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谋杀案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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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能凭借搜索的表面信息来进行判断，”杜潘说，“巴黎的警察素以敏锐著称，他们很机灵，可是仅此而已。除了现场搜索外，他们在办案进程中没有什么方法可言。他们炫耀了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是，他们常常用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以至于让人想到儒尔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听音乐。<a href="#m7">^[7]</a>他们所获得的结果并非不常常令人惊讶，可是它们大多数靠的是纯粹的勤奋和苦干。当这一切都无计可施时，他们的方案就失败了。例如，维多克<a href="#m8">^[8]</a>很会猜测，而且也很坚韧不拔。但是，没有训练有素的思维，他就会不断地因过分的调查而频频出错。并且，由于太关注细节，他对事物的把握也会发生偏颇。他或许会异常清晰地发现一两处问题，可是一旦拘泥于此，他必然会失却对整体的洞见。这样，事情往往显得过于深刻。真相并不总在深井中，事实上，对越是重要的真知，我倒是相信它越显而易见。其深度在于我们探询真相时所去的山谷，而不是真相被发现时的山巅。这种错误的形式和起源在人们对天体的注视中非常多见。匆匆地扫视一颗星星——给予它斜视的一瞥，将视网膜的表层(对微弱的光线，表层比内部更加敏感)转向它，即清晰地看到了那颗星——即充分地欣赏了它的光泽——这光泽与我们所投诸视线的充分程度成反比。实际上，大部分的光线是落在凝视星星的眼睛上，但是匆匆扫视的眼睛却拥有更敏锐的把握能力。由于不恰当的深刻，我们使思维混乱衰弱；而且，太持久、太集中，或是太直接的细致观察甚至可能让金星自身从苍穹消失。

“至于这个谋杀案，在没有对此形成观念前，让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些调查。有一个询问会给我们带来些乐趣，”(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古怪，但是没说什么)“此外，勒邦曾帮过我一个令我颇为领情的忙。我们可以前往那里亲自观察一下现场。我认识警察局长G，应该不难获得这必要的准许。”

得到准许之后，我们立刻前往摩格街。这是介于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众多破落的街道之一。由于这个区域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到那里时已是傍晚时分。那幢房子很好找；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带着漫无目的的好奇心，从对面注视着那关闭的百叶窗。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房屋，有一条通道，道的一边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个滑动的窗格表明这是间门房。在进入房子前，我们沿着街走，转入了一条小巷，然后又转弯经过了房子的后面——期间，杜潘观察了整个周围地带，包括这所房子，他看得非常细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目的。

我们原路折回，再次走到了房子的前面，按了门铃，然后出示了我们的证件，并在值勤警察的允许下进入了。我们走上楼梯——进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那个套间，那里还停放着两具尸体。按惯例，房间凌乱依旧。我看不出任何超乎《法庭公报》报道的东西。杜潘仔细检查了每样东西——也包括被害者的尸体。然后我们走进了其他房间，还有院子；一个警官一直陪着我们。我们查看完现场要告辞时，天已黑了。在回家的途中，我的同伴走进了其中一家日报社的办公室，逗留了片刻。

我曾说过，我朋友的怪念头很多，对这些奇想，Je les ménageais<a href="#m9">^[9]</a>——因为我找不出英文的措辞来表达。那时，依照他的性情，他拒绝谈论这个谋杀案，直到次日中午，他才突然问我有否注意到凶杀现场的特殊细节。

他说话时对“特殊”一词有些强调，这引起了我莫名的战栗。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说，“至少，没有超过我们读过的报纸所报道的信息。”

“那报纸，”他回答说，“恐怕并没有领会到事件中异常的恐惧。可是，抛却这报纸的这些散漫无用的观点，我发现，这惨案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可这正是让人觉得好解决的原因——我指的是事件的超常特征。警察感到困惑的是表面上的动机缺乏——不是谋杀本身——而是凶手的残忍。人们听到的争吵声和楼上除了被谋杀的莱斯巴拉叶小姐外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事实，以及没有能不被上楼的人发现的出口这一事实似乎根本无法统一，这让警方大惑不解。那凌乱的房间，尸体被倒着硬插入烟囱，老夫人尸体遭到了令人恐惧的伤害；这些现象，以及刚才所提及的事实，还有我无须提及的事，都足以使警察当局瘫痪无力，并使他们所吹嘘的敏锐彻底陷入困惑之中。他们掉入了严重的却又是普通的错误中，即把异常与深奥混淆了。可是，正是由于这些对常规的偏离，推论才摸索着找寻真相，如果这推论真的存在的话。在诸如我们目前进行的调查中，与其说是经常问‘发生了什么’，还不如问‘发生了什么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事实上，我将会做到的或已经做到的解决这个神秘事件的敏捷，是与它在警察眼里明显的不可解决性成正比的。”

我沉默而惊讶地盯着说话的人。

“我正在等待着，”他继续说着，一边望着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虽然，他也许并不是杀人凶手，但他一定多少与这些罪行有关联。至于那最残忍的罪孽，或许他对此一无所知。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没有错；因为我把自己解构整个谜的期望建立在这个推测之上了。我在此期待着这个人——来这间屋子——每时每刻。诚然，他也许不会来；但是他多半会来。倘若他来了，就有必要拖延他。这里有手枪；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需要时该如何使用。”

我拿过了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而杜潘继续着，讲了一大堆话，好像在独白似的。我早就说过他在这样的时刻中的令人费解的神态。他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却有着一种对某个在远处的人说话的语调。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显得很空洞。

“那争吵的声音，”他说，“即被走上楼梯的那群人所听到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自己的，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让我们消除了那个老夫人可能先杀害了女儿再自杀的嫌疑。我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对谋杀方法的考虑；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将女儿的尸体推上烟囱，推到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而且她自己身上的伤口性质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想法。那么，谋杀是第三者进行的；并且，第三者是其中一个争吵者。现在让我来说说——不是说关于这些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那证词中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了吗？”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

“我不知道，”杜潘接着说，“到此为止，根据你的理解，我这样讲给了你怎样的印象；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这些从证词中获得的合理推论——我指的是有关嘶哑和尖厉声音的证词——它们自身就足以引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将为对此神秘事件的所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指明方向。我说的是‘合理推论’；但是我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被充分表达。我的意图是要暗示，这些推论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从中产生的必然的疑问也是唯一的结果。然而，这疑问是什么，我现在还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于我，那怀疑足以使人确信地让我在对那房间进行调查时，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一种明确的倾向。

“让我们把想象转到这个房间。我们首先该在这里找寻什么呢？找凶手逃离的途径。应该说我们都不太相信超自然的事。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不会是被幽灵杀害的。罪犯是个物质化的肉身，也通过物质化的方式逃离。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幸亏这一点上只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必然会引导我们找到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一一探讨可能的逃离方法。很明显，当大家上楼梯的时候，凶手正在后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房间里，或者，至少是在隔壁的房间。因此，我们只须从这两个房间来寻找线索。警察已经四处搜索了地板，天花板，以及墙上的砖砌，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会逃过他们的警惕。但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亲自检查了一下。那里的确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从两个房间通向过道的两扇门都被牢牢地锁上了，钥匙在里面。让我们再转到烟囱。这些烟囱虽然宽度很寻常，在壁炉上方宽达八、九英尺，但是也容不下一只大点的猫的身体。这早就说明了不存在这里逃走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把线索范围缩小到窗户上。若从前面屋子的窗户逃跑，就肯定会被街上的人发现。那么，凶手必须得从里面屋子的窗口逃走。现在，既然我们对结论是如此确定，那么，作为推理者，我们就不能因为其看似的不可能性来推翻这个结论。我们只有来证明，事实上，这些明显的‘不可能性’并非如此。

“房间有两扇窗。一扇没有被家具挡住，是完全看得见的。另一扇的下面部分被笨重的床架顶部遮住了，床架靠窗很近。第一扇窗从里面被牢牢锁上了，再怎么用力抬，它都抵挡得住。窗户左边有一个大大的手钻的孔，一颗很结实的钉子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再检查另一扇窗，那里也以类似的方式插着钉子；因此再大力气也抬不动窗子。于是警察就完全肯定出口不会在这些地方。因此，他们就认为拔出钉子打开窗是多此一举。

“我的调查多少有点特别，而且正是为此，我才去调查的——因为，我知道，所有明显的不可能性必将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于是我接着思考——追溯下去。凶手肯定是从其中的一扇窗户逃跑的。照此说，他们不能在里面重新锁上窗户，无法做到像人们发现时那样被锁着——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明白的事实面前，警察就不再检查这个部位了。可是窗架是锁上的，那么，它们就必然有力气来锁住自己。这是个不能被回避的论断。我走到不被遮挡的窗扉前，费了些周折地拔掉了钉子，并试图抬起窗框。不出我所料，它抵住了我所有的努力。于是，我明白了，一定有一个隐藏着的弹簧；这个念头使我确信，至少我的假设是没错的，尽管钉子问题依然显得有些神秘。经过仔细检查，我很快发现了那隐藏的弹簧。我按了它一下，于是，令我满意的是，窗框向上移动了。

“于是我把钉子插回原处，并仔细地研究它。一个从这扇窗穿过的人也许能重新关上窗，并且弹簧会自动碰上——但是钉子是不可能被插回去的。这个结论是很明显的，我的调查范围再一次地缩小了。凶手一定是从另一扇窗逃离的。现在，假设每个窗框上的弹簧都是一样的，这是可能的，那么，钉子之间一定会有不同，或者，至少它们的固定方式是不同的。当我走到床架上的帆布前，我细细地检查了第二个窗扉旁的床头板。我把手放在板后面，很容易地就发现并按下了弹簧，这些，正如我所料想的，与刚才那扇窗的特点一样。于是我看了看钉子，它也和方才的一样结实，而且明显地是以同一种方式给插上的——几乎被插得深及顶部。

“你会说我这下子感到困惑了；但是，如果你这么想，就一定是误解了归纳的本质。套用一个打猎术语，我还从没‘失却嗅迹’过。嗅迹丝毫没有消失过，这条链子上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丢失。我已经把秘密推溯到了它最终的症结上，——这个症结就是那个钉子。我说这个钉子的外形在每个方面都和另一扇窗上的钉子一致；但是，从现在的推论来看，这个事实完全是无效的(尽管它或许显得很无可置疑)，尤其是这推论会于此将线索终结。我曾说过，‘这钉子一定有不寻常之处’。我碰了碰它，钉子的顶部和下面长约四分之一英寸的部分断在了我的手中。钉子的其他部分没入了手钻的孔里面，在那里断开了。钉子的断裂部分很破旧(因为它的边缘覆盖着铁锈)，而且很明显地被铁锤敲击过，钉子顶上的一部分被敲进了窗框的底部上方。于是我小心地把这钉子顶部放回我拿出钉子的凹陷处，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完好的钉子——断裂处是看不见的。我按了一下弹簧，轻轻地把窗框抬高几英寸；钉子头部随之被抬起，剩余部分还牢牢地在原处。我关上窗，钉子又显得完好无损了。

“至此，这个谜就被破解了。凶手是从这个床上方的窗户逃跑的。在他离开后，窗子自动归位(或者是有意被关上的)，并靠弹簧被锁住了；正是这个弹簧的保持力，警察才误以为这是钉子的力量，——这样，他们就认为没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

“下一个疑问是凶手下楼的方式。就这一疑点，我在和你一起绕着房子走时已经弄清楚了。离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有一个避雷针。没有人可能从这个避雷针到达窗户，更不用说进入房间了。然而，据我观察，四楼的百叶窗属于很特殊的那种，巴黎的木匠称之为“火印窗”——那是一种目前少见的类型，但是它在里昂和波尔多地区的老房子中较为多见。它们外形上是普通的门(是单一的门，而不是折叠门)，只是门的上半部分是格子的，或是开放的格子结构的——这样就能使手很好地攀抓。目前，这种百叶窗全宽为三英尺半。当我们从房子后面看它们时，它们都是半开着的——这就是说，它们与墙壁成直角。也许，除了我，警察也检查过了房子的背面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他们在看到这些火印窗的宽度时(他们肯定会看)，就不会感觉到它实际幅度的宽阔，或者，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事实上，一旦他们令自己相信这块地方是没有进出可能的，他们就自然会对此处的检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在我看来很明确的是，这扇床架上方窗户的百叶窗，假如完全转回墙壁的话，就离避雷针不到两英尺。同样明显的是，人若凭借异常的矫健和勇气，或许就可以从避雷针进入窗户。只要越过两英尺半的距离(现在我们假设百叶窗是完全打开的)，盗贼就可能一只手牢牢地抓住窗格子。然后，他松开抓住避雷针的另一只手，将双腿平稳地顶在墙上，并果敢地从墙上一蹬，就可以转动百叶窗，使它关闭，而且，如果我们想象这时窗户是开着的，那他甚至就顺势转进了屋子。

“我希望你特别要记住的是，我刚才讲到了需要异常的矫健才能成功地完成如此危险和困难的技艺。我这样是想让你明白，第一，从窗口进入房间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第二，同时也是更关键的，我希望让你理解这种十分不同寻常——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敏捷，惟有它，才能完成这一动作。

“毫无疑问，你会套用法律用语说，‘为了证明我是有理的’，我应该宁愿低估，而不是坚持最大限度地估算做到这事所需要的敏捷。这或许是法律的惯例，但是这不是理性的作用。我的最终目的只是真相。我的直接目的是让你把我刚才说过的那十分不同寻常的敏捷和那非常怪异的尖厉(或嘶哑)而不稳定的声音并列放置，而且那说话人的国籍没有人的意见相同，在他的整个说话中，没人能分辨出他的音节划分。”

听到杜潘的这些话，我脑海里掠过了一个模糊而隐约的概念。我似乎快要理解了，却没有力量去领会——就像人们有时候发现自己马上要记起什么了，而最终也没能想起。我的朋友继续往下说着。

“你看得出，”他说，“我已经把问题从出口转到了入口。我就是在设法传达这个想法，即两个方法是一样的，地点也相同。让我们回到房间内部，来调查那里的情况。据报道，柜子的抽屉已经被抢劫过了，不过许多衣物仍然在里面。这个结论是荒谬的。这只有猜测——一种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我们凭什么知道那些在抽屉里发现的衣物并不全是抽屉原来就有的？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过着异常隐居的生活——不拜访亲朋——很少出门——几乎不需要常换服饰。至少那些被发现的衣物料子与这些女士们身份相符。如果窃贼要偷走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最好的呢——为什么不全都偷走呢？总之，为何他要放弃了四千法郎的金币，拿这堆面料来劳烦自己呢？金币被舍弃了。人们发现，米尼亚尔先生，那个银行家提到过的全部金额几乎都在地板上，被放在包里面。因此，我希望你能从那些关于动机的浮躁想法中挣脱出来，警察只有送钱上门这些证据，才产生了这些想法的。比这事(递交钱，然后收到钱的三天之内发生谋杀)奇怪十倍的巧合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它们并没有引起哪怕是短暂的注意。大体上说，对这一类的思想者来说，巧合是巨大的绊脚石，这些人虽然受过教育却不懂概率论——人类对一些最辉煌的目标的探究就得益于这一理论，因为它给予了最辉煌的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金币消失了，那么三天前送交的钱财就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了，它就能证实这个关于动机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下面，如果我们假设金币是这场暴行的动机，我们必然会认为这个罪犯是个如此犹豫不决的白痴，居然会放弃了黄金和他的犯罪动机。

“现在，请将这些引起了你注意的要点好好琢磨一下——那怪异的声音，异常的敏捷，还有在这个如此古怪、残忍的凶杀案中令人惊讶的动机缺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残杀本身。此间，一个女人被人力勒死了，并头朝下地被推上了烟囱。普通的谋杀不会采用这样的杀人方式，尤其不会对死者进行如此的处理。你得承认，如此这般地将尸体推上烟囱，总有些过分之嫌——这与我们通常所谓的行为常规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哪怕行为者是最丧失人性的。而且，再想想，能把尸体硬推入这样的孔径中，该需要怎样巨大的力量，几个人合力使劲都几乎无法把尸体拽下来！

“现在，再转到关于这个巨大力量的其他迹象上。在壁炉上面有浓密的卷发——非常浓密——是灰色的人的头发。这些头发是被连根拔起的。现在你明白，哪怕是这样地从头上一起拔掉二三十根头发都需要巨大的力量。你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这几绺头发，它们的根部(看着太让人害怕了！)凝结着几块头皮上的血肉——这明显就是用了猛力，或许这股力量一次就能连根拔出五十万根头发。那老妇人的脖子不仅被砍了，而且那头颅还完全地从身体脱落：凶器仅仅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也看到了这些行为中残忍的兽性。我就不用说莱斯巴拉叶夫人身上的那些伤痕了，迪马先生和他能干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已经说过它们是某种钝头凶器所致；照此看来，这些先生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这钝头凶器显然是院子里的铺路石材，受害者是从床上的那扇窗坠落在它上面的。尽管这个想法现在看来也许有些简单，但是警察疏忽于此的原因与他们由于百叶窗的宽度而发生疏忽同出一辙——因为，由于钉子的缘故，警察根本排除了窗户是曾被打开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