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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特说，两人坐下喝鸡尾酒的时候，泰瑞就开始问他军政府当前是否稳定，还拿出了一本小册子——“花名册”。册上包含众多海地军官的姓名和背景。他和柯林斯问康斯坦特，哪些人最有势力。
几天之后，康斯坦特说，泰瑞又提出见面的要求，这一次是在金纳姆酒店。“你为什么不入伙呢？”泰瑞问道。
“什么伙？”
“一群为了海地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人。”
康斯坦特说，泰瑞这时才透露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美国政府拒绝就唐纳德·泰瑞发表评论，而泰瑞本人也无法取得联系。但是，几十年来，中央情报局已经深深卷入了海地军方和警方。康斯坦特记得，六十年代的时候，他父亲曾担任过一名特工的非正式顾问，这名特工经常到他家门口谈话。据媒体报道，创立海地国家情报局之后，中央情报局曾计划为1987年总统大选的多名候选人提供资金，直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否决了该计划。
康斯坦特说，他最终同意了担任海地军政府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管道。他说自己的代号是“贾迈勒”，来源是他仰慕已久的前埃及民族主义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他还拿到了一个收发两用的无线电设备，需要定期查看。
我们不可能查验康斯坦特所说的所有细节。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称，确认或否认与任何个人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制度”。但是，康斯坦特是一名拿钱的线人，这没什么好怀疑的。自阿兰·奈恩于1994年10月在《国家》杂志上首次报道康斯坦特与情报界的关系以来，多名官员对记者们承认，许多人也对我确认了这一点。谜团在于：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康斯坦特到底有多重要？美国当局坚持认为，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告密者。然而，通过与多名情报界相关人士的访谈，再加上康斯坦特本人的说法，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大量信息；而且，至少有些人说，他后来更是积极配合。政变之后，他协助负责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信息与协调署。该署收集各种类型的数据：海地死亡与被捕人数、解放神学信徒的人数等等。康斯坦特说，收集信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它显然还有另一层意义：军事情报。
根据康斯坦特以及一名非海地籍情报界相关人士的说法，康斯坦特和另一名信息与协调署成员率先进入了阿里斯蒂德的一处私邸，并发现了大量秘密档案。部分档案落到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手中，为声称阿里斯蒂德精神失常的争议性报告提供了文献证据，并推动了美国国内反对他的声浪。
为了合理解释利用康斯坦特这种存在潜在问题的线人，一名前中央情报局高官是这样说的：“你不能给坏人钱，帮他们干坏事；但可以给坏人钱，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况。如果你要在FRAPH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中招揽线人，肯定找不到……西方外交官……这样的人物。要想搞清楚情况，你很快就会像联邦调查局对付黑手党那样——招揽下层人物，给他们钱，甚至给他们自由。甚至对某些高层人物也要这样。”
另一名政府情报高官说得更直接：“你看，我们可以去找[海地的]修女，请她们[提供情报]。不好意思——修女们都是好人，但是她们对恐怖主义一无所知。”这名官员还说，康斯坦特只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一大批人中的一个，美国政府全都是知情的”。他说，他相信康斯坦特在“关系谱系上”有一席之地：“从偶尔跟你谈话、只告诉你他希望你知道的内容的人，到完全效忠于中情局、领津贴、连有损于自己事业的情报也跟你说的人，全都在这个谱系里面。”
康斯坦特说，自己在1993年正式创立FRAPH之前换了个接头人，叫约翰·坎博瑞恩。两人会一起开车在佩蒂翁维尔的群山里转悠，途中交换情报。我给坎博瑞恩打电话问他康斯坦特的情况时，他让我去找国务院公共事务部，然后就挂断了。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在FRAPH的实际创立与发展过程中，美国情报人员的参与程度到底有多深。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声明：“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创办、资助、指导FRAPH组织。”该声明已记录在案。
但是，林恩·加里森回忆道，康斯坦特甚至在FRAPH成立之前就试图建立一支秘密警察队伍，当时柯林斯对加里森直截了当地说：“试试吧，看能有什么成果。”一名在军政府时期参与海地事务的美国政府官员进一步说，情报圈子里都知道，柯林斯早在FRAPH正式成立之前就卷进去了（FRAPH成立时，他已经离开了海地）。“即便FRAPH不是他一手创立的，至少也是关系匪浅。”这名官员告诉我。为了说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建立这种同盟关系的原因，这名官员补充道：“人们总是想寻求制衡，而当时阿里斯蒂德已经下台了。我无意苛责，但是他们确实不清楚FRAPH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时，国务院的多份内部文件都将该组织成员描述为暴徒和杀手。但是，康斯坦特说，他的接头人从未过问FRAPH的强奸与谋杀指控。不仅如此，他还说，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鼓动他阻挠阿里斯蒂德回国，甚至事先就了解“哈兰县”号示威事件。这件事让入侵延宕了将近一年。在我面前，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否认该局曾在海地推动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但是，时任美国驻海地特派员劳伦斯·佩祖洛和多名美国官员均公开谴责中央情报局，声称该局夸大了“哈兰县”号的威胁，以此阻挠阿里斯蒂德回国，从而在实质上推行自己的政策。康斯坦特告诉我：“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如果我有罪的话，那他们也有罪。”
决裂
按照康斯坦特与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托托·康斯坦特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春天。康斯坦特说，坎博瑞恩给他打电话要求约见。他让康斯坦特把无线电也带上。在康斯坦特的记忆中，坎博瑞恩对他说：“抱歉，但是我们不会再跟你见面了。”
“为什么？”康斯坦特问道。
坎博瑞恩说，由于“哈兰县”号事件，再加上康斯坦特发言反对总统，华盛顿要切断与他的联系。
美国官员说，情报人员与康斯坦特的联络当时基本上就断了。FRAPH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也不顺利。1994年10月，美军更是端了FRAPH的总部。康斯坦特担心性命不保，就去找占领军司令亨利·谢尔顿中将。康斯坦特回忆道：“我跟谢尔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继承了他的荣誉感与尊严感。我不是很明白事情的规矩，所以我要来问一问。’”
一部口述史记录了谢尔顿将军在入侵期间的录音文字版。根据这一材料，谢尔顿本来不想见康斯坦特。但是，谢尔顿和大卫·米德少将还是决定见面，看能否让他提供FRAPH成员的完整名单和武器库地点，公开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国，并将FRAPH改组为和平的政党。
“我们给康斯坦特来了一点攻心战，”谢尔顿在口述史中披露，“我先派米德去。米德要进去告诉[康斯坦特]，让他做好准备见长官……我给了米德二三十分钟时间做铺垫，然后我就到场了。一名海豹突击队负责我的安全，他先进去……按照常规，挨个儿推门敲门，然后我才能进。但是，康斯坦特全看在了眼里，给他一种要见黑手党教父的感觉……于是他就很紧张，眼睛瞪得大大的。”谢尔顿说，这时米德走出来，他走了进去。“[康斯坦特]马上起身，微笑着伸出手，我当时心里对自己说，‘记住，他们只懂两件事：力量与死亡。’于是，我看着他说，‘坐下！’他马上就坐下了，笑容也不见了……我跟他讲，‘我知道，我们开的条件你都已经接受了，只要我们不再追究你和你的手下。’他说，‘是啊，是啊，我完全接受。’接着他就开始了，‘但是，海地是……’内容是他在海地历史上的地位，FRAPH有多么重要。我让他讲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就打断了他，简明扼要地跟他讲，我现在不想听这些东西。”
第二天，康斯坦特就发表了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国的演讲，并将自己打扮成新的民主反对党领袖。根据一名美国高官的说法，发言稿是由康斯坦特以前的中情局接头人坎博瑞恩起草的，然后交给了美国大使馆，最后才念给康斯坦特听。他一下子就接受了，完全没有往日的威风。“他可能会入狱，”这名官员对我说，“但我们做出的判决是，只要能从他身上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让他待在外面也没关系。”
谢尔顿将军或许不想跟康斯坦特有瓜葛，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似乎就不只是监视这么简单了。移民当局告诉我，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人员或伪造证件协助的话，康斯坦特当时竟能凭借有效签证进入美国境内，这简直“不可思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弥天大谎”。“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杀人凶手，”一名前移民与归化局官员说，“他的照片到处都是。”康斯坦特说，他出国之前确实告知了某些美国官员，“可能他们做了些什么”。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康斯坦特的情况，但一名高层情报界人士说过：“在关系谱系的顶层，中央情报局局长手下有五十到一百名最高等级的间谍。我们亏欠他们很多，因为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只要想进美国，他们就能进，房子，什么都有……在私底下，从一点小忙到搞定签证，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托托入狱记
康斯坦特坐在威科米科县拘留中心。在国务院和移民与归化局的全力支持下，他即将被遣返回国，于是又利用当年的联络情况试图自救。他威胁要把自己与中情局的关系细节捅出去，还对沃伦·克里斯托弗与简妮特·雷诺提起诉讼，指控她们非法拘禁，索赔五千万美元。“中央情报局人员曾与本案原告合作。”他的律师在诉讼中如是说。为了强化警告的力度，康斯坦特身穿囚服，上了1995年12月的《60分》访谈节目。“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美女，所有人晚上都想跟我上床，但白天却遮遮掩掩，”他告诉艾德·布雷德利，“我想要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约会。”
这时，康斯坦特在押期间的巴尔的摩移民与归化局局长本尼迪克特·费罗，才开始看到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用他现在的话说，“超出常理”的东西。费罗在移民与归化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对涉及敏感政府事务的案件早已见怪不怪。康斯坦特发出威胁后，费罗说，大批政府高官开始介入，哪怕白宫已经公开和私下说明要遣返康斯坦特。
1996年5月24日，一份题为伊曼纽尔·康斯坦特诸选项的司法部备忘录中列出了遣返过程中提出质询的人员，包括：萨缪尔·博格，副国家安全顾问；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副国务卿；杰米·格尔里克，副司法部长；大卫·科恩，中央情报局副行动总监。“你看，[康斯坦特]一唱歌，鸟儿们就都从林子里飞出来了。”费罗说。
据费罗回忆，当时——“11点”——政府官员收到情报，说有人在谋划等到康斯坦特回海地后便将其暗杀。许多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坚持认为，即便这份报告是真的，它也只意味着康斯坦特应该在美国监狱里多待一段时间。“有些从马里埃尔港偷渡过来的古巴人现在还在监狱里，”费罗说，“还有一些不能遣返的中东人。这不是新情况。”但是，据多名参与评议的官员称，这则信息已经让某些高层领导动摇了。“我不想把一个人送回去受死，即使是康斯坦特这样的杀手。”一名涉及此案的人对我说。我问过一名高级官员，是谁发现有人要置康斯坦特于死地，然后撰写了那份机密报告的。他只是说：“可靠的美国情报来源。”
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费罗和几名移民与归化局的同事最后做了一次努力。他们坚称，将一名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送回他可能伤害美国公民、而美国公民也可能伤害他的地方，这让他们感到良心不安。然而并无效果。最终决定在几天内就做出了，在司法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的参与之下。
费罗亲自给康斯坦特带去了好消息。
“他们往监狱里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收拾好东西走人。”康斯坦特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惊讶。
“我基本上就是照着读了一遍，”费罗说，“这个人谋杀、暗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却要把他放到我们的社会里。这也太离谱了。”
康斯坦特给了我一份法律判决书，上面列出了释放康斯坦特的条件：康斯坦特必须住在他母亲位于皇后区的家里，而且除非是去曼哈顿见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否则不得离开皇后区；他必须每周二去移民与归化局签到；他不得谈论海地政治、协议细节等多个话题。“我喜欢抛头露面，”他说，“不让我说话，这对我来说是再糟糕不过了。”（康斯坦特现在似乎对这些限制不那么上心了。）康斯坦特的正式法律地位是：在国务院建议下，遣返缓期执行。
关于跟康斯坦特的交易，我询问过沃伦·克里斯托弗，他说一时想不起细节了，有消息会给我回电话。后来，他的助理打了过来，说他还是“想不太起来你希望讨论的事项”。康斯坦特的律师，拉罗西维耶还在谈客户生命受到威胁一事。他说：“我知道他不会被遣返，但我还是需要在法律上有一套说法，把事情说圆了。合理的借口。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合理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