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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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重新细读关于博韦辨认尸体的那部分论述。在有关手臂上的汗毛部分，《星报》的表述明显不真诚。博韦先生并不是傻瓜，不可能在辨认尸体时仅仅仓促地说手臂上有汗毛。而且，任何手臂上都有汗毛。《星报》的概括性表述只不过是歪曲了证人的措辞。他一定说过这毛发有某种特殊之处。它肯定有独特的颜色、数量、长度或位置。

“报纸还说，‘她的脚很小——脚小的人何止千万。不管怎么说，她的吊袜带根本算不上是证据——她的鞋也不是——因为鞋和吊袜带是成箱卖的。她帽子上的花也是同样的道理。博韦先生一再坚持的是，吊袜带的扣子被折回过，并使带子缩短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多数女人愿意买一对吊袜带回家，并把它们调节到适合它们所要缠绕的大腿尺寸，而不是在购买的商店里就试用它们。’从这里看，我们很难认定那个推理者是真诚的。如果博韦先生在他找寻玛丽的尸体时，发现了一具尸体的大体尺寸与外形和失踪的女子很相仿，他准保(这根本与衣服无关)会有一种找寻已经成功的想法。如果，除了大体尺寸和外形，他还发现尸体的手臂上有一种特殊的汗毛特征，这与他曾在活着的玛丽手臂上看到过的一致，他的这种想法就更坚定了；而且他信心的增长可能与那汗毛特征的特殊性，或者说是与众不同成正比。如果，玛丽的脚很小，而尸体的脚也很小，那么尸体就是玛丽的可能性的增长比率就不会只是算术增长了，而是一种高比率的几何增长，或是积聚性增长。再加上他所知道的姑娘失踪那天穿的鞋子又是与尸体的相符，而且，尽管这些鞋子也许是‘成箱卖的’，你至少会将可能性增加到它几乎就是那个人的程度。那些自身对身份辨认并不算是证据的东西会通过它具有的确证位置，变成最令人确信的证据。所以，只要那顶帽子上的花也与失踪女子所戴的相同，我们就不用继续探究了。只要是一朵花，我们都不用继续探究了——那么如果是两三朵，或是更多呢？每一接连发现的吻合就是成倍的证据——这不是证据的叠加，而是证据成千上百倍地增加。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死者身上的与那姑娘活着时使用过的相仿的吊袜带，那么再追究下去就有些愚蠢了。况且这些吊袜带被发现时是缩紧的，扣子还折回过，又恰好与玛丽在离家不久前她自己的系扣方式一样。再怀疑下去就是疯狂或虚伪了。《星报》所说的关于吊袜带被缩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这正好说明了它自己在错误上的顽固。吊袜带扣的弹性特征就不言自明地展示了被缩短的非寻常性。它本身就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在很少的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再调节。从最严格的角度来看，玛丽的这些吊袜带肯定是在很少有的情况下才需要作上述的缩紧。光是这吊袜带就足以证实她的身份了。但是被发现的尸体不仅和失踪的姑娘有着相同的吊袜带，还有相仿的鞋子、帽子、帽子上的花、脚、手臂上独有的特征，以及身体的尺寸和外形——就是说，尸体具备了玛丽单个的和所有整体的特点。如果证明《星报》的编辑对死者的身份是真正怀有疑问，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他而言，也大可不必送他去接受精神病检查。他不过是认为附和那些律师们的废话是具有远见的，而多数律师却只是满足于重复法庭的规矩条款。在此，我认为，很多被法庭所否决的证据其实在有智人士看来都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是在证据认定的普遍原则的指导下行使职能的——那些都是被公认和记入法典的原则——它不愿转向特例，而这种对原则的固守，并苛刻地不理会具有冲突性的异议，无论时间的长短，也是一种能最大限度获取事实的方式。从总体上说，这种准则按理是具有哲理性的；但可以肯定，它也会在个别事例上酿成大错。<a href="#m17">^[17]</a>

“关于针对博韦的影射，我想你会乐意立即摈弃它们的。你早已了解到这个善良的绅士的真实品行。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情感有余，理性不足。在真正激动的情况下，任何此类之人都愿意如此表现自己，这样就使自己容易被人怀疑为过于精明或居心不良。博韦先生(正如你的摘要所示)与《星报》的编辑有过几次单独的面谈，并且，他因为不顾编辑的推论，斗胆提出，尸体确确实实就是玛丽，因此而冒犯了后者。该报说，‘他坚持认定尸体就是玛丽，但是他在我们所评论的那些细节之外，却给不出一个原委来让大家信服。’现在无须再提及不可能举出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让大家信服’这一事实，我们也许注意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某事，但是却没有能力提出一个特定的原因来让别人相信。再没有什么比个人印象更说不清楚的事了。每个人都认识他的邻居，但是很少有人可以马上给出他认识邻居的原因。《星报》的编辑是无权因为博韦先生说不出确信的理由就大动肝火的。

“他的饱受怀疑更符合我关于他情感用事与好管闲事的假设，而不符合那个推理者说他有罪的暗示。一旦采取了更宽容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要理解钥匙洞里的玫瑰花、记事板上的‘玛丽’名字、‘将男性亲友排挤出局’、‘反对让亲友们见到尸体’、告诫B夫人在他(博韦)回来前一定不能和警官交谈，以及最后他‘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牵涉进此事件’的明显决断等，都并不困难。似乎毫无疑问的是，博韦是玛丽的追求者；而她又向他卖弄过风情；于是他野心勃勃地想让别人都认为他拥有她全部的亲昵和信任。关于这个我不想再多说；而且，因为事实完全驳回了《星报》的论断，即认为玛丽母亲和其他亲友反应冷漠——这冷漠和关于他们相信尸体是那个香料店姑娘的猜测相矛盾——那么我们就得进一步探究了，就当死者的身份问题已经被我们完满解决了。

“那么，”我问道，“你对《商报》的观点如何看？”

“从实质上说，这些观点比其他任何就此事所发表的意见都更值得注意。那些从前提得出的推论是理性而敏锐的；但是在那些前提中，至少有两个例子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商报》意在暗示玛丽是在离她母亲家不远处被一帮粗俗的流氓劫持的。它竭力地表述道：‘一个像这一年轻女子一样被公众熟知的人，在走过了三个街区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在巴黎长期居住人士的观点——一位公众人物——是一位在此城市的来回活动范围大多被限制在政府办公室附近的人士。他知道他从自己的工作地点穿越长达十二个街区后，很少会不被人认出并向他打招呼。他明白自己有多少熟人，也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他，他把自己的知名度和这个香料店姑娘的作了比较，发现两者间没有大的差别，于是立即就得出了结论，即这个姑娘走在路上时，会像他一样地容易被人认出来。可是，这情况只能发生在当她的外出和他一样是具有固定不变而按部就班的特点，而且也是在有限的同一区域时。他的往返走动在时间上是有规律性的，而且有一定界限范围，其间有很多人会出于他的职业与自身有相似特征的兴趣而有意地观察他。但是，总的来说，玛丽在外走动也许会散漫些。在这个特殊的事例中，非常有可能的是，她走的路线是与平常的几种都不同。我们所推测的存在于《商报》想法中的那种对等，只有在两个人穿越整座城市的情况下才能被证实。在那种情形下，假设他们各自的熟人是一样多的，那么与相同数量的熟人相遇的机会就是相同的。就我看来，我认为，无论何时，无论玛丽从自己的住所到姨妈家的很多路线中走的是哪一条，她在路上不碰到一个她所认识的人或认识她的人的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在头脑中始终记住，哪怕是巴黎最著名人士所认识的人，在与巴黎的整个人口数量的比较中，都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但是不管《商报》的论述依然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当我们考虑到姑娘离开的时间时，它的力度就会大大削减。《商报》这样说：‘她是在街道充满了人群时离开的’。可事实并非如此。那时是早上九点。现在，除了星期天，每天早上的九点，街上确实有很多人。但是星期天的九点，人们大多是在家里准备去做礼拜。只要你留心，你不会注意不到，每个安息日从早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城市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冷清气氛。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街道上是有人流的，但这并不是报上所说的那么早的时间。

“《商报》上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是缺乏观察的。它这样说：‘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关于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会稍后再尽力研究；但是在‘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这句话上，编辑想指的是那群最低俗的流氓。可是，报道所描述的是那些哪怕没衬衫都永远带着手帕的人。你一定有机会观察过，最近几年，对那些十足的流氓来说，手帕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那么，”我问道，“我们如何看待《太阳报》上的文章？”

“非常可惜那个作者天生就不是一个应声虫——本来在这件事上他可以成为这一行中最杰出的应声虫。他只是一一重复了那些早已刊登的评论，用值得褒扬的努力从各家报纸的论述中把它们集中了一下。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物品在那里已至少有三四周时间，因此，毫无疑问，这令人瞠目的行凶现场已经被发现。’在这里，被《太阳报》重申的事实实际上远不能消除我对此事的疑虑，而且我们稍后要更细致地将它与此事的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目前我们必须专注于其他的调查。你不会不注意到尸体的检查太草率了。当然，身份的问题很容易就能确定了，或者说应该早就确定了；但是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明确。尸体有否被抢劫过？死者在离家时是否带有任何珠宝首饰？如果是的话，当她被发现时还带着它们吗？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完全没有被证据所涉及过；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也没有被注意到。我们必须尽力通过个人的调查来确定这些问题。圣厄斯塔什的事件必须得重新调查。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怀疑；但是让我们系统地来追查一下。我们得毫无疑问地弄清楚那份关于他在星期天的活动的书面陈述是确凿的。此类的书面陈述很容易干扰人的视线。不过，假如它内容属实的话，我们就不必对圣厄斯塔什进行调查了。然而，如果他的书面陈述是谎言的话，那么，他那令人怀疑的自杀事件要没有这样的谎言，就不会是无法解释的事实，因此我们无需偏离常规分析的思路。

“对于此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不考虑这场悲剧的内在因素，而是将精力集中到它的外部联系上。在这样的调查中，只局限于对直接因素进行探询，完全不考虑间接或次要的因素的做法并不是不常见的错误。把证据和论述限制在表面上相关的事物中也是法庭的玩忽职守。但是经验表明，而且真实的哲学也始终证明，大量的，也许是绝大部分的真理是从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得到的。即使不是恰好通过这一原则的字面意义，也是通过这一原则的实质，现代科学才决心对无法预料的事物进行推算。但是也许你不理解我。人类知识的历史已经持续不断地显示出，在间接的或是偶然的、意外的事件中，我们能获得最大量的和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最终，在对任何发展的预期展望中，有必要不仅大量地，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接受那些从偶然性中，并且从大大出乎了人们正常的期待中得到的创造。把一件事物将会是什么建立在现在是什么基础之上的作法不再具有哲学性了。偶然性被接受成为事物基础的一部分，我们要完全考虑或然性，并使意外和无法想象的因素归属进学校的数学公式中去。

“我要重申绝大部分的真理是从间接因素中获得的这一个事实；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只有依照这个原理的实质，我才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将调查从被无数人尝试过的、至今没有结果的对事件本身进行的论述转向当前与此有关的详细情况中。当你确定了那书面陈述的可信度后，我将比你迄今所做的要更总体一些地审查那些报纸。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对调查情况进行了勘察；但是，事实上，如果对公众报刊进行了一次如我所建议的那种综合性调查后，还是获得不了一些细节性的、对调查能起到具有指导性作用的信息的话，就很奇怪了。”

我按照杜潘的建议，对书面陈述一事作了细致的核实。结果是，我非常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以及圣厄斯塔什先生在此事上的清白。同时，我的朋友也以一种在我看来似乎是琐碎而毫无目的的精密，专注并仔细地研究各类报纸文件。在一周快结束时，他将以下的摘录放在了我的面前：

“大约三年半以前，一次与目前案件非常相似的骚乱事件发生了，即这同一个玛丽·罗杰从王宫底层勒布朗先生的香料店失踪了。可是，在一个星期快结束前，她又一次出现在她通常所在的柜台，除了有点不太正常的苍白外，她与平常没什么两样。据勒布朗先生和她的母亲说，她只是去拜访了乡下的某个朋友；于是该事件就很快地平息了。我们可以推测，目前的失踪同样也很蹊跷，那么，在快满一周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会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晚报》，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a href="#m18">^[18]</a>

“昨天的一份晚报提到了罗杰小姐以往的一次神秘失踪。众所周知，在她从勒布朗的香料店失踪的那一周里，她是在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陪伴之下，那名男子因其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据人们猜测，一场争执使她受到上天的神助得以归返。我们已得知那名浪荡军官的姓名，他目前驻扎在巴黎，只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不能将此公开。”——《信使报》，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晨版。<a href="#m19">^[19]</a>

“前天，在本市近郊发生了一件最为残忍的暴行。黄昏时分，一名绅士，偕同他的夫人和女儿雇用六个年轻男子将他们送到对岸去 ，当时这些男子正悠闲地划着一条船在塞纳河岸边来来回回地闲荡着。在抵达对岸时，这三名乘客跨出了船，并向前走着，一直走到看不见船影的时候，女儿发现她把阳伞拉在船上了。她返回去拿伞，于是就被这群人抓住了，并且被拖到了水里，她的嘴被东西塞住了，还受到了野蛮的暴行，最后被带到岸上一个离她和父母最初下船处不远的地方。那些歹徒目前还逍遥法外，但是警察正在追踪他们，其中有人可望很快被缉拿。”——《晨报》，六月二十五日。<a href="#m20">^[20]</a>

“本报收到几封来信，其目的是要证明梅奈<a href="#m21">^[21]</a>在最近那件强奸案中有罪；但是考虑此人经审讯后已被宣判无罪，另外由于来信者的论点论据似乎热情有余深刻不足，我们认为不宜将信内容发表。”——《晨报》，六月二十八日。<a href="#m22">^[22]</a>

“本报收到几封颇具说服力的来信，这些显然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足以使我们有理由确信，不幸的玛丽·罗杰成了星期天在城市附近侵扰民众的无数流氓帮会中其中一帮人手下的牺牲品。此后，我们会尽力腾出版面来刊登此类评论。”——《晚报》，六月三十一日，星期二。<a href="#m23">^[23]</a>

“星期一，一名与税务署有联系的驳船管理员看见一条空船漂在塞纳河上。船帆被放在船舱底部。那个管理员就把船拖到了驳船管理处。次日上午，船被人取走，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知情。现在船舵还在管理处。”——《勤奋报》，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a href="#m24">^[24]</a>

读了这些不同的摘录，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不相关的，而且我没觉出它们中有哪一条会与目前的事件相关。我等着听杜潘的解释。

他说道，“我目前不想详细论述第一和第二个摘录。我之所以摘抄它们，主要是想让你明白警方的极端疏忽大意。就我从警察局长那里得知的，他们并没有从任何方面去费心地审查那个被提及的海军军官。但是要说在玛丽的两次失踪之间没有可推测的联系的话，就真的太愚蠢了。让我们假定第一次的私奔以这对恋人间的争吵以及那个被玩弄的姑娘回家而告终。那么，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把第二次私奔(如果我们知道私奔再一次发生)看成是暗示了那个负心汉的重新进攻，而并不是将其视为另一个人的求爱结果——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旧情人的‘感情弥合’而不是新人的初次求爱。十有八九，那个曾经与玛丽私奔的人会再次提议私奔，而曾被人提议私奔的她则不太可能接受另一个人提出的私奔建议。现在，请你注意一个事实，即第一次被确定的和第二次被推测的私奔的时间间隔，比我们军舰航海的正常周期要长几个月。难道她情人的第一次罪恶行径由于必须得出海而被中断，难道他赶在回来的第一时间里继续那还没有被彻底完成的卑鄙企图——或者说还没有被他彻底完成的卑鄙企图？对所有这些事，我们都一无所知。

“不过，你会说，在第二次失踪上，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私奔。当然没有——但是难道我们就会说那个落空的私奔企图也不存在？除了圣厄斯塔什，也许还有博韦，我们没有发现玛丽还有人们认识的、公开的、体面的追求者，也没听人提起过有别的什么人。那么，谁是那个秘密情人呢？那人连玛丽的亲友(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知道，但是星期天的早上玛丽去见的就是他，而且玛丽非常地信任他，以至于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起呆在鲁尔门僻静的小树林里，直到夜幕降临。设问，那个秘密情人是谁，那个至少多数亲友都不知道的人是谁？而且，罗杰夫人在玛丽离开的那个早上的奇怪预言——‘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玛丽了’意味着什么？

“但是即使我们没法想象罗杰夫人私下参与了私奔的计划，我们总可以认为玛丽是接受这个计划的吧？在离开家时，她让人们知道自己打算去拜访住在德罗梅街的姨妈，而且让圣厄斯塔什在天黑时去接她。那么，乍一看，这个事实与我的推测相矛盾——但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她确实是会见了某位男友，并和他一起过了河，直至下午三点才到达鲁尔门，这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在这样地答应陪伴那个人的决定中，(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她的母亲知道与否)她一定想到过她离开家时说过的打算，想过当未婚夫圣厄斯塔什在约定的时间去德罗梅街接她时，他会发现她并没在那里，就会在内心感到惊讶和怀疑。而且，当他忧心忡忡地回到住地时，会知道她还没回家。我认为她一定想过这些事。她一定能预见到圣厄斯塔什的懊恼，以及所有人的怀疑。她不可能想到要回去承受这种怀疑；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她没有回家的打算，那么这种怀疑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我们可以想象她是这样想的——‘我是为了私奔去见某一个人，或者我是为了其他秘密的私人目的。我很有必要不被打扰——一定得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远走高飞——我会解释说自己要去拜访德罗梅街的姨妈，并陪她呆一天——我会告诉圣厄斯塔什到傍晚再来接我——这样解释的话，我就可以有尽可能长的离家时间，而且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和焦虑，这比其他办法更能争取时间。如果我让圣厄斯塔什傍晚来接我，那之前他肯定不会来；但是如果我根本不让他来接，我用来逃离的时间反而会缩短，因为他会指望我早点回家，而我的失踪会更快地引起他的焦虑。那么，如果我根本就是打算回家的——如果我只打算和那人散散步——那么，让圣厄斯塔什来接就不是我的做法了；因为，让他来，他就准会确定我耍了他——这个事实是我本想永远不想让他知道的，我可以在离开家时不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可以天黑后才回家，可以告诉他我去拜访了德罗梅街的姨妈。但既然我的计划是永不返回了——至少要过几个星期才回来——或者是等到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才回来——争取时间才是我唯一的当务之急’。

“你已经在你的记录中注意到了，关于这个悲惨事件，最普遍的观点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姑娘被一群流氓杀害了。而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普遍观点是不能被忽视的。在这个观点自我显现出来时——当它以非常自发的形式彰显自己时——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与直觉，即有天赋之人的个人特性相类似的一种东西。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我会遵守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舆论中不能有造势的痕迹。这个观点必须完全是公众自己的；而这两者的区别往往极难看出，极难把握。在目前的案件中，我觉得这个关于一伙流氓的‘公众观点’，在被那个我所摘录的第三条报道中的那个间接事件推波助澜。整个巴黎都对发现了玛丽，这个年轻、漂亮、声名昭著的姑娘的尸体感到震动。这具被发现的尸体带着遭受暴力的痕迹，并漂浮在河里。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被推测说该姑娘被杀害的特殊时间里，或者说在那个特殊时间前后，一伙年轻的歹徒犯下了一个与死者所遭到的性质类似，尽管程度稍轻的暴行，受害者是另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出名的残暴事件会影响到公众对另一个无名事件的评判，这很令人惊奇吗？大家等着对此做出评判，而那知名的暴行似乎恰好为此提供了方法！玛丽也是在河里被发现的；而这桩已知的暴行也发生在这条河边。两场事件有很明显的联系性，而真正奇妙之处却没有被公众理解和把握。但是，实际上，这场如此犯下的暴行恰好证明了另一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案件并不是这样发生的。如果，当一伙歹徒在某个地点犯下了最前所未闻的罪行时，在相同城市的相似地点、在相同的环境下、用同样的方式和工具、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了表面看来完全相同的罪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可是，如果没有如此令人惊叹的一系列巧合，那个碰巧被造势的公众舆论要靠什么来让我们相信呢？

“在进一步探讨下去之前，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被人推测的谋杀现场，即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虽然这个树林很茂密，但是它位于公路的附近。在树林里有三四块大石头，形成了一个有靠背和凳脚的椅子状的东西。人们发现上面的石头上有一条白色的衬裙；在第二块石头上有一条丝绸围巾。人们还发现了一把阳伞、一双手套，以及一块手帕。那手帕上有‘玛丽·罗杰’的名字。衣服的碎片散布于四周的枝杈上。地面被人踩踏过，矮树丛被弄断了，这些都是剧烈挣扎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