的叙事者经常会提醒读者，他正在被一部虚构作品所引诱。“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了，”克里斯说，“我会尽量不让你感到厌倦。”在另一段典型的虚实相间的话中，克里斯说，他在读一本书，主题是背负着“罪恶感”的年轻作者的狂躁反叛——也就是说，情节与《杀人狂》一样。
在整本书中，巴拉玩弄着语词，只是为了突出语词的变动不居。有一章的题目叫“Screwdriver”，同时指向三样东西：螺丝刀、螺丝起子鸡尾酒和一种性爱体位。克里斯杀死玛丽时的情景也透着语言游戏的意味。“我把刀和绳索从床下拿了出来，就像要开始给孩子读童话故事时似的，”克里斯说，“接着，我开始展开这条绳索的寓言，为了让故事更有趣，还把它打成了结。这个过程用了两百万年的时光。”
2002年年底，巴拉写完了。克里斯的生平和他本人的有些类似，模糊了作者与叙述者的界线。他甚至把书的部分章节贴到了一个名叫“杀人狂”的博客上，与读者讨论时，他用的名字就是“克里斯”，仿佛他就是书中的角色。小说于2003年出版，之后一名采访者问他：“有些人写作只是为了释放他们的……海德先生<a id="zw1" href="#zhu1"><sup>[1]</sup></a>，也就是人格中的阴暗面——你赞同这个观点吗？”巴拉打了个哈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我不予置评。或许克里斯蒂安·巴拉是克里斯的造物……而不是相反。”
波兰书店里难觅《杀人狂》的踪影，它惊世骇俗的内容是一部分原因。即使书店里有，也会放在书架最顶上，小孩子够不到的地方。（本书尚无英文版。）在互联网上，《杀人狂》获得了少量好评。“波兰文学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书。”一人写道，还说它“现实得令人瘫痪，低俗得完全彻底，充斥着偏执狂与谵妄的画面。”还有人说它是“一部虚构的杰作”。然而，大部分读者都认为它“完全没有文学性”，用一份主流波兰报纸的话说。连巴拉的一个朋友也将其斥为“垃圾”。哲学教授谢罗茨卡把书翻开时，不禁为其粗鄙的语言感到震惊，与巴拉上大学时富有智慧、清晰明快的文字截然相反。“我实在觉得不堪卒读。”她说。巴拉的一位前女友后来说：“我被吓到了，他以前不会这样说话。他从来没有这么粗鄙污秽地对待过我。我们的性生活很正常。”
巴拉的许多朋友认为，他想要在虚构里完成自己在现实中从没做过的事：打破一切禁忌。《杀人狂》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巴拉说：“我写这本书是不顾及任何世俗之见的……一般读者只会对几处富有画面感的、暴烈的性爱描写感兴趣。但是，如果真的读进去了，他就会发现，这些场景是为了唤醒读者……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是多么糟糕、贫乏、伪善。”
按照巴拉自己的估计，《杀人狂》只卖出了几千册。但是，他自信这本书终会成为文学巨著。“我真的认为，有一天我的书会被赏识，”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有些艺术作品要沉寂多年才会得到认可。”
这本书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克里斯笔下的毛骨悚然是那么真切，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不是精神失常，他怎么可能创作得出这样的人物。他和他的人物真的难以分辨了。在巴拉的网站上，读者们评论说他和他的作品“猎奇”“性别歧视”“变态”。在2003年6月的一次网上聊天中，巴拉的朋友对他说，他的书让读者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巴拉安慰她说，书全是虚构的，她却坚持认为，克里斯的狂想一定是“你的想法”。巴拉被激怒了。他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研读《杀人狂》的过程中，弗罗布莱夫斯基警探在多个段落下画了线。乍看起来，玛丽与谢尼亚夫斯基之死没有多少相似的细节。最明显的是，书中的被害人是女性，而且与杀人者是多年的朋友。虽然玛丽脖子上也套着绳索，但她还被一把日本刀捅了，而谢尼亚夫斯基并没有。然而，书中的一个细节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打了个寒颤：克里斯说，杀人之后，“我把日本刀在网上拍卖了”。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也被卖到了网上（该细节警方从未公布），这点相似太过离奇，似乎不可能是巧合。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曾暗示他还杀过一个男人。对于他无止休的神话创作，一名女友提出了质疑，于是他说：“我的哪个故事你不信呢——我的电台破产了，还是我十年前杀了一个对我动手动脚的男人？”他又说到谋杀：“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则寓言。也许这样更好吧。可恶。我有时候都不信我自己了。”
弗罗布莱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事实就像子弹一样坚实。要么杀了人，要么没杀。他的职责就是得出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揭示不容辩驳的真相。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还认为，要想抓住杀人凶手，你必须理解他是由何种社会、心理力量塑造而成的。那么，如果巴拉杀害或参与杀害了谢尼亚夫斯基——弗罗布莱夫斯基现在高度怀疑这就是真相——那么，实证主义者弗罗布莱夫斯基就必须变成一名后现代主义者。
弗罗布莱夫斯基干了一件让队里同事吃惊的事：他把这本小说复印了几份，然后发给了他们。每人分到了一章去“诠释”：努力找到线索、暗号、与现实的相似之处。巴拉现居国外，因此弗罗布莱夫斯基让同事们切勿打草惊蛇。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除非巴拉如往常一样定期回国探亲，否则波兰警方几乎不可能拘捕他。至少就目前来说，警方不能找巴拉的亲友问话。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同事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讯问跟巴拉关系较远的人，结合公开信息，构造出嫌疑人的概况，再跟小说里克里斯的形象进行比对。弗罗布莱夫斯基心里有一本账：巴拉和他创作的文学人物都沉迷哲学，都被妻子抛弃，公司都破产了，都周游世界，而且都酗酒。弗罗布莱夫斯基发现巴拉被警方拘留过一次，拿到报告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以前就读过。当时和巴拉一起被拘留的还有他的朋友，帕维乌。帕维乌后来在法庭上说：“那天傍晚，克里斯蒂安拿着一瓶酒来找我。我们就开始喝了，一直喝到天亮。”帕维乌接着说：“酒喝完了，我们就去店里再买。买完回来路过一间教堂，当时就生发了一个蠢念头。”
“什么念头？”法官问他。
“我们进了教堂，看见圣安东尼的雕像，然后就拿走了。”
“为什么？”法官又问。
“这个，我们想再找个人陪着喝。克里斯蒂安后来说，我们当时是昏了头。”
在小说里，警方抓到克里斯和朋友在圣安东尼雕像旁喝酒时，克里斯说：“他们说要把我们关进监狱！我无言以对……我不喜欢罪犯，但自己却成了罪犯。我干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却从没有过任何后果。”
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将《杀人狂》描述为犯罪的“路线图”，但部分官员表示反对，认为他把调查方向带偏了。警方请了一名犯罪心理学家来分析克里斯的性格，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巴拉。在报告中，心理学家写道：“克里斯是自我中心型人格，有着远大的智识抱负。基于他所受的教育和高智商，他将自己视为拥有独特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了精神失常的特征。他在挑战极限，看是否能够践行……自己的性虐幻想。他不尊重其他人，认为他们在智力上比自己低级，为了私欲而操纵他们，并以享乐主义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望。如果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是真人——那么他的人格可能就是由一种高度不现实的自我价值认知塑造而成的，也可能是……心理创伤和作为男性的不安全感的结果……与父母的病态关系或不可接受的同性倾向。”这名心理学家承认巴拉与克里斯之间的关联，例如都离过婚，都对哲学感兴趣。但是，她也提醒了一点：这种重叠“在小说家中司空见惯”。她还提出警告说：“根据创作的人物来分析作者的情况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小说情节本身不能成为证据，要得到现实中的印证才可以。然而，他目前只有一样巴拉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具体证据：手机。2002年2月，波兰电视节目《997》播出了关于谢尼亚夫斯基被害一案的短片。这是一档邀请公众参与破案的节目，相当于美国的《全国通缉》节目，997是波兰的紧急报警电话号码。后来，该节目网站上登出了该案的调查进展并征求线索。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小心地分析着回复。几年以来，网页点击量已经达到了数百，访问者远至日本、韩国和美国。然而，警方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在调查巴拉在网上是否用ChrisB[7]的身份买卖过其他物品时，弗罗布莱夫斯基和电信专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2000年10月17日，也就是谢尼亚夫斯基被绑架一个月前，巴拉在Allegro网站上点击过一本警用手册，名为《绞杀：意外、自杀与他杀》。“绞杀成年、清醒、健康、强壮的人是极端困难的，即使多人同谋。”手册中写道。书中还描述了各种制作绳套的方法。巴拉没有在Allegro上下单，也不清楚他是否从别处获得了这本书。但是，在弗罗布莱夫斯基看来，查找此类信息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他是有预谋的。然而，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他现在只有旁证，要想定巴拉的谋杀罪，他还需要别的东西：认罪口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