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格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他说话的时候，几名国际人权观察员坐在我们旁边，很快一个人就跟拉罗西维耶争论起康斯坦特的事来。拉罗西维耶说：“如果有一天，我相信海地能对我的客户进行真正的审判，我会第一个让他坐上回国的飞机。”
布莱恩·康坎南是一名美国人权律师，过去五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在海地鼓吹审判康斯坦特上。他告诉我，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场审判都是极其公平的。他说，实际上本案已经奠定了海地司法系统的原型。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康斯坦特害怕自己会被杀掉，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名被告在监狱或法庭里受到虐待。“被告享有海地本国法律，以及海地签署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康坎南说，“被告可以要求证人出庭，也可以提交不在场证明和无罪证据。”
就康斯坦特而言，康坎南说，案件审理遵照了二战后审判纳粹高层，以及近年来审判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犯的法律流程。“康斯坦特建立了一个旨在[实施]——并确实实施——严重违反人权活动的组织，”他说，“他掌管着一个犯罪组织，要为该组织的罪行负责。”
来到海地的第二天，拉罗西维耶决定发起抗议。庭审过程中，他从椅子上起身，笔挺地站在法庭上。审判随之中断，每一个人都看着他。接着，他迈出了大门，保镖跟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人群中到处是愤怒的私语。一名控方律师将此行为斥为阴谋，表明康斯坦特的律师从一开始就无意接受法庭的正义，而只是想诋毁它。（“在我看来，要想为谋杀案做辩护，光花几个小时出席庭审可是不够的，”康坎南告诉我，“为了这件案子，我们已经全力投入四年半了。”）
拉罗西维耶离开后，我坐了一会儿，盯着后排座位上几十名声称自己受到迫害的人。许多人为了出庭专门买了正装。年轻女人穿着白裙子，有些人还受过枪伤，在酷热与尘土中显得那么纯洁。他们都坐得笔直。这些人多次徒步好几英里来到首都，向政府要求正义。他们还把事情的经过写成了歌曲。现在，他们坐在这里。雨开始下了。一名办事员在收拾桌上摆着的骸骨。全国各地流传着一则消息说，首都的另一场政变被挫败了。
我起身离开时，一名看见我和康斯坦特的律师同来的年轻人把我拦了下来。我还没开口，他就一口唾在我的鞋上，然后走开了。
判决结果
“他们想方设法让我出去，然后狠狠揍我。”我回国后不久，康斯坦特对我说。当时，他正在皇后区的一家餐厅里吃巧克力蛋糕。审判开始后，海地社区的形势越发紧张。拉罗西维耶让他在示威的时候躲出去，避免正面冲突。但是，康斯坦特一直待在附近：“我必须保护母亲和姑姑，以防有人失去理智。”
里科·杜皮伊，海地太阳电台台长对我直言：“有些海地人联合了起来，想让法律变成他们自己的玩物，把他杀掉。”
康斯坦特声称，他有一小批铁杆在暗中保护他。“我跟你说，他们每次去我家门前，百分之五十都是我的人，”他说，“他们过来是以防万一。”
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确知，但康斯坦特坚持说，他对流亡美国的部分前FRAPH成员、“背包叔叔”成员、海地士兵和杜瓦利埃的支持者还有一定的掌控力。示威者说，至少有一次，他家门外停了一辆车来监视他们。“他们过来给我们拍照，我们也拍他们。”雷·拉福雷告诉我。
“我不想死人，”康斯坦特谈起拉福雷时说，“不过我对他有安排，而且……”他的思路在这里就断了。
有一天，我跟康斯坦特坐在他家里，阅读他书里的一章。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接起电话，挂断后对我说：“见证历史的时刻吧。判决结果出来了。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服劳役，他们把我在海地的产业全都没收了。”
他跌坐在摇椅上，点燃一根香烟，茫然四顾。陪审团经过四个小时的审议，认定二十二名在押被告中的十六人有罪，十二人犯有蓄意谋杀罪或同谋杀人罪。缺席审判者均被判处谋杀罪，要求赔偿受害人数百万美元。“我讨厌老家的东西被没收，”康斯坦特说，“我妈妈迟早是要回去的。”
他又点了一支烟，狠吸了一口。“我给律师打电话吧。”他指的是拉罗西维耶。他拿起手机，想要集中精神。“他们判我有罪，”他给律师发了一条语音留言，“我要跟他说话，好吗？他们判了我无期加劳役！”
几分钟后，电话响了，康斯坦特赶忙接起来。结果却是一名采访的记者。他说了几句话就挂了。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拉罗西维耶。“你觉得这边会怎么样？”康斯坦特紧张地问，“行……好……行。”
他把电话给了我。还没等我把电话放到耳朵边上，隔着话筒都能听见拉罗西维耶有多么抓狂。“这件事我就一句话：胡扯。”拉罗西维耶说，海地政府现在会试图将康斯坦特引渡回国，理由是他被合法且有国际观察员出席的庭审判有罪。但是，他说道，他们还必须表明判决结果是公允的，而且要在美国法院里证明康斯坦特应该被遣返。
几天后，康斯坦特给我打电话，声音有些紧张。“到处都在传，说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说，“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说，第二天就是星期二，要和往常一样去移民与归化局签到，不过他害怕当局可能会计划在当天抓捕他：“你能去那里找我吗？”
第二天上午，我到达曼哈顿移民与归化局时，他已经站在门口了。天气很冷，他紧紧裹着军大衣。他告诉我，身在佛罗里达的母亲之前跟他打电话说其他几个海地流亡者被捕了。我都能看见他的眼袋了。他来回踱着步，说昨晚在一个朋友家过的夜，以免当局去家里抓他。
我跟着他上了电梯，走进十二层的一间办公室。他想去前台签到——前台挂着一幅自由女神像的海报——但一名移民与归化局的官员说，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待他。他坐下，开始思考自己为何这么久都没被抓起来：“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给这边的情报机关干活——他说有人在暗处详细地追踪着我的一切情况。”
几分钟后，一名办事员叫了他的名字，康斯坦特马上跳了起来。他拿着移民与归化局的表格去前台签到。官员把表格拿走，进了后屋跟某人商量。接着，她回来了，没什么事发生。康斯坦特微笑着把我送进电梯，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很好，然后冲到街对面买了一件新外套，庆贺自己的自由。
下一周里，二十多名托托稽查队员来到移民与归化局楼外，举着标语，上面展示着据称受到FRAPH迫害的人：一名被杀害的男孩，衬衫拉过头顶；两个男人倒在血泊中。“我们来这里是要求将托托·康斯坦特遣返海地，”吉姆·伊维斯拿着喇叭喊道，他是布鲁克林的一家报纸《海地进步报》的撰稿人，“如果你不希望战犯和刽子手生活在纽约的街道，那就请加入我们！”现场有一种感觉：这是说服美国政府遣返康斯坦特的最后机会了。现在判决结果都出来了，如果还是办不到，那就永远办不到了。联合国海地问题专家、康斯坦特案独立观察员阿达玛·迪恩戈将判决结果称为“与逍遥法外抗争的里程碑”。
移民与归化局外的人群中，有几个人弯下腰，试图在寒风中点亮蜡烛。“他们怎么能不把他遣返？”一个海地男人问我，“海地法庭都判他有罪了。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还要庇护他？”突然，人群异口同声地高喊：“托托·康斯坦特，你躲不了的！我们指控你种族屠杀！”
再会？
2001年，康斯坦特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见面。这是我们最后几次见面中的一次，当时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和乔治·W.布什均已宣誓就职。他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他说，自己跟“顾问们”都谈过了，现在要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说，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变化。反抗阿里斯蒂德的人越来越多，连皇后区也不例外。太子港最近发生了炸弹袭击，当局说是康斯坦特干的。他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但是，他说到处都有海地人在呼唤、等待他采取行动，站出来。
在我们见面的海地风味餐厅，他告诉我，有人发表了文章，他们说：“看那个在海地被定了谋杀罪的家伙，他每天都在变强。”他喝了一小口朗姆酒：“很多海地人都在盯着我。他们没接到我的消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我身上。有人还把海地的手机号发给了我。这里的人想要联系我。政治领袖想要联系我。有一种看法……如果阿里斯蒂德即将下台，我是唯一的继任人选。我不能被冲昏头脑。我要小心，要分析，要利用它。”
人们走进餐厅时，康斯坦特会转过头去看他们。他等着两个海地人入座，然后转过头对我说，他必须干点大事，否则这辈子都要困在皇后区当人质了：“如果我站出来，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就算我什么料都不爆，只是抨击阿里斯蒂德，海地的反对派、前军方势力、前FRAPH成员都会获得力量，每个因为看不到领导者而拿不出胆量的人，他们都会获得力量”。
他说，自己最近又收到了一连串死亡恐吓。有人知道了他的手机号，警告他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干掉你。”
我问他，如果真的贸然打破沉默，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怕不怕可能带来的后果。他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那是他的宿命。“我从小就为了一个使命准备着，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他说。他又朝后看了一眼，接着把身子朝我靠过来。“我要么当海地总统，”他说，“要么就要死于非命。”
2001年6月
2006年7月，康斯坦特迎来了更平凡、也更出乎意料的命运：他在纽约被捕，罪名是参与大规模房地产诈骗，造成贷款人一百多万美元的损失。这一次，康斯坦特的关系再也不能让他免受法律制裁了。他在纽约受审，被判有罪，最高可能入狱三十七年。州检察长安德鲁·库默说：“康斯坦特再也不能危害我们的社会了。”
<a id="zhu1" href="#zw1">[1]</a>美国黑人律师，经常为惹上麻烦的名人打官司，如辛普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