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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上述的这些信息，如果此刻你恰恰已经想到了房间的凌乱，那么迄今我们就可以把那惊人的敏捷、超人的力量、残忍的兽性、缺失动机的谋杀、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怪异恐怖、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听来是异国的语调，以及含混或是费解的音节划分等信息结合起来。那么，接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在杜潘问这个问题时，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于是我说，“这是一个疯子干的——是某个从附近的疗养院逃出来的疯癫发狂者。”
“从某些方面来看，”他回答道，“你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疯子的声音，即使是在最癫狂的发作中，也不会和人们在楼上听到的怪异声音一样。疯子是有族裔的，尽管他们的语言在表达上会语无伦次，但是音节的划分总是有连贯性的。另外，疯子的头发是不会像我现在握在手中的那样的。我从莱斯巴拉叶夫人紧紧捏着的手指中解下了一小撮头发。告诉我，你对此作何解释？”
“杜潘！”我非常惊慌失措地说道，“这头发太古怪了——这不是人的头发。”
“我并没说过它是，”他说，“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一点前，我希望你看一看我画在这张纸上的草图。这幅画是描摹其中一段证词中所谓莱斯巴拉叶小姐的脖子上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抓痕’，也就是其他人(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的证词中 ‘一连串乌青块，显然是手指的压痕’的现象。
“你会觉得，”我的朋友继续说着，把纸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展开，“这张画使人想到紧紧而牢固的一握，很显然没有任何打滑。每一根手指都保持着——也许直到受害者死去——那可怕的紧握，最初连它们自己都深陷进肉里了。现在，请你努力将所有的手指都同时放在你看到的每个压痕上。”
我企图这么做，可是无济于事。
“我们的尝试也许不太恰当，”他说道，“这张纸是铺放在一个平面上的；但是人的脖子是圆柱形的。这里有一条木块，它的周长与脖子差不多。用画纸包卷它，然后再尝试一遍。”
于是我依此做了；但是难度甚至明显比前一次更大。“这不是人手留下的印子。”我说道。
杜潘回答说，“那么读一下这段居维埃教授讲的话。”
这是一份关于东印度群岛上巨大的黄褐色猩猩的从解剖学和一般习性角度进行的详细报道。那巨大的身材、超常的力量和敏捷、野性的凶残以及这些哺乳动物的模仿习性都是广为人知的。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谋杀的可怕之处。
阅读完后，我说：“在足趾的描写上，这与那幅画是一致的。我知道除了这里提到的大猩猩种群，没有什么动物能留下你所描摹的压痕。这一撮黄褐色的头发也和居维埃写的动物有着同样的特征。但是我还是不可能理解这恐怖之谜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人们听到在争吵中有两个声音，而且其中一个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的声音。”
“没错；而且你会记得，根据实情，这声音有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语调——是 ‘我的天哪！’的表达。在此情况下，这种语调的特征已经被其中一个证人(即蒙塔尼，糖果店老板)恰当地表述为指责或是规劝。因此，就是这两个词，我才充分拥有了彻底解开这个谜团的信心。那个法国人知道这个惨案。这是可能的——事实上非常有可能——即他在这场血腥惨案中是无罪的。那个猩猩也许是从他那里逃跑的。他也许追逐到了那个房间窗下；但是，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他没法抓住它，那畜生现在依然逍遥自在。我不想再追溯这些猜想了——因为我没有权利把它们称作是别的什么——既然它们所基于的思考几乎没有足够的深度能令我自己赏识，而且，我也没法自认为可以让它们在别人的理解中变得好懂些。那么，我们就权且称它们为猜想，并这样来谈及它们吧。如果这个法国人真的如我所猜想的，在此暴行中是无罪的话，那么这个启事，即我昨夜回家路上在《世界报》报馆登的(是一张关于航海方面，常常被水手关注的报纸)启事，会将他带到我们的住所。”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如下信息：
“招领——某日清晨(即谋杀发生的那个清晨)，在布洛涅树林捕获了一只巨大的黄褐色婆罗洲猩猩。失主(据说是一艘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若能验证辨明，并支付抓捕和豢养的少量费用，就可以将其领回。认领处在圣热尔曼区××街××号，上四楼即可。”
“这怎么可能，”我问道，“你怎么知道那人是个水手，并属于马耳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杜潘说，“我并不肯定。然而，这是一小段带子，从它的形状和油腻的外表看，很明显，它是用来系那些水手们很喜爱的长辫子的。另外，这个结是那种除了水手，很少有人能打的，而且这结是马耳他商船所特有的。我是在避雷针的脚下捡起这条带子的。它不可能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位死者。这样，如果我对这条带子的推论，即那个法国人是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的推测根本就是错误的，我在启事中所说的话依然是无害的。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得到了要点。如果这个法国人见证了谋杀，尽管他是无罪的，他自然会对启事的答复持犹豫态度——即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说服自己：——‘我对此毫不知情；我很贫穷；我的猩猩很值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它算得上是一笔财富——我干吗要因为这种无聊的忧虑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里，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里被发现的——与谋杀的现场有很远的距离。人们怎么会怀疑这事是一个残忍的畜生干的呢？警察对此茫然无知——他们没有抓住丝毫线索。他们哪怕是查出了是这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见证了谋杀，或是因为我见证了而把我牵连到罪行中去。重要的是，我被人知道了。登启事的人认为我是这畜生的主人，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对此有多少了解。如果我放弃认领这价值昂贵之物，而众所周知我对此有所有权，那么我至少就会使它遭受怀疑。我是不会以此来吸引公众对我或对这动物的关注的。我会答复这条启事，并领走那只猩猩的，在这阵风波过去前好好地看着它。’”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杜潘说，“但是在我给你信号前别用它，也别让别人看见。”
房子的前门一直开着，拜访者没有按铃就走了进来，他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这时他似乎有些犹豫，接着我们就听到他下楼的声音。杜潘迅速地移到门边，这时我们又听到他上楼了。这次他没有再折回，而是毅然地走上了楼梯，并叩响了我们房间的门。
“进来，”杜潘愉快而热情地说道。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就是一名水手，——个子高高的，健壮，而且肌肉发达，脸上有一种蛮勇无畏的表情，倒不是太令人讨厌。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大半被络腮胡子和髭发掩盖着。他带着一根巨大的橡木棍，但是似乎除此没有其他的武装。他笨拙地鞠了个躬，并用法语问候我们“晚上好”，这语调虽然多少有点新夏特勒口音，但是仍然很明显能听出他是巴黎本地人。
“请坐，朋友，”杜潘说着，“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而来的。真的，我几乎要嫉妒你拥有它了。它是一头非常不错的、毫无疑问也是很珍贵的动物。你认为它有多大了？”
那个水手长长地吸了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很放心地回答道：
“我也不清楚——但是它至多四、五岁。它在你这里吗？”
“哦，不；我们没法把它养在这里。它在迪布尔街的马房，就在附近。你可以明天一早就领走它，当然，你打算领它走了？”
“那是肯定的，先生。”
“我会很舍不得离开它的 ，”杜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