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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长久而孜孜不倦地沉思数小时，把注意力固定在书页空白或排版的琐碎设计中；把夏日一天里的大好时光用于凝视倾斜投射于挂毯或地板上的精巧阴影之上，整夜地迷失自我，凝望着灯盏的火苗或是火焰灰烬，整日在花朵的芬芳中如梦随行，单调地重复一些普通的单词，直到那声音因频繁的重复而不再向大脑传达任何思绪，失却一切动态或实际存在的感受，依赖身体的完全静止，悠长而固执地坚持着。这些还只是在一种心力状况下所引发的最普通，伤害最小的奇想，事实上，它们并非完全无可匹敌，但肯定超出了分析或解释的范畴。
可是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那种被物质本身轻浮的本质所激发的过度、热切、病态的专注，绝不能和人类沉思默想的性格倾向、尤其是那些具有激越想象的人所沉湎其中的冥想混为一谈。它甚至不是人们所设想的那种极端状态，或是如此倾向的夸张表现，它首先并在本质意义上就是独特迥异的。举例而言，空想家——或者叫狂热者——对通常并非细小的事物感兴趣，在由此引发的大量推论和联想中不知不觉地忘却了事物本身，直到极尽奢华的白日梦的尾声，才发现那激发物——那冥想的起因——已经完全消失和被遗忘了。就我的情况来看，这激发物永远是细小的，尽管通过紊乱的幻想载体，它具有一种扭曲而虚幻的重要性。即便有，也几乎很少产生推论，而这些极少的推论还会执拗地返回作为中心的本源事物。这些沉思从不令人愉悦；而且在空想终结之际，起因非但不会消失，反而被夸张到超自然的地步，这正是我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总之正如我前面所述的，对我来说，独特运作的思维力量是意凝，而在空想家那里是思辨。
我的那些书，在这个时代看来，即使它们不是真要造成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让人在它们虚构和不合逻辑的本质中发现错乱本身的特性。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些书中有著名的意大利人科留斯·塞昆达斯·库里奥的论著《论上帝福地之辽阔》，圣·奥古斯丁<a href="#m3"><sup>[3]</sup></a>的杰作《上帝之城》，以及德尔图良的《论肉体基督》，其中那句自相矛盾的话“Mortuus est Dei filius; credibile est quia ineptum est; et sepultus resurrexit; certum est quia impossible est”<a href="#m4"><sup>[4]</sup></a>让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许多星期艰辛而徒劳的研究。
由此看来，我的理智只是被一些琐碎的事物弄得失去了平衡，它就像托勒密·赫斐斯蒂翁<a href="#m5"><sup>[5]</sup></a>所说的海边悬崖，坚定地抵抗着人类暴力的袭击，抵抗着海水和海风那狂暴的愤怒，而只会在常春花<a href="#m6"><sup>[6]</sup></a>的触摸下才瑟瑟颤抖。而且毫无疑问，虽然疏忽大意的人觉得，贝蕾妮丝不幸的疾病所导致的精神状况的改变，会提供给我很多实例，以实践我已费力解释其本质的那种强烈而反常的沉思，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虚弱状态的清醒间歇中，她的不幸确实带给我痛苦，而且，当我深深沉浸于她美好而柔弱的生命中的灾难时，我没有放弃频繁而苦苦地思索，思考着那些使奇异的巨变突然降临的奇迹般的方式。但这些思索并不带有我疾病的特性，而是在相似的情形下也可能会发生在普通大众身上的东西。与此症状相符的是，我的混乱状态是沉溺在贝蕾妮丝身上那些不太重要但却更令人惊讶的变化中——是她身形相貌异常而最最惊人的扭曲。
在她美妙绝伦的明媚岁月中，我非常确信自己从没爱过她。在我生存的怪异无常中，情感于我从不发自内心，而且我的激情总是源于大脑。在清晨的黯淡中——在正午时分森林的斑驳树影中——在夜晚书房的寂静中——她从我眼前迅速掠过，我看到她了——不是活生生的贝蕾妮丝，而是梦幻中的贝蕾妮丝；她不是人世、凡尘的生灵，而是那生灵的抽象概念；不是令人爱慕的生命，而是被分析的个体；不是爱的对象，而是最深奥却又散漫思绪之主题。此刻——此刻我在她的出现中战栗着，随着她的靠近而逐渐苍白；可是，我酸楚地哀恸着她衰竭而凄凉的状况，回忆起她长久地爱过我，于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我和她谈起了婚姻。
最终，我们的婚期即将来临。在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那种反常的风和日丽、宁静而起薄雾的日子，即被称为美丽的哈尔库俄涅的看护人<a href="#m7"><sup>[7]</sup></a>——我坐在(就像我单独思索时那样)书房的里间。但当我抬起眼睛时，看到贝蕾妮丝就站在我面前。
